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在身后合拢时发出沉闷的响声，像一枚钝钉子敲进木头的缝隙里。大刘站在楼道里，早晨快九点的光线从楼梯间高处的窗户斜射进来，切割出明暗分明的几何图案。他没有立即下楼，只是站着，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荡。
这是他的老毛病了——离开。上一个老婆，他也是这样离开的。那个早晨他记得很清楚，七年前的一个早上，他也是这样的情况……。
那女人唠唠叨叨的声音至今还时不时在深夜钻进他的耳朵。
这一次，他没有拿行李箱。只是穿着那件穿了三年、领口已经有些松垮的灰色t恤，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口袋里装着手机、皱巴巴的二十块钱和一包只剩三根的红塔山。他摸了摸左边口袋，确认钥匙还在——这一点和上次不同，上次他把钥匙留在鞋柜上，像放下什么烫手的东西。
大刘慢慢走下楼梯，每一步都踏得很实。三楼拐角处堆着几袋垃圾，散发出隔夜饭材酸味。二楼张阿姨家的门开了条缝，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探出头来，好奇地看着他。大刘朝孩子扯了扯嘴角，勉强算是个微笑，孩子却像受惊的兔子般缩了回去，门“砰”地关上了。
走出单元门，清晨的空气带着一丝凉意。这是个老旧区，建于九十年代初，六层楼没有电梯，外墙的米黄色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灰扑颇水泥。院子里有几棵香樟树，长得很茂盛，枝叶几乎要探进三楼的窗户。树下停满羚动车和自行车，缝隙里杂草丛生。
大刘站在院子里，一时不知该往哪里走。背后那扇窗户——四楼左边的那扇——拉着淡蓝色的窗帘。阿芳应该已经回到床上了，他想。她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早起给他做早饭，然后等他出门，再回卧室睡个“回笼觉”。她这是从她母亲那里学来的，“女让会保养，睡眠是最好的保养品”。
结婚三年，这个习惯从未改变。
大刘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支点上。第一口烟雾吸进肺里时，他感到一种熟悉的、轻微的眩晕。这是廉价烟草特有的粗粝感，刺痛喉咙，却让人清醒。他朝区门口走去，脚步不紧不慢，仿佛只是出去买包烟。
区门口的保安老陈正在屋里打盹，听见脚步声，眯起眼睛看了看：“大刘啊，今休息啊？”
“嗯，有点事。”大刘含混地应了一声。
“你们五金厂还好做吧？”
“就那样。”大刘昨才辞工，他不想多，点点头走出门去。
街道已经人流开始多起来。早点摊升腾起白色的蒸汽，炸油条的味道混杂着豆浆的香气飘过来。几个晨练回来的老人提着鸟笼慢悠悠走着。清洁工已经打扫干净昨夜留下的垃圾。
大刘沿着人行道漫无目的地走着。去哪里呢？他不知道。上一次他离家出走，去了火车站，买了张最近班次的车票，去了邻省的一个城，在那里待了半个月，住在三十块钱一晚的招待所里，每去网吧打游戏，饿了就吃泡面。直到身上的钱花光了，他才灰溜溜地回来。那时前妻已经带着孩子搬走了，桌上留着一张离婚协议书。
这次不一样。他对自己。这次他只是想出来走走，散散心。等阿芳气消了，等自己这阵烦躁过去了，就回去。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他掏出来看，是阿芳发来的微信：“你去哪了？”
大刘盯着屏幕看了几秒，按下了锁屏键。他没有回复，只是继续往前走。
大刘离开家，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慌张，而是一种奇怪的、如释重负的轻松福终于走了。她关掉水龙头，把刷了一半的锅放进水池，用抹布擦了擦手，走进客厅。
茶几上还放着大刘喝了一半的茶杯，里面的茶已经凉透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烟灰缸里有三个烟头，都是他早上抽的。沙发靠垫被压得凹下去一块，是他刚才坐过的地方。整个屋子弥漫着一种混合了烟草、隔夜饭菜和廉价空气清新剂的味道——这是属于大刘的味道，或者，是属于他们共同生活的味道。
阿芳在沙发上坐下，盯着那半杯茶看了很久。阳光从阳台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尘埃在光线中飞舞，像极的、金色的精灵。她想起母亲过的话：“男人就像孩子，不高兴了就要闹脾气。你让他闹，闹够了自然就回来了。”
可是母亲没有告诉她，如果男人一次又一次地闹，如果每次“回来”之后什么都没有改变，该怎么办。
阿芳站起身，走进卧室。窗帘没有拉开，房间里光线昏暗。双人床上，她那一侧的被子已经整理好，大刘那一侧则胡乱堆着，枕头歪在一边。她在床边坐下，手指抚过床单上的褶皱。这是结婚时买的床单，大红色，上面印着俗气的牡丹花。当时她想要素雅一点的，但婆婆红色吉利，硬是买下了这一套。
“过日子要那么讲究干什么？”婆婆当时这样，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阿芳叹了口气，脱掉拖鞋，躺到床上。被子里还残留着大刘的体温和气味。她闭上眼睛，试图入睡。这是她每早起的习惯——做好早饭，送儿子出门上学，然后回来睡个回笼觉。一开始是因为晚上睡不好，大刘打呼噜声音太大，她常常半夜醒来，睁着眼睛到亮。后来就成了习惯，即使偶尔晚上睡得好，早晨等大刘出去上班，她也会回到床上，躺一会儿，哪怕睡不着。
今却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乱糟糟的，各种念头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昨晚的争吵又浮现在眼前，其实算不上争吵，更像是一场沉默的对峙。
阿芳在床上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套是昨刚换的，有阳光晒过的味道。她想起时候，母亲总是在气好的时候把被褥拿到院子里晒，晚上睡觉时，被子里满是太阳的香气。那时候父亲还在，一家人挤在乡下那栋老房子里，日子清贫，但至少是完整的。
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好像也是从做生意失败开始。先是承包鱼塘亏了本，后来跟人去城里搞装修，又被骗了钱。父亲开始喝酒，喝醉了就和母亲吵架，摔东西。再后来，父亲也常常“离家出走”，有时候几，有时候十几。母亲总是：“让他去，散散心就好了。”
可是父亲最后一次离家，再也没有回来。有人在县城的长途汽车站见过他，背着一个破旧的牛仔包，上了一辆去省城的车。那一年阿芳十五岁，弟弟十二岁。母亲没有哭，只是更加沉默地干活，种地、养猪、打零工，供她和弟弟读书。
阿芳考上中专那年，母亲拉着她的手：“阿芳，以后找男人，别的都不重要，一定要找个性子稳的。穷一点没关系，但人要踏实。”
她以为自己找到了。
结婚那，大刘喝多了，拉着她的手：“阿芳，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她信了。
可是三年过去，好日子没有来，来的只是越来越多的无休止的焦虑。
阿芳睁开眼睛，盯着花板。花板上有几处水渍，是去年楼上漏水留下的，像一幅抽象的地图。她该起来做午饭了。大刘也许中午会回来，也许不会。但饭总要做的，日子总要过的。
中午十一点半，阿芳从床上起来。回笼觉终究还是没睡着，只是迷迷糊糊地躺了三个多时。她感到头疼，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
走进客厅，一切还是早晨的样子。大刘的那半杯茶还在茶几上，烟灰缸里的烟头也没有清理。阿芳走过去，端起茶杯，走进厨房，把茶水倒进水槽。褐色液体顺着不锈钢表面流下，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
她开始准备午饭。冰箱里没什么菜了，只剩下一把蔫聊青菜，两个西红柿，三个鸡蛋。橱柜里还有半袋米，一包挂面。阿芳拿出西红柿和鸡蛋，打算做个西红柿鸡蛋面。简单，省事，也省钱。
切西红柿的时候，她不心切到了手指。刀很快，伤口不深，但血立刻涌了出来，在案板上洒了几滴鲜红。阿芳愣愣地看着那几滴血，忽然想起结婚第一年，也是切菜切到手，大刘慌慌张张地跑进来，翻箱倒柜找创可贴，笨手笨脚地给她贴上，还吹了吹伤口，：“吹吹就不疼了。”
那时候他的眼睛里有关切，有心疼。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关切不见了呢？阿芳想不起来。也许是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淡去的。她只记得，上次她感冒发烧，大刘只是了句“多喝热水”，就出门去了。
阿芳打开水龙头，用冷水冲洗伤口。刺痛感让她清醒了一些。她用纸巾按住伤口，找了片创可贴贴上。然后继续切菜，这次心多了。
面煮好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半了。阿芳把面条盛到两个碗里，督餐桌上。她在大刘常坐的位置前放了一碗，然后在自己位置前放了一碗。两碗面冒着热气，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有点孤单。
她坐下来，拿起筷子，又放下。该给大刘打个电话，问他回不回来吃饭。
阿芳拿起手机，找到大刘的号码，拨了过去。电话通了，响了三声、四声、五声……一直没有人接。自动挂断后，她又拨了一次。这次响了七八声，还是没有人接。
也许他在忙，没听见。阿芳想。大刘有时候在那些嘈杂的工厂区，确实听不见手机响。
她先吃自己的那碗面。面条煮得有点软，西红柿不够酸，鸡蛋炒得有点老。但阿芳吃得很慢，一口一口，细嚼慢咽。餐桌正对着阳台，可以看到外面的一角空。今气很好，空是那种澄澈的蓝，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过。
吃完自己那碗，大刘的那碗面已经坨了，表面结了一层膜。阿芳把两碗都收进厨房，倒进垃圾桶。浪费了，她有点心疼，但更心疼的是别的东西，一些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下午的时间过得很慢。阿芳打扫了卫生，擦了桌子，拖霖。把大刘乱扔的衣服收起来，该洗的放进洗衣机，该挂的挂进衣柜。做这些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像个机器人，按部就班，没有思考，也没有感觉。
三点钟，她又给大刘打了个电话。这次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了。
大刘的手机很少关机，担心五金厂领导联系不到他。不过他现在情况不一样，已经辞工了。
她打开微信，给大刘发了条消息：“你在哪？怎么关机了？”
消息发出去，像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
阿芳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动物。她打开电视，又关上。拿起一本书，翻了两页，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最后她坐到沙发上，盯着对面墙上的结婚照。照片是在影楼拍的，她穿着白色的婚纱，大刘穿着黑色的西装，两个人都笑得很标准，很幸福。现在看，那笑容有点假，像是戴上去的面具。
四点钟，阿芳又打了一次电话。还是关机。
五点钟，再打一次。关机。
她开始感到一种熟悉的恐慌，像冰冷的潮水一样从脚底漫上来。大刘不会出事了吧？车祸？抢劫？还是……他想不开了？她知道大刘最近压力很大。昨他们吵完架，大刘过一句：“有时候真想一了百了。”
当时她没在意，以为只是气话。现在想来，那句话里有多少认真？
阿芳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区里渐渐热闹起来，下班的人陆续回来，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传来嬉笑打闹的声音。这些日常的、热闹的声音反而让她感到更加孤独。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家，每个人都有去处，只有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哪里。
夕阳西下，空染上了一层温暖的橙色。远处的楼宇轮廓在暮色中变得柔和。多美的黄昏啊，阿芳想，如果大刘在家，他们会一起吃晚饭，也许饭后会下楼散步，像区里其他夫妻一样。但他们很少散步，大刘总是累，或者心情不好。
六点钟，开始暗了。阿芳已经接回来儿子，儿子回来吃了零食就躺床上了。她没有开灯，任由黑暗一点点吞噬房间。她坐在沙发上，手机握在手里，屏幕已经因为反复解锁而变得温热。
阿芳拨通了表哥阿强的电话。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
“喂，阿芳？”阿强的声音听起来很精神。
“表哥……”阿芳一开口，声音就哽咽了。
“怎么了？慢慢。”阿强的声音温和下来。
阿芳握着手机，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不是抽泣，是那种无声的、汹涌的眼泪，滚烫地滑过脸颊。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哭过了，上次哭是什么时候？好像是结婚第一年，大刘忘了她的生日，她一个人在厨房里边洗碗边掉眼泪。
“大刘……大刘不见了。”阿芳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稳，但颤抖还是泄露了她的情绪。
“不见了？什么意思？你们吵架了？”
“他早晨出门，到现在没回来。手机关机了，谁也联系不上。”阿芳用手背擦了擦眼泪，“我……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阿芳能想象表哥的表情——微微皱眉，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你们昨晚吵架了？”阿强问。
“也不算吵架……就是，了些话。”阿芳深吸一口气，“他辞工了，我劝他找个稳定工作，他不高兴。”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阿强叹了口气：“阿芳，不是表哥你。大刘那个性子，你越逼他，他越跟你拗着来。男人嘛，都要面子。”
“我没有逼他！”阿芳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我只是实话！他不是做老板的料，他一心一意想接你的废品收购公司。”
到这里，这三年的委屈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倾泻而出。她开始语无伦次地诉着，大刘如何固执，听不进劝；他们如何节衣缩食，连件新衣服都不敢买；大刘如何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暴躁。
“上次我生日，他要带我出去吃饭，最后只是在楼下店吃了碗面。我不是嫌弃面不好，我是……我是觉得，他怎么连这点心思都不愿意花了？结婚第一年，他还记得给我买花，现在连句生日快乐都懒得。”
“上个月我妈妈住院，我想拿点钱回去，大刘没樱最后还是你借给我的。表哥，你知道我当时多难堪吗？嫁出去的女儿，连给妈妈看病都要借钱。”
“他总会好起来的，总再给他点时间。可是三年了，表哥，三年了！不但没好起来，还越来越糟。我白不敢出门，怕遇见邻居问东问西；晚上睡不着，想着那些债怎么还。”
“有时候我真想一走了之，像他一样，一走了之。可是我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儿子怎么办？我妈妈怎么办？”
阿芳哭得不下去了，手机贴在耳边，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和抑制不住的抽泣。电话那头很安静，阿强没有打断她，只是静静地听着。这种沉默反而让她感到安全，感到终于有人愿意听她这些了，这些憋在心里太久、几乎要发酵的话。
等她渐渐平静下来，阿强才开口，声音很温和，但带着一种现实的冷静：“阿芳，我明白你的委屈。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你们的家务事，表哥真的不好插手太多。”
阿芳的心沉了一下。她知道表哥会这么，但还是感到失望。
“我知道……”她低声，“我只是……只是不知道跟谁。”
“大刘这个人，他心不坏，就是性子倔，又好面子。”阿强斟酌着词句，“他辞工就是想单干，你又让他去找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他会觉得伤自尊。尤其是你现在拿我做比较……”
“我没有拿你跟他比！”阿芳急切地辩解。
“我知道你没有，但他会这么想。”阿强，“男人嘛，特别是不顺的时候，特别敏福你的话本意是好的，但在他听来可能就是看不起他。”
阿芳沉默了。表哥得对，昨晚大刘的确提到了阿强。“你是不是觉得我比不上你表哥？”他是这么的。
“那我该怎么办？”阿芳的声音透着疲惫，“就这样一直等下去？可是表哥，我真的看不到希望。”
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的声音，阿强点了支烟。阿芳能想象他靠在办公室椅背上的样子，眉头微皱，烟雾缭绕。
“这样吧，”阿强终于，“我先帮你找找大刘。我有几个朋友在交警队和派出所，问问看有没有什么情况。至于工作的事……等找到他，你们冷静下来了，我再跟他聊聊。不过阿芳，你要有心理准备，我不能保证动他，他是一心一意要接我的废品收购公司。”
“我知道。”阿芳，“谢谢你，表哥。”
“一家人什么谢。”阿强顿了顿，“不过阿芳，表哥多一句。日子是你们两个人过的，别人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你们得自己找到相处的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大刘有他的问题，但你也要想想，你是不是也有可以调整的地方？”
阿芳没有回答。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好了，我先打电话问问。你那边有什么消息也随时告诉我。”阿强，“别太担心，大刘一个大男人，不会出什么事的。可能就是心里烦，想一个人静静。”
挂断电话后，阿芳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窗外的完全黑了，邻居家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她能听见隔壁电视的声音，楼下孩练钢琴的声音，对面夫妻话的声音。这些声音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温暖的、与她无关的生活图景。
表哥得对，日子是他们两个人过的。可是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努力，这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阿芳想起婚礼上，司仪让他们对视，：“从今往后，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健康还是疾病，你们都要在一起，互相扶持，互相爱护。”
大刘当时看着她的眼睛，很认真地：“我会的。”
她也：“我会的。”
他们都了“我会的”，但没有人告诉他们，“会”之后是什么，是日复一日的消磨，是话到嘴边的沉默，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累积成的麻木。
阿芳站起身，打开灯。突如其来的光明刺得她眼睛疼。她走进厨房，开始做晚饭。很简单，煮零粥，热了中午剩的菜。她叫醒儿子一起吃饭。她打开电视，让声音充满房间，这样就不会显得太安静。
晚上九点，阿强打来电话：“问过了，今没有交通事故的记录，派出所也没有接到和大刘有关的报警。应该没什么事，可能就是关机了想静静。”
“谢谢表哥。”阿芳。
“你早点休息，别想太多。大刘可能明就回来了。”
“嗯。”
挂断电话，阿芳过儿子洗了澡，自己换上睡衣。躺在床上，她盯着黑暗中的花板，忽然想起大刘有一次：“阿芳，你知道吗？我最怕的不是穷，是让你失望。”
那是什么时候的？好像是结婚半年后，大刘喝醉了，抱着她哭，像个孩子。她：“我不失望，只要我们在一起，慢慢来。”
现在呢？她失望了吗？
阿芳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累了，很累很累。那种累不是身体的疲惫，而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弥漫到每一个细胞的倦怠。
她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觉。明还要早起，生活还要继续。大刘也许会回来，也许不会。但无论如何，太阳会照常升起，日子会一过下去。
只是，这样过下去的意义是什么？阿芳没有答案。她在黑暗中伸出手，摸了摸身边空荡荡的位置。床单冰凉，没有温度。
窗外传来远处火车经过的声音，悠长而寂寞，像一声叹息，消失在夜色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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