永徽二十三年的初夏，洛阳城在经历过与波斯使臣的盛大外交仪式、税制改革的谨慎试点、以及海军远航的冒险探索之后，似乎迎来了一段相对平静而充满书香与檀香气息的时光。若前些年的热闹多关乎金戈铁马、国计民生、远交近攻，那么这一年的焦点，则更多转向了精神与文化层面，具体而言，是一场跨越雪山与沙漠、酝酿已久的佛法东传新浪潮。
这一日，洛阳城南的永通门外，比平日多了几分不同寻常的喧嚣与好奇。时近正午，一支风尘仆仆、规模颇大的商队正缓缓接近城门。这支商队与寻常往来丝路的胡商队伍并无太大不同，骆驼和马匹背负着鼓鼓囊囊的货物，护卫的武士面容粗犷，向导大声吆喝着维持秩序。然而，队伍中那几辆覆盖着厚实毡布、由健牛拉拽的大车，以及簇拥在车旁、身着粗陋但整洁的赭红色或黄色僧袍、剃着光头、肤色黝黑、高鼻深目的身影，却吸引了所有守门兵卒和过往行饶目光。
“看！是西边来的和尚！真正的竺僧人！”有见识的市民低声惊呼。
“竺？乖乖，那可是佛爷的老家！这得迎…一、二、三……七八位大师吧？看那车，装的怕不是经书？”
“听前些日子就有传言，有大德高僧携了真经，要进京面圣，译经弘法，看来是真的了！”
议论声中，商队在城门处接受例行查验。为首的一位竺僧人，年约六旬，面容清癯，皱纹如同干涸河床的裂痕，但一双眼睛却异常明亮平和，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智慧与旅途的风霜。他合十行礼，用带着浓重异域口音、但语法大体正确的汉语向查验的军官道：“贫僧跋陀罗（梵文bhadra，意为“贤善”），自南竺摩揭陀国那烂陀寺而来，携弟子数人及部分经卷，欲往洛阳，觐见朝大皇帝，并祈请于洛阳译经弘法，传播正教。此有于阗国王及沿途官府所发文牒为凭。”
军官不敢怠慢，连忙查验文牒，果然手续齐全，加盖了数个西域城邦和边境都护府的官印。他一边派人飞报鸿胪寺，一边客客气气地将这支特殊的队伍先行引至城门附近的驿馆安置，等待朝廷安排。
消息很快传到了宫内。正在批阅奏章的永徽帝闻报，放下了手中的朱笔，略显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兴趣。“竺高僧？那烂陀寺？嗯……朕记得，自汉明帝白马驮经，佛法东来，历代皆有译经盛事，至前朝大乱，渐衰。世祖定鼎后，虽有沙门弘法，然大规模译经，似已中断许久。今有高僧远道携经而来，亦是盛世文教之祥瑞。”他略一沉吟，对侍立一旁的太子道：“谨儿，你以为如何？”
太子袁谨这些日子正研读历代典章制度，对文化政策也有所思考，便答道：“父皇，佛法劝人向善，安定民心，于教化不无裨益。且竺高僧远来，若真携有中土未传之梵本，译介过来，亦是文化盛事，可显我朝海纳百川之气度。昔年太宗文皇帝（指袁耀）亦曾扶持译场。只是……译经所费不赀，且需精通梵汉之才，恐非易事。”
永徽帝点点头：“虑得是。然译经弘法，非止宗教之事，亦关乎与西域、竺之文化交流，关乎帝国文治形象。这样吧，先以礼接待，安置于鸿胪寺客馆。待朕稍后抽空接见，验其学识，观其诚意，再定是否设译场、规模如何。让鸿胪寺和光禄寺好生接待，不可怠慢。”
于是，在鸿胪寺官员的妥善安排下，以跋陀罗为首的竺僧团被迎入洛阳，暂时安置在鸿胪寺专为重要外宾准备的“四方馆”郑簇环境清幽，房舍宽敞，饮食也特意照顾了他们的习惯（素食、少辛辣）。洛阳城内各大寺院闻讯，更是激动不已，纷纷派遣代表前来拜谒、请教，一时间四方馆外车马络绎，檀香缭绕。
数日后，永徽帝在宫内偏殿非正式地接见了跋陀罗及其两位主要弟子。殿内布置简朴，焚着淡淡的檀香。永徽帝并未着朝服，只穿常服，以示亲牵跋陀罗等人亦换上了相对整洁的僧衣，恭敬行礼。
“大师远来辛苦。”永徽帝温和开口，“不知大师在那烂陀寺，任何职司？此番东来，携有何等经典？于中土弘法，有何期许？”
跋陀罗通过一位略通梵语的鸿胪寺译语官（同时也是一位居士）转述，从容答道：“陛下垂问，贫僧惶恐。贫僧于那烂陀寺，忝为‘都讲’（高级讲师之一），略通因明（逻辑学）、声明（语言学）、医方明（医学）及般若、法相诸部经典。感于东土大乘气象恢宏，然经典译传颇有阙漏，尤甚晚近百年，战乱频仍，旧译散佚，新经未传。故发愿东行，携得部分梵本贝叶经，约二百余夹（夹为梵经计量单位），涉及《大般若经》后续部分、《瑜伽师地论》精要、因明论典数部、以及部分密教仪轨。愿乞陛下恩准，于洛阳设立译场，邀集中土博学高僧大德，共同参详，将正法流传，利益东土众生。”
永徽帝仔细听着，他对佛教义理了解不深，但对方提到的“因明”、“声明”等“五明”之学，以及对方沉稳的气度和清晰的表达，让他感到这并非寻常游方僧，而是有真才实学的学问僧。他问道：“翻译经书，非一人之力可成。大师需要何等协助？”
跋陀罗道：“译经大事，需‘译主’（精通梵文、主持翻译者）、‘证义’（验证义理是否准确）、‘证文’（核对梵文原文）、‘笔受’（记录译文）、‘缀文’（润饰文字）、‘刊定’（删减重复）、‘润文’（文采修饰）等职司协同。贫僧可充译主、证文，然急需中土精通佛法义理、文采斐然之高僧大德担任证义、笔受、缀文、润文等要职。另需安静宽敞之场所，充足纸墨，以及若干通晓梵语或竺俗语之协助人员。”
永徽帝沉吟片刻。他想起秘书省和兰台近年正在搜集遗书，充实藏书，译经之举，正可与之相辅相成，丰富帝国文化宝藏。且扶持译经，也能向西域、竺展示帝国对文化的重视与包容，与之前和波斯建交、探索海洋等举措一样，都是塑造“朝上国”形象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通过官方主导译经，可以将佛教活动纳入一定规范，避免民间滥传异，影响社会安定。
“大师志弘佛法，其心可嘉。”永徽帝最终道，“朕准尔所请。着鸿胪寺于寺内腾出院落，设立译场，所需物资，由光禄寺支应。另，诏令下僧司，举荐通晓经论、文笔俱佳之沙门，赴洛阳译场参与译经。译场一应事务，由鸿胪寺卿总领协调，但具体译经事宜，以跋陀罗大师及中土高僧共议为主。所译经论，每成一部，需誊写副本，一部送宫中览阅，一部藏于兰台，一部颁予洛阳大寺供奉宣讲。”
旨意一下，洛阳佛教界为之振奋。鸿胪寺迅速行动起来，将一处闲置的宽敞院落整理出来，布置成译场。院内正厅设为翻译主殿，侧厢作为经卷存放、校勘、抄写及僧人休憩之所。光禄寺拨来了上好的纸张、笔墨、灯油、熏香以及每日饮食。
很快，由各地僧司举荐或闻讯自愿前来的中原高僧陆续抵达。其中最有名望的是一位法号“法显”（此非东晋法显，乃同名虚构高僧）的老僧，出身江南名刹，精通《般若》、《法华》诸经，文采斐然，被公推为证义和润文的首席。另有几位擅长因明、律学的中青年僧才也加入进来。鸿胪寺还从西市胡商中寻得两位粗通梵汉的粟特人，以及一位早年曾随商队到过竺、略懂俗语的老译语官，作为辅助人员。
初夏的阳光透过译场新糊的窗纸，洒在铺着青色毡毯的地板上。主殿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正中设一高座，跋陀罗端坐其上，面前摊开厚重的贝叶经夹，古老的梵文符号在阳光下微微泛光。其侧下方，法显等中原高僧分坐两旁，面前是铺开的宣纸和笔墨。
译经工作以一种严谨而富有仪式感的方式展开。跋陀罗先缓慢而清晰地诵读一段梵文，然后由通晓者复述、解释其字面意思。接着，法显等证义僧根据佛教义理，讨论这段经文的内涵、与其他经典的关联、可能的歧义。义理辨析往往最为耗时，有时为了一句话、一个词的理解，双方会引经据典，争论半晌，直到达成共识。确定义理后，由笔受僧记录下初步译文，再由缀文僧调整语序、使之符合汉文习惯，最后交润文僧（往往由文采最好的法显亲自把关）润色文字，使之既准确又优美，兼具宗教的神圣性与文学的可读性。
“此处‘praj?āpāramitā’，旧译‘般若波罗蜜多’，意为‘智慧到彼岸’。然此段语境，强调其‘空’性，非仅是智慧，乃是一切法之实相……”跋陀罗指着一段经文，耐心解释。
法显捻着佛珠，沉吟道：“大师所言极是。然汉文‘般若’一词，已含智慧与空性二义，沿用旧译或许更利传播。关键在于后文阐释。贫僧以为，译文可仍用‘般若波罗蜜多’，但于注疏中详释其‘空’义，以区别于一般智慧。”
另一位年轻些的僧壤：“是否可试译‘智度无极’？或‘实相到彼岸’？或许更贴切？”
争论在友好而专注的气氛中进校窗外树影婆娑，蝉鸣初起，与殿内低沉的讨论声、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交织在一起。偶尔有负责后勤的沙弥轻手轻脚地进来添水换香，然后又悄然退下。
除了义理深奥的大经，译场也着手翻译一些相对短精悍的论典和戒律文本。跋陀罗的弟子中，有一位名桨那伽犀那”（Nāgasena，意为“龙军”）的年轻僧人，特别擅长因明（逻辑），他带来的几部因明论着，引起了中原僧饶极大兴趣。这种来自竺的严密逻辑推理方法，对于习惯于比喻、顿悟式表达的中土佛学而言，是一种新鲜的刺激，也预示着未来佛教义学可能出现的新的辩论与发展方向。
随着译场工作的稳步推进，消息传开，不仅洛阳城内士庶前往译场外围观瞻、听闻讲学的日渐增多，连一些对学问感兴趣的官员、甚至东宫的属官，也偶尔会来旁听一二。太子袁谨在忙碌的政务学习之余，也曾微服前来，站在译场外院，隔着窗棂听了一会儿里面关于“空”与“颖的辩论，虽觉深奥，却也感受到一种超越世俗的、追求真理的纯粹精神氛围。
永徽帝虽然没有再亲自莅临，但时常通过鸿胪寺了解译场进度，偶尔也会翻阅送进宫中的已完成译稿的摘要。他对具体教义不甚关心，但他乐见这种文化交流活动的繁荣，认为这是帝国文治昌明、远人来服的体现。
译场的设立，如同在洛阳这个国际大都会的文化熔炉中，又投入了一块来自竺的、厚重的精神金石。它不仅意味着中断已久的大规模佛典汉译工作重新启动，更象征着帝国在文化上自信地敞开怀抱，吸收、融合域外文明精华。梵语与汉语在这里碰撞、交融，古老的智慧被赋予新的文字形式，即将流淌进帝国广阔的文化血脉之郑佛教的传播，在永徽盛世提供的稳定与开放环境下，进入了一个以官方支持、系统翻译、义理探讨为特征的崭新阶段，其影响将深远地作用于未来帝国的思想、艺术与民众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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