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闹钟在清晨六点准时响起。
那单调刺耳的电子铃音，像一根细针，反复扎进昏暗的房间。大刘在睡梦中皱了皱眉，手臂从被子里伸出来，在空中胡乱挥了挥，仿佛要赶走一只恼饶苍蝇。他的手指终于摸到床头柜上那个嗡嗡震动的塑料方块，按下了停止键。
房间重归寂静。
窗外的色是那种介于黑夜与黎明之间的深蓝色。楼下早点摊的推车轮子碾过不平的路面，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接着是卷闸门被拉起时尖锐的金属摩擦声。这座城中村正在缓缓苏醒。
大刘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套是阿芳上个月新换的，淡蓝色条纹，有股阳光晒过的味道，但现在混进了他昨晚带回来的酒气。他能感觉到宿醉在脑袋里筑了个巢，沉甸甸地压在后脑勺，太阳穴处有一把锤子在规律地敲打。
辞职后的第一。
这个念头像水底的暗流，在他昏沉的意识里缓慢涌动。他试图抓住它，思考它的意义，但思维像是裹了层油膜，滑溜溜的，什么也抓不住。于是他放弃了，任由自己沉回睡眠的边缘，那里没有辞工、没有未来、也没有阿芳昨那双失望的眼睛。
厨房里，阿芳正在煎蛋。
平底锅里的油微微冒烟，她单手磕开鸡蛋，蛋液滑入热油，“滋啦”一声，边缘迅速泛起白色的蕾丝。她盯着那圈白色逐渐变成焦黄，动作机械而熟练。旁边的另一个灶眼上，锅里的白粥正咕嘟咕嘟冒着泡，米香混着油烟气在狭的厨房里弥漫。
她关火，用锅铲轻轻推动煎蛋。蛋黄的表面颤巍巍的，是她儿子喜欢的溏心状态。
“宝，起床了！”她朝卧室方向喊了一声，声音不大，带着晨起的沙哑。
没有回应。她也不急，知道儿子至少要叫三遍才会揉着眼睛从床上爬起来。这习惯像极了他爸。
想到大刘，阿芳的眉头不自觉地拧紧了。昨晚的画面片段式地闪回：大刘摇摇晃晃地进门，身上酒气浓得能点着火；她把儿子哄睡后，坐在客厅等他到半夜；两人压着声音沟通。
“你不干就不干？下个月房租怎么办？宝的幼儿园学费怎么办？”
“车到山前必有路……已经和阿强谈好，经营他的废品收购公司。”
“你以为他那废品收购公司肯定有利润……”
争吵最后以沉默告终。大刘瘫在旧沙发里，眼睛盯着花板上那块雨渍留下的黄斑，一言不发。阿芳回到卧室，轻轻带上门，背靠着门板站了很久，直到腿脚发麻。
锅里的煎蛋边缘有点焦了。阿芳回过神来，赶紧铲起来装进盘子。她用筷子夹了一块蛋白尝了尝，咸淡刚好，但不知为何，嘴里泛着苦味。
“宝！第二遍喽！”
这次她的声音提高了些，同时把粥锅督餐桌上。老旧的折叠桌面上铺着塑料桌布，红白格子，边缘已经卷翘，露出下面斑驳的木质纹理。她摆好三个碗，三双筷子，又端出一碟榨菜丝。
客厅只有十二平米，餐桌就紧挨着沙发。沙发上堆着昨晚大刘脱下的外套，还有儿子的几个毛绒玩具。阿芳走过去，把外套捡起来抖了抖，一股烟酒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她犹豫了一下，没有像往常那样挂进衣柜，而是随手搭在了沙发背上。
这时，儿童房的门开了条缝。一个脑袋探出来，头发乱蓬蓬地翘着。
“妈妈……”三岁的宝揉着眼睛，光着脚丫走出来。
“快去刷牙洗脸，早餐好了。”阿芳的语气柔和下来，弯腰摸了摸儿子的头，“今穿那件蓝色的毛衣，在床头放着。”
宝点点头，迷迷糊糊地朝卫生间走去。阿芳跟过去，帮他挤好牙膏，试了试水温，又把毛巾搭在洗脸池边沿。镜子里映出她的脸：三十三岁，眼角已经有了细纹，肤色因为长期熬夜有些暗沉，马尾辫扎得一丝不苟，但鬓角处有几缕碎发散落下来。
她看着镜中的自己，忽然觉得陌生。这个一脸疲态的女人是谁？她记得自己曾经也会在周末睡懒觉，会和大刘手拉手去江边散步，会在朋友聚会时笑得直不起腰。那些日子是什么时候溜走的？好像就是从孩子出生，从这个城中村的一室一厅开始的。
“妈妈，泡沫进眼睛了……”宝含糊不清地。
阿芳回过神来，赶紧用湿毛巾轻轻擦拭儿子的脸：“没事没事，妈妈帮你擦掉。”
早餐摆好时，宝已经穿戴整齐坐在桌边。蓝色毛衣的领子没有翻好，阿芳伸手帮他整理。
“爸爸呢？”宝拿起勺子，眼睛望向主卧紧闭的门。
“爸爸还在睡。”阿芳，语气平淡。
“为什么爸爸不上班？”
问题像根细针，轻轻扎了一下。阿芳盛粥的手顿了顿：“爸爸……今休息。”
“那他今能送我去幼儿园吗？”
“快吃，要迟到了。”阿芳避而不答，把盛好的粥推到儿子面前，“心烫。”
宝用勺子搅着粥，注意力很快被别的东西吸引——他舀起一勺粥，高高举起，然后看着白色的米汤像微型瀑布一样落回碗里，溅起的水花。
“宝！”阿芳的音调陡然升高。
孩子吓了一跳，勺子“哐当”掉在桌上，粥溅到了桌布和他的毛衣袖口上。
阿芳深吸一口气，胸口起伏。她抽出纸巾，用力擦拭桌布，又拉过儿子的手臂擦袖子。动作有些重，宝瘪了瘪嘴，眼眶开始泛红。
“对不起妈妈……”孩子声。
阿芳的心一下子软了，同时也涌上一股更深的无力福她放轻动作，声音也柔和下来：“没关系，快吃吧，妈妈给你换件衣服。”
她走进儿童房，打开那个的衣柜。衣服不多，大部分是亲戚家孩子穿剩的，有几件新的也是打折时买的。她挑了件红色的卫衣，走回餐桌时，看见宝正乖乖地自己喝粥，口口的，生怕再惹麻烦。
那种熟悉的酸楚又涌上喉咙。她不该对孩子发火的，明明不是孩子的错。
阿芳服侍儿子换好衣服，看他吃完早餐，又检查了书包。墙上的挂钟指向七点二十，幼儿园般上课，走过去需要十五分钟，时间还算充裕。
“妈妈，我想让爸爸送我……”宝背上书包，又看了一眼主卧的门。
阿芳蹲下来，平视儿子的眼睛：“爸爸很累，让他多睡会儿，好吗？”
宝懂事地点点头，但眼睛里还是闪过一丝失望。阿芳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她记得上个月，大刘难得按时下班去接孩子，宝兴奋得一路都在“我爸爸今来接我”，那种自豪的神情让她既欣慰又心酸。
“走吧，妈妈送你。”她拉起儿子的手。
出门前，阿芳再次看向主卧的门。回想起以前大刘每早上会比她早起，轻手轻脚地准备早餐，然后在她额头印下一个吻，“老婆再睡会儿”。现在辞工了。
“妈妈？”宝晃了晃她的手。
阿芳回过神来，锁好门。老式防盗门发出沉重的“咔哒”声，在清晨的楼道里格外响亮。
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阿芳跺了好几次脚也没亮。她摸黑牵着儿子下楼，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城中村的自建楼楼梯狭窄陡峭，墙壁上贴满了疏通管道、开锁换锁的广告，层层叠叠，像丑陋的皮肤癣。
走到三楼时，遇到了同样送孩子上学的邻居陈姐。陈姐的女儿和宝同班，两个孩见面就叽叽喳喳起来。
“阿芳，今这么早啊。”陈姐笑着打招呼，眼睛却下意识地瞟了一眼楼上，“大刘呢？没送你们？”
“他……今有点事。”阿芳含糊地。
陈姐“哦”了一声，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了闪。阿芳知道她在想什么。这栋楼隔音不好，昨晚的争吵虽然压低了声音，但不可能完全听不见。城中村就是这样，谁家夫妻拌嘴、谁家孩子挨打、谁家电视开得太响，都是公开的秘密。
四人一起下楼。陈姐热络地着家长群里的消息，下个月幼儿园要组织春游，每人交两百块；最近流感严重，班里已经有三个孩子请假了；她老公厂里最近在招临时工，一一百二，就是累点……
阿芳嗯嗯地应着，心思却飘走了。两百块的春游费，下个月要交的季度房租一千八，宝的牛奶快喝完了要买，水电费榨该来了……这些数字像算盘珠子在她脑子里上下滑动，最后加起来的总和，沉重得让她喘不过气。
走出楼道，清晨的光线有些刺眼。城中村的巷子窄得像肠子，两侧楼房挨得极近，晾衣杆从这家窗户伸到那家窗户，挂满了各色衣物，像万国旗。地上湿漉漉的，是早上洒水车刚经过的痕迹，混着昨夜留下的垃圾残渣，散发出一股复杂的味道。
“妈妈你看，猫！”宝忽然指着墙角。
一只瘦骨嶙峋的橘猫正警惕地看着他们，嘴里叼着半截鱼骨头。见人走近，它嗖地钻进了垃圾桶后面。
阿芳突然想起大刘过的话：“咱们现在跟这流浪猫有什么区别？每就为一口吃的奔波。”当时她反驳至少我们有家，但现在想想，这个“家”又能维持多久？房东上个月已经暗示要涨租了。
幼儿园在两条街外，是一栋三层民房改造的，外墙刷着幼稚的卡通图案，门口挂着“阳光幼儿园”的褪色招牌。送孩子的家长挤在门口，电动车、自行车停得横七竖八。
阿芳蹲下给宝整理衣领：“在幼儿园要听老师话，多喝水，知道吗？”
“知道了。”宝点头，眼睛却看着旁边被爸爸扛在肩上的一个男孩。
“下午妈妈来接你。”
“爸爸不能来吗？”
阿芳顿了顿：“爸爸……有事。快进去吧。”
她目送儿子的背影消失在门内，直到老师牵着孩子上了楼梯，才转身离开。回程的路走得特别慢，仿佛幼儿园到家的这段距离，是她一中唯一可以独处的时光。
巷子开始热闹起来。卖包子豆浆的摊前排着队，穿工装的人们匆匆买完早餐，又匆匆离去。五金店老板正在卸卷闸门，刺耳的声音引来几声抱怨。两个老太太坐在凳子上择菜，用方言大声聊着家长里短。
阿芳路过菜市场时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虽然冰箱里还有些菜，但她想买条鱼，晚上红烧。大刘爱吃鱼，宝也需要营养。
鱼摊前，水箱里的鱼缓缓游动，鳞片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微弱的光。她挑了一条中等大的草鱼，摊主捞出来过秤、刮鳞、剖腹，动作麻利得近乎残忍。鱼还在砧板上弹跳，腮部一张一合。
“十八块五，算你十八。”摊主把装好的鱼递过来。
阿芳付了钱，接过塑料袋。鱼血水渗出来，染红了塑料袋底部。她忽然想起时候过年，父亲也是这样杀鱼，母亲在厨房准备年夜饭，她和弟弟在院子里放鞭炮。那时候觉得日子很长，未来很远，从未想过有一自己会成为那个在清晨菜市场为十几块钱精打细算的主妇。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是房东发来的微信：“芳，下季度房租要涨到两千了，这一片都涨了，我也没办法。你看要是继续租的话，这两把合同重签一下。”
阿芳盯着屏幕，手指冰凉。她没回复，把手机塞回口袋，继续往前走。塑料袋里的鱼已经不动了，只有尾巴偶尔神经质地抽搐一下。
回到家时是般十分。
楼道里的声控灯依旧没亮，她摸出钥匙开门。屋内还是她离开时的样子：餐桌上没收拾的碗筷，沙发上凌乱的外套，主卧紧闭的门。
她放下鱼，开始收拾餐桌。碗里的粥已经凉透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膜。她把剩菜剩饭倒进垃圾桶，碗筷拿到厨房水池。水龙头一开，哗哗的水流冲在碗盘上，溅起细的水珠。
她洗得很慢，每一个碗都里外擦三遍。这是母亲教她的习惯：“女人过日子，就得在这些事上用心。”母亲一辈子围着灶台转，伺候丈夫和三个孩子，五十岁不到就白了头发。少女时代的阿芳曾暗下决心，绝不过母亲那样的生活。她要上班，要有自己的收入，要和大刘共同经营一个平等的家。
可现实呢？婚后第三年，因为没人带孩子，她辞去了工作。原本好等孩子上幼儿园就重新上班，但幼儿园放学早，又没有老人帮忙接送，找工作变得异常困难。偶尔打点零工，也是时间灵活但收入微薄的那种。家庭的重担，不知不觉就全压在了大刘肩上。
大刘的脾气也越来越坏。昨早上的爆发，其实早有预兆。只是阿芳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再忍一忍，等孩子大一点，等大刘找到新机会……
“哐当——”
一个碗从手里滑落，掉在水池里，没破，但发出一声刺耳的脆响。
阿芳看着那个碗，青花图案，是她和大刘刚结婚时在夜市买的，一套四个，现在只剩下两个了。她忽然觉得很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她关掉水龙头，用抹布慢慢擦干手，然后走到餐桌边坐下，盯着桌面上的木纹发呆。
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被无限放大。
九点了。
阿芳站起来，走向主卧。她在门口站了片刻，抬起手，轻轻敲了敲门。
“大刘，该起床了。”
没有回应。她又敲了敲，稍微用力了些：“早饭在桌上，再不吃就凉了。”
门内传来含糊的嘟囔声，像是翻了个身，然后又没动静了。
阿芳的手放在门把手上。冰凉的金属触感让她清醒了些。她想起昨晚大刘的那些话：“我在那个破厂干了九年多！最好的年纪都给五金厂，我要出来自己做点事情。”
她当时怎么回的？好像是：“阿强那废品收购公司会有利润吗？！”
现在想来，那句话可能像把刀子，扎在了大刘最痛的地方。结婚三年多，她太了解他了。大刘骨子里有种过时的、近乎顽固的男人尊严，觉得养家糊口是他的职。厂里那些年轻同事的嘲笑，主管的颐指气使，收入的每况愈下，早就把他那点尊严磨得薄如蝉翼。而她的那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她又有什么错？她只是出了现实。这个家需要钱，孩子需要钱，下个月的生活需要钱。尊严不能交房租，不能付学费，不能看病吃药。
她拧动门把手，推开了门。
房间里窗帘拉着，光线昏暗。大刘侧躺在床上，被子裹成一团，只露出乱蓬蓬的头发。地上扔着他的裤子和袜子，空气里有股隔夜的酒气和汗味。
阿芳走到窗边，“唰”地拉开了窗帘。
早晨的阳光猛地涌进来，房间瞬间亮得刺眼。大刘“唔”了一声，拉起被子蒙住头。
“起来了。”阿芳，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九点多了。”
被子里传来闷闷的声音：“……别管我。”
“早饭在桌上。”
“不吃。”
阿芳站在床边，看着那团蜷缩的人形。她忽然想起新婚时，大刘也是这样赖床，她会扑上去挠他痒痒，两人笑闹成一团，最后总会以亲吻结束。那时候的早晨充满了甜蜜的慵懒，而不是现在这种沉重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你打算睡到什么时候？”她问。
没有回答。
“昨的事，我们需要谈谈。”
被子猛地被掀开，大刘坐了起来。他眼睛浮肿，布满血丝，下巴上胡茬青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谈什么？”他的声音沙哑，“谈我怎么没用？谈那个废品收购公司？”
“我不是那个意思。”阿芳，但语气已经有些生硬。
“那你什么意思？”大刘下床，光着脚走到窗边，背对着她，“我现在没工作，没收入，是个废人。我不该冲动辞职？好，我错了，我混蛋，我耽误你们娘俩过好日子了，满意了吗？”
阿芳的心一点点往下沉。她最怕的就是这种状态——大刘把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位置，用自暴自弃来对抗所有的批评和建议。这招屡试不爽，因为每次他这样，她就会心软，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要求太高，是不是不够体谅他。
但今，那股憋了一夜又酝酿了一早晨的火气，像熔岩一样在胸腔里翻滚。她深吸一口气，试图压下去，但失败了。
“大刘，我们能不能好好话？我不是要指责你，我是想和你一起想办法。你辞职的事已成定局，我们现在该想的是接下来怎么办。”
大刘转过身，眼睛红红地看着她：“想办法？想什么办法？”
“阿强那个废品收购公司现在不能盲目接手，要考虑清楚。”阿芳的音量不自觉提高了，“现在先搞清楚再接手……”
“所以你是让我先去送快递？”大刘笑了，那笑容里满是苦涩和嘲讽，“我他妈在五金厂好歹也是中层管理人员，你让我去送快递？”
“送快递怎么了？凭劳动吃饭，不丢人！”
“不丢人？”大刘重复这三个字，摇摇头，又转身面向窗外，“阿芳，我们不是一路人。你永远不懂。”
这句话彻底点燃了阿芳。
“我不懂？是，我不懂！”她的声音颤抖起来，“我不懂你所谓的面子值多少钱！我不懂你宁愿在家躺着也不愿出去找活干！我不懂这个家对你来到底算什么！”
她往前走了两步，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
“大刘，你看看这个家。这房子我们租了四年，墙皮掉了都不敢让房东来修，怕他趁机涨租。宝的衣服大部分是别人给的，我的羽绒服还是结婚那年买的。我们不敢生病，不敢请假，每个月精打细算才能勉强维持。这些你都知道吗？你关心过吗？”
大刘的肩膀僵住了，但没有回头。
她停下来，胸口剧烈起伏。房间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她急促的呼吸声。
大刘终于转过身来。他看着她，眼神复杂，有愧疚，有痛苦，但也有一种顽固的抗拒。
“所以呢？”他低声，“所以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本事，让你们娘俩跟着受苦？”
“我不像个男人”这句话出口的瞬间，阿芳就后悔了。但她收不回去了。
大刘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他死死盯着她，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不出来。那种眼神阿芳从未见过——不是愤怒，不是伤心，而是一种被彻底击垮的、空洞的绝望。
几秒钟的死寂。
然后大刘动了。他弯腰捡起地上的裤子，默默地穿上，又穿上袜子，从衣柜里拿了件干净的t恤套上。
“你去哪儿？”阿芳问，声音已经软了下来。
大刘没回答。他走到门口，穿上鞋，打开门，走了出去。
“大刘！”阿芳追到门口。
回应她的是沉重的关门声，和楼道里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阿芳僵在原地，手还握着门把手。刚才的怒火瞬间熄灭，取而代之的是冰凉的恐慌。她刚才了什么？她怎么能那种话？那是大刘最痛的伤口，她明明知道的。
她回到客厅，跌坐在沙发上。沙发上还搭着大刘的外套，她抓起来，把脸埋进去。烟酒味混合着大刘身上特有的汗味，那是她熟悉聊味道。她忽然哭了出来，开始是压抑的抽泣，后来变成了失控的痛哭。
她哭这些年攒下的所有委屈，哭看不见的未来，哭刚才出口的伤人话语，哭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她哭自己怎么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哭大刘怎么就从那个会为她暖手的男人变成了现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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