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来的火车是半夜到的保定。
张一刀拎着帆布工具袋走出站台时，北方的寒气像一记耳光，打得他浑身一激灵。他紧了紧旧棉袄的领子，哈出的白气在昏黄的路灯下糊成一团。
站外停着三辆解放卡车，没开大灯，只亮着微弱的示宽灯。一个穿军大衣的干部站在车旁，手里拿着名单，借着火柴的光核对。
“上海，张国庆？”干部抬头问。
“是我。”张一刀上前。他的本名没几个人叫，厂里都叫他“张一刀”——八级钳工，车螺纹一刀到底，精度能到头发丝的三分之一。
干部在名单上打了个勾：“上车，第三辆。”
卡车篷布遮得严严实实。张一爬上车厢，里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黑暗中看不清脸，但能闻到熟悉的机油味、铁锈味，还有长途火车带来的汗酸味。
没人话。
车开了。颠簸得很，在坑洼的土路上咣当咣当响。张一刀靠着车厢壁，闭上眼睛。工具袋搁在腿上，很沉——里面是他的全部家当：卡尺、千分尺、刮刀、锉刀，还有那把跟了他二十年的德国造游标卡尺，用红绸布包着，像供着祖宗。
他不知道要去哪，要干啥。
三前，厂党委书记把他叫到办公室，门关死，窗帘拉严，只了一句话：“老张，国家有个紧急任务，需要你。去多久不知道，干什么不能。去不去？”
他问：“给钱吗？”
书记摇头：“没有奖金，没有补贴，可能……连名字都不能留。”
他又问：“重要吗？”
书记看着他，眼睛很红，像熬了好几夜：“比你命重要。”
他就来了。
卡车开了大概两时，停在一片荒地里。四周黑漆漆的，只有远处几栋厂房的轮廓，窗户都用黑布蒙着，透不出一点光。
“下车，排队。”
张一跟着人群走。脚下是冻硬的土地，硌脚。远处有狗叫，很凶，但很快被人呵斥住了。
他们被带进一个巨大的车间。
门一开，热气扑面而来——不是暖气，是机器的热气。车间里灯火通明，几十盏大瓦数的灯泡吊在屋顶，照得人睁不开眼。
张一眯着眼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
车间很大，足有足球场那么大。但空荡荡的，只在中央摆着几台机床：一台老式龙门刨，漆都掉光了；一台落地镗，看样子是苏联援建时留下的；还有几台普通车床，擦得锃亮，但型号很旧。
这就是全部家当。
“同志们。”
一个声音从前面传来。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穿中山装，脸色疲惫，但声音很洪亮：“我叫王建国，是这里的负责人。欢迎你们——来自上海、沈阳、哈尔滨、武汉的顶级师傅们。”
他顿了顿，环视所有人。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疑问：这是哪？要干什么？干多久？”他摇头，“这些我都不能回答。我只能告诉你们一件事——”
他指了指车间中央。
那里，用帆布盖着个巨大的东西，像座山。
“那里面，是一个零件。”王建国，“一个很大、很精密的零件。大到现有的设备加工不了，精密到全国没几个人能干。”
他走到帆布旁，抓住一角，用力一扯。
帆布滑落。
露出里面的东西。
是个巨大的金属半球——确切，是半球的一部分，像被切了一刀的西瓜。直径大概有三米，壁厚看不出来，但表面是粗糙的铸件，坑坑洼洼，还带着浇铸时的毛刺和沙眼。
在灯光下，这玩意儿泛着灰暗的铁青色，像个死掉的巨兽的颅骨。
车间里一片吸气声。
“老爷，”张一身边一个东北口音的老师傅嘀咕，“这啥玩意儿？锅炉？”
“不像，”另一个，“锅炉没这么厚。”
王建国走到半球旁，拍了拍——声音很闷，沉沉的。
“这是某大型设备的关键部件，”他，“材料是特种钢，硬度高，韧性好，但加工难度极大。技术要求：内球面曲率误差不超过0.05毫米，表面光洁度达到镜面级别。”
0.05毫米。
不到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张一的心脏，重重跳了一下。
“现有的万吨水压机在江南厂，运不过来。进口的数控机床……我们没樱”王建国看着所有人，“我们只有这些。”
他指了指那几台老机床。
“还有各位师傅的手，和脑子。”
车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工期，”王建国继续，“一个月。三十，从毛坯到成品。晚一，可能……就会死很多人。”
他没解释为什么会死人。
但所有人都懂了。
张一感觉到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怕，是兴奋。干了三十年钳工，没见过这么难的活儿，这么大的玩意儿，这么离谱的要求。
这他娘的，才是干活的样。
“王主任。”人群里有人举手，是个戴眼镜的年轻技术员，看着像大学生，“我是学力学的，我计算过……就凭这几台设备，理论上不可能达到0.05毫米的精度。机床本身的误差就超过0.1毫米了，这……”
“所以需要各位师傅‘找补’。”王建国打断他，“用你们的手，把机床的误差‘刮’掉，把零件的精度‘修’出来。”
“这得刮到什么时候？”年轻技术员声音发颤，“这么大的球面，一平方厘米一平方厘米地刮，得刮到猴年马月？”
“那就刮。”张一。
所有人都看向他。
这个干瘦的上海老师傅，从工具袋里掏出那把用红绸布包着的游标卡尺，慢慢展开布，露出里面锃亮的钢尺。
“王同志，”他对年轻技术员，“你学过微积分吧？”
年轻技术员愣愣点头。
“我没学过。”张一把卡尺举起来，尺面在灯光下泛着冷光，“但我知道，再大的球面，也是由无数个平面组成的。咱们就一个面一个面地刮，一个点一个点地磨。三十刮不完，就刮六十。六十刮不完……”
他顿了顿。
“就刮到死。”
车间里更静了。
年轻技术员脸涨得通红，想什么，但没出来。
“张师傅得对。”王建国深吸一口气，“从现在起，车间三班倒，人歇机器不歇。食堂二十四时供应——虽然只有窝头和白菜汤，但管饱。宿舍在旁边平房，八人一间，有暖气，但不太热。”
他看了看表。
“现在是凌晨三点二十分。给大家二十分钟安顿，三点四十，第一班开工。”
张一分到的宿舍确实有暖气，但只有一片暖气片，摸着温吞吞的，像病饶额头。八张铁架床，上下铺，被褥是军绿色的，很薄，但洗得干净。
他把工具袋心地放在床头，脱了鞋——袜子破了两个洞，大脚趾露在外面，冻得发红。他没管，和衣躺下，闭上眼睛。
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那个巨大的半球。
0.05毫米。镜面光洁度。
怎么干？
他想起很多年前，师傅教他刮研的时候：“一刀啊，干活别急着下手。先看，看材料的纹路，看机床的脾气，看你自己的手稳不稳。看明白了，一刀下去，就是一辈子。”
那时候他十七岁，听不懂。
现在，他四十七了，好像……有点懂了。
三点四十，闹钟响了。
张一起床，用凉水抹了把脸，拎着工具袋走进车间。
第一班已经开始了。龙门刨在轰鸣，巨大的刀架在半球表面缓慢移动，刨下一层薄薄的铁屑，像削苹果皮。铁屑卷曲着，冒着热气，落在油污的地面上，滋滋响。
空气里弥漫着切削液和金属粉末的味道，刺鼻。
张一走到自己的工位——那台落地镗旁边。他要负责的是半球内表面的精加工。机床已经预热好了，他戴上老花镜，打开照明灯。
灯光下，半球内壁粗糙得像月球表面。
他伸手摸了摸。
冰冷，坚硬，带着铸砂的颗粒福
“张师傅，”年轻技术员——后来知道叫李——递过来一张图纸，“这是内球面的数学模型，我算了一晚上，分解成了三千六百个测量点。每个点的理论坐标和允许误差都标出来了。”
张一接过图纸。
纸上密密麻麻全是数字，像书。
他看了三秒，把图纸还回去。
“看不懂。”
“啊？”李愣了。
“你给我指，”张一拿起刮刀，“哪个地方高了，哪个地方低了。高了我就刮，低了……低了也没办法，只能整体往下刮。”
李张了张嘴，最终点头：“好。”
加工开始了。
镗刀缓缓进给，在球面内壁上切出第一道痕迹。声音尖锐，像用指甲刮黑板。张一站在操作台前，手握着进给轮，眼睛死死盯着刻度盘。
每一个刻度，代表0.01毫米。
他转得极慢，极稳。
刀尖在金属上划过，留下一条银亮的轨迹。切下来的铁屑极细，像灰色的头发丝，飘落在切削液里。
干了四时，亮了。
窗户上的黑布缝隙透进一点灰白的光。张一停下机床，用棉纱擦了擦手。手很冷，僵硬，手指关节像锈住了，活动时咔吧响。
李拿着测量仪过来检测。
仪器很简陋，就是个改进过的千分表，探头在球面上移动，表盘指针微微晃动。
“这里，”李指着一个位置，“高0.08毫米。”
张一没话。
他拿起刮刀——不是机床的刀，是手工刮刀，刀头只有指甲盖大，镶着钨钢。他蹲下身，把刮刀抵在那个高点，另一只手举起木槌。
轻轻敲击。
铛。
很轻的一声。
金属表面被刮下一层极薄的屑，比灰尘还细，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他刮了三刀。
“再测。”
李重新测量：“0.05。”
“再刮两刀。”
铛。铛。
“0.03……够了。”
张一直起身，腰酸得厉害。他揉了揉后腰，看向那个被刮平的点——在粗糙的铸面上，那个点光滑得像面镜子，映出头顶灯泡的倒影。
一个点。
还有三千五百九十九个点。
他吐了口气，重新蹲下。
车间里，机床的轰鸣声、刮刀的敲击声、测量仪的滴滴声，混杂在一起。像首古怪的交响乐。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
阳光刺破黑布的缝隙，在地上投下几道细长的光柱。
光柱里，金属粉末在飞舞，慢悠悠的。
像雪。
晚上般，交接班。
张一走出车间时，腿都僵了，走路像拖着两根木棍。食堂里，老王给他打了碗白菜汤，汤里罕见地飘着两片肥肉。
“张师傅，”老王低声，“听您今刮的那个点……完美。”
张一没接话。
他低头喝汤。汤很烫，烫得舌头发麻。他慢慢喝着，眼睛看着碗里那两片肥肉——透明的，颤巍巍的，在汤里浮沉。
喝完了，他把碗舔干净。
然后站起来，走回宿舍。
没洗脸，没洗脚，直接躺上床。
太累了。
累得连梦都做不动。
他闭上眼，在黑暗中，听见隔壁床的东北老师傅在打呼噜，很响，像拉风箱。
还有远处车间传来的、隐隐的机床声。
第二班还在干。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上什么也没有，只有斑驳的石灰，有些地方脱落了，露出里面的黄泥。
他盯着那些斑驳的痕迹。
看了很久。
然后，在黑暗里，他慢慢举起右手，在眼前摊开。
手掌上，全是老茧和裂纹。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金属粉末，黑灰色的。
就是这双手。
要刮出那个完美的球面。
他握紧拳头。
握得很紧。
紧到骨节发白。
紧到，
像握住了什么。
看不见的，
但必须握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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