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挂断后，楚风在客厅站了很久。
浴室的水声还在响，哗啦啦的，很有节奏。他听着那声音，脑子里却还在转着刚才电话里的那些事——石洼村、保护证人、秘密排查。像一盘散乱的珠子，需要一根线穿起来。
线在哪里呢？
他走到窗边，点了支烟。烟是“大前门”的，最近供应紧张，这盒还是方立功从自己配额里抠出来给他的。抽了一口，味道有点冲，呛得他咳了两声。
窗外，彻底亮了。
胡同里开始有人走动。推着自行车上班的，叮铃铃的铃铛声。挑着担子卖豆腐的，拖着长腔的吆喝：“豆——腐——”。还有孩子们追跑打闹的笑声，尖尖的，像刚出窝的麻雀。
很平常的一个清晨。
楚风看着，抽着烟，忽然想起今是什么日子。
周二。
香山茶馆的日子。
他把烟按灭在窗台的搪瓷缸里——缸子边上有道裂纹，烟头按上去时，裂纹边缘的釉面有点扎手。转身，走到衣架前，取下那件洗得发灰的中山装。
穿上时，他闻到了衣服上淡淡的樟脑味。
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霉味。
大概是衣柜太老了，木头受潮。他想着，等有空得找人修修。但这“有空”是什么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
香山脚下这间茶馆，很不起眼。
门脸窄窄的，招牌上的字褪色得厉害，只能勉强认出“香山”俩字。门口挂着个蓝布帘子，洗得发白，边角都磨毛了。
楚风到的时候，布帘掀开一条缝。
是茶馆老板。五十来岁，姓赵，右腿有点跛，据是抗战时落下的伤。看见楚风，他没话，只是点零头，侧身让开。
楚风走进去。
茶馆里光线很暗。窗户，糊着旧报纸，有些地方破了，补着不同颜色的纸片。几张八仙桌，凳子都是长条的，坐上去会吱呀响。
最里面那张桌子旁，已经坐了五个人。
钱教授，还有四个年轻些的研究生。桌上铺满了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公式。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个算盘——老的算盘，珠子磨得油亮，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温润的光。
算盘珠子碰撞的声音，噼里啪啦的，清脆又急促。
像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
楚风没过去打扰，在门口找了张空桌子坐下。赵老板默不作声地端来一碗茶，粗瓷碗，碗沿有个豁口。茶是茉莉花茶，碎叶子，浮着一层白色的茉莉花瓣。
他端起碗，没喝，只是暖着手。
那边桌子，争论已经开始了。
“不行不行，这个参数你再核对一遍！”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研究生，叫王，声音有点急，“我这儿算出来的扩散系数是3.72乘以十的负五次方，你怎么是3.68？”
“我是按钱先生给的公式算的……”另一个矮个子的研究生声辩解。
“公式一样，初值一样，怎么结果差这么多？”王把算盘往前一推，珠子哗啦啦乱响，“再来！重算！”
钱教授没话。
他戴着老花镜，镜片很厚，镜腿用细铁丝缠着。手里拿着支铅笔，铅笔头削得很尖，在纸上飞快地写着。写几行，停一下，抬头看看窗户外头。
窗户破洞处，能看见外面那棵老银杏。
叶子黄了，金灿灿的。有片叶子正往下落，飘飘悠悠的，像在犹豫要不要落地。
“钱先生，”一个年纪稍大些的研究生，姓李，心翼翼地问，“苏联专家留下的那份参考资料……真的不能再申请调阅一次吗？”
钱教授笔停了。
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擦得很慢，很仔细。
“申请了。”他，声音不高，“三次。答复都一样：资料已归档，暂不外借。”
“可没有那个，咱们这个临界质量估算……”李没完。
“没有，就不算了吗？”钱教授重新戴上眼镜，镜片上还有没擦干净的水渍，看东西有点模糊，“当年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时候，有什么参考资料？连个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在棚屋里，一锅一锅地炼沥青铀矿。”
他顿了顿，手指在桌上敲了敲。
笃，笃。
“咱们现在，至少还有算盘，有纸，有笔。”他，“还有这个，”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有这个。”
王声嘟囔了一句：“可算盘……算到什么时候去啊……”
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茶馆里，听得很清楚。
钱教授看了他一眼。
没生气，反而笑了笑。
“嫌慢？”他问。
王脸红了，低下头。
钱教授从桌上拿起自己的算盘。那是一把老算盘，框架是紫檀木的，珠子是牛骨的，用得久了，珠子中间被手指磨出了浅浅的凹痕。
他左手托着算盘，右手五指张开，悬在算盘上方。
然后落下。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声音快得连成一片，像除夕夜的鞭炮。珠子在他手指间飞舞，模糊成一片虚影。他的手指很瘦，关节突出，但异常灵活，每个指节都在动。
楚风远远看着。
他见过钱教授打算盘。很多次。但每次看，还是会觉得……不可思议。
那不是计算。
那是某种舞蹈。
某种用数字和节奏进行的、沉默的舞蹈。
二十秒。
也许三十秒。
声音停了。
钱教授的手指按在最后一颗珠子上，停住。他低头看了看算盘，然后报出一个数字：
“7.439乘以十的负六次方。”
他把算盘转向王。
“你验算。”
王愣愣地看着算盘上的珠子排列，又看看自己面前那张写满草稿的纸。他拿起自己的算盘，重新打。
这次很慢。
一个珠子一个珠子地拨。
嘴里声念着：“三下五除二……六上一去五进一……”
打完了。
他抬起头，脸色有点白。
“对……对的。”他声音发干，“钱先生，您……您怎么做到的？”
钱教授没回答这个问题。
他把算盘轻轻放回桌上，端起面前的茶碗。茶已经凉了，他喝了一口，皱皱眉，还是咽下去了。
“王，”他，“你老家是江西的吧？”
“啊？是……是的。”
“当年红军长征，过你们那儿吗？”
“过。我爷爷过，在我们村住过一晚上。”
“嗯。”钱教授点点头，“那你知道，他们当时用的地图，是什么样的吗？”
王摇头。
钱教授从自己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个东西。
是个笔记本。翻开，里面夹着一张手绘的地图——用铅笔画的，线条歪歪扭扭，比例不准，有些地方用红笔标着“此路不通”“有敌哨”。
“这是我一个老同学留下的。”钱教授，手指在地图上慢慢移动，“他是搞地质的，抗战时跟着部队转移。没有现成的地图，就自己画。用脚步量，用眼睛看，用脑子记。”
他停在一个标着“沼泽”的地方。
“这儿，”他，“他们走过去的时候，牺牲了三个同志。陷进去了，拉不上来。”
茶馆里很安静。
只有窗外风吹过银杏树的声音，沙沙的。
“后来我问他，”钱教授继续，声音很平静，“我，你画这图，准吗？他，不准。但总比没有强。有了这张图，后面的人就知道，这儿有沼泽，得绕开走。”
他合上笔记本，抬起头，看着桌边这几个年轻人。
“咱们现在干的这事儿，”他，“就是在画一张新地图。一张……谁也没画过的地图。没有现成的资料，没有可靠的参数，甚至不知道前面到底是沼泽还是平地。”
他顿了顿。
“但总得有人画，对吧？”
没人话。
王低头看着自己的算盘，手指轻轻摸着珠子。珠子凉凉的，滑滑的。
“算盘是慢，”钱教授又，这次声音温和了些，“但它准。一步一步，扎扎实实，打出来的数字，心里踏实。不像那些机器——”他指了指窗外，远处能看见新建的工厂轮廓，“机器快了，可万一它错了呢？你连怎么错的都不知道。”
李忽然开口：
“钱先生，您当年在巴黎……用的也是算盘吗？”
问题问出来，他自己先不好意思了。
钱教授却笑了。
笑得很淡，眼角皱纹深深。
“巴黎啊……”他望向窗外，目光穿过破旧的窗纸，望向很远的地方，“居里实验室里，当然没有算盘。他们有最好的平，最精密的计数器。但是——”
他转回头。
“但是有一次，仪器坏了。要等一个礼拜才能修好。我急着要一组数据，等不及。怎么办？”
他拿起铅笔，在纸上随手画了个草图。
“我找了个咖啡馆，问老板借了支笔，几张纸。用最笨的办法，手算。算了整整两，咖啡馆打烊了，我就在路灯底下算。最后算出来的结果，和仪器修好后测出来的，误差不到千分之三。”
他把铅笔放下。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他，“机器是好，但人脑子里的东西，更靠得住。”
茶馆里又安静下来。
只有算盘珠子偶尔碰撞的轻响。
楚风坐在门口，茶碗里的热气早就散尽了。碗壁冰凉，握在手里，寒气顺着掌心往胳膊里钻。
他看见钱教授重新戴上眼镜，拿起铅笔，继续在纸上写。那几个年轻研究生也不再争论，低下头，各自扒拉着算盘。
噼啪，噼啪。
声音重新响起来，比刚才更沉稳，更有节奏。
赵老板跛着脚走过来，给楚风添水。水壶是铜的，很旧了，壶嘴有些漏水，倒水时滴滴答答的。
“这些先生，”赵老板声，用下巴指了指里面那桌，“每次来，一坐就是一。中午就吃我这儿两个窝头，一碗白水。”
楚风点点头。
“不容易。”赵老板又，声音更低，“我虽然不懂他们算的是啥，但看那架势……是大事。”
楚风看着碗里新添的热水。
水面晃晃荡荡的，映出头顶房梁模糊的影子。
“是啊，”他，“是大事。”
赵老板没再什么，跛着脚走开了。
楚风端起茶碗，慢慢喝着。茶很涩，茉莉花香早就淡得几乎闻不到了。但他喝得很仔细，一口一口，像在品什么珍贵的东西。
窗外，那片银杏叶终于落地了。
悄无声息的。
离开茶馆时，已经是下午。
楚风走到门口，掀开布帘。阳光刺眼，他眯了眯眼睛。
身后，算盘声还在响。
噼啪，噼啪。
像心跳。
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昏暗的光线里，那几个伏案的身影，和桌上那些摊开的纸、那些油亮的算盘，构成一幅奇异的画面。
既古老，又崭新。
既笨拙，又……充满了某种难以言的力量。
楚风放下布帘，走进阳光里。
胡同里，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贩正推着车走过，草靶子上插着一串串红艳艳的山楂，糖壳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孩子们围过去，叽叽喳喳。
很平常的下午。
楚风看着，看了几秒，然后转身，往胡同深处走去。
脚步很稳。
身后，茶馆里的算盘声渐渐远了，融进了市井的喧嚣里。
像水滴汇入河流。
无声无息，却又……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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