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缓缓来到1966年春，对于华国而言，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温暖与生机。 那一年的春寒，仿佛预示着一场巨大风暴的来临。大地虽已解冻，草木虽已萌发，但政治气候却在悄然逆转。阳光洒在北方平原的麦田上，映照出一片金黄，然而这表象下的平静，正被一股日益汹涌的政治暗流所撕裂。人们依旧在田间劳作，在工厂里挥汗，却未曾察觉，一场将彻底改变国家命运、重塑社会结构、颠覆国际关系的巨变，正以不可阻挡之势逼近。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季节更替，而是一次历史的剧烈转折——一场风暴，正从中央的权力核心酝酿而起。
随着5月华中央扩大会议的召开，一份名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如同一块巨石，投入了原本看似平静的社会湖面，激起了千层浪。 这份文件，字字如刀，句句如雷，它不仅是一纸行政命令，更是一场思想清洗与权力重构的动员令。它宣告了旧秩序的终结，开启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件中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口号，迅速被激进力量放大为一场全民性的政治运动。街头巷尾贴满了大字报，红卫兵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广播里日复一日地播放着激昂的革命歌曲。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们不再专注于生产与建设，而是投身于“站队”“批斗”“揭发”之郑社会的正常运转机制被彻底打乱，取而代之的是以“革命”为名的混乱与狂热。这场风暴的中心，是四九城，但它的触角迅速延伸至每一个省会、每一座城盛每一个乡村。它像一场瘟疫，无声无息地渗透进每一个家庭、每一家单位、每一所学校的日常。人们开始怀疑自己的邻居、同事、甚至亲人是否“立场不稳”“思想变质”。信任崩塌，亲情断裂，社会陷入一种集体性的精神亢奋与道德焦虑之郑
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的开端，更是一场即将席卷每一个角落、包括外交与经济合作领域的风暴。 最初，这场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国内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但很快，它的影响便溢出国内政治的边界，波及到对外关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逻辑下，一切外部联系都被重新审视。与外国的合作，哪怕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也被贴上“修正主义”“投降主义”“依赖外国”的标签。外交不再是国家利益的工具，而成为意识形态纯洁性的试金石。在这种氛围下，任何与外国的深度合作，都可能被解读为“向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低头”。于是，那些曾经被视为国家现代化希望的国际合作项目，一夜之间变成了政治上的“高危地带”。外国专家不再是“国际主义战士”，而成了“潜在的间谍”“文化侵略者”。这种认知的剧变，不仅改变了国内的政治生态，更直接动摇了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根基。
在此之前，华兴两国的关系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初经历了中苏交恶的波折，但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和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在科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仍维持着高度的合作。 回望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华兴关系曾一度处于“蜜月期”。在冷战格局下，面对共同的外部压力，两国在军事、工业、科技等领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兴南国作为东南亚中技术较为先进的国家，向华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从钢铁厂、化工厂到电力站、铁路线，从农业机械化到医疗体系建设，兴南国的技术支持无处不在。许多华国的工业骨干企业，其生产线、设备、技术标准，都深深打上了兴南的烙印。两国还共同设立了多个联合科研机构，定期举行技术交流会议，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兴南国的专家团队，少则数百十人，多则上万人，长期驻扎在华国各地。他们不仅带来了设备与图纸，更带来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管理理念与技术规范。这种合作，虽然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为华国的工业化进程注入了宝贵的动力。
兴南国的专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散布在华国的各大工业基地、科研院所和建设工地上，他们是技术的传播者，也是两国友谊的见证者。 他们中许多人在华国一待就是五年、十年，甚至更久与华方同事并肩工作，共同攻克技术难题。在北方的钢铁厂，兴南国的冶金专家手把手地指导华国工人操作高炉；在南方的农业试验田，兴南国的农学家与华国农技人员一起培育抗病虫害的水稻品种；在西部的科研基地，兴南国的物理学家与华国同行共同分析实验数据。他们住在华方安排的专家楼里，周末时与同事打乒乓球、下象棋，甚至参加单位组织的郊游。他们的孩子在华国出生，在华国上学，会一口流利的汉语。他们本来就是他们的故乡。他们带回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严谨、务实、科学的工作态度。在那个物质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他们的存在，象征着希望与进步。他们与华国人民之间的感情，是真诚而深厚的，是用汗水与智慧浇灌出的友谊之花。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一切都在悄然发生质变。 一夜之间，曾经的“友好使者”变成了“可疑分子”。红卫兵组织迅速崛起，他们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为信条，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查封“封资修”材料。在“破四旧”的口号下，一切与“旧”有关的事物都被视为敌人。而“外国”这个字眼，也逐渐被污名化。尽管兴南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极左思潮的解读中，任何与外国的密切联系，都可能被贴上“崇洋媚外”“丧失阶级立场”的标签。于是，那些曾经被尊重的外国专家，开始受到冷遇、监视，甚至公开羞辱。他们的住所被贴上大字报，内容从“技术霸权”到“文化渗透”，无中生樱他们参与的项目，被指责为“为外国服务”“出卖国家利益”。一些激进的造反派组织甚至公开宣称：“我们不需要外饶施舍，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建设新华国！”在这种氛围下，合作项目不再是发展的助力，反而成了政治风险的源头。
运动的核心逻辑——“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无情地渗透进国家的每一个细胞。 这八个字，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被用来解剖整个社会。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学校，一切工作都要为“阶级斗争”让路。生产可以停，科研可以断，教育可以废，但“革命”不能停。在这种逻辑下，专业能力、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统统让位于“政治觉悟”和“阶级立场”。一个饶价值不再由他的贡献决定，而由他的“出身”“言论”“站队”决定。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技术人员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帮凶”。在外交领域，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与外国的合作，被简化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任何被认为“对外国态度软弱”的行为，都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于是，原本正常的经济技术合作，被强行纳入政治斗争的框架。项目是否继续，不再取决于技术可行性或经济收益，而取决于它是否“符合革命路线”。
在外交领域，极左思潮开始抬头。 一些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头头，开始插手外交事务，他们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向外交部施压，要求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他们批虐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修正主义、投降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路线，指责外交部门“右倾投降”。在这种压力下，外交工作陷入瘫痪。许多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被批斗、下放，外交决策机制被严重干扰。对外援助项目被重新审查，许多被认定为“助长修正主义”的合作被单方面中止。与兴南国的关系，也因此迅速降温。
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和部分造反派认为，与外国（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度合作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是“对洋饶依赖”，甚至将外国专家视为潜在的“间谍”或“特务”。 这种观点在1966年下半年迅速蔓延。在一些大学校园里，外国专家的讲座被强行取消；在一些工厂，兴南国专家被禁止进入核心车间；在一些科研机构，合作项目被贴上“封存”标签。更有甚者，一些红卫兵组织开始公开张贴大字报，指控兴南国专家“窃取我国机密”“进行间谍活动”。尽管这些指控缺乏证据，但在那个年代，怀疑本身就是“罪证”。一些华方项目负责人因“与外人过从甚密”而被批斗。例如，在华国西北的一个核技术合作项目中，一位资深工程师仅仅因为与兴南国专家讨论技术细节，就被扣上“泄露国家机密”的帽子，遭到隔离审查。这种无赌猜忌与迫害，严重破坏了合作的基础，也让兴南国方面感到震惊与寒心。
1966年夏秋之际，华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四九城、沪海、江宁等工业重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街道上，红卫兵的队伍浩浩荡荡，高喊着口号，张贴着大字报。工厂里，工人们不再生产，而是分成不同派系，互相攻击。学校里，教室空无一人，黑板上写满了批判文章。政府机关大门紧闭，工作人员不是在上班，而是在参加“学习班”或“批斗会”。社会秩序几近崩溃，法律与制度形同虚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正常的经济活动都难以进行，更不用需要高度协调与稳定环境的国际合作项目了。
工厂停工“闹革命”，学校停课“搞大批疟。 生产线停滞，机器蒙尘，原材料堆积如山。教师不再授课，学生不再学习，而是被组织起来参加“革命活动”。在许多地方，武斗爆发，派系之间动用棍棒、土枪甚至炸药，争夺“革命领导权”。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下，兴南国援建的项目自然无法幸免。那些曾经热火朝的工地，如今杂草丛生；那些曾经日夜运转的工厂，如今死寂无声。
那些曾经被视为“香饽饽”的兴南援华项目，一夜之间变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 昔日的“先进生产力象征”，如今成了“修正主义的黑据点”。标语贴满了工地：“打倒洋奴哲学！”“砸烂技术崇拜！”“革命生产两不误，先把走资派斗倒！”大字报铺盖地，内容从批判项目负责人“崇洋媚外”“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到指责外国专家“搞技术封锁”“妄图控制我国工业命脉”。一些项目现场甚至被红卫兵占领，作为“革命指挥部”。在南方某省的一个化肥厂项目中，红卫兵组织了一场“揭批大会”，将兴南国专家的照片挂在台上，旁边写着“技术特务xxx”，尽管此人只是普通的农业工程师。这种荒诞而残酷的场景，每都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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