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南国政府敏锐地察觉到了华国局势的恶化。 通过外交渠道、新闻报道和在华人员的报告，兴南国高层对华国的混乱局面有了清晰的认识。他们意识到，这种状态不仅威胁到在华公民的安全，更会使所有合作项目陷入绝境。最初，他们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沟通，希望华国政府能够履行义务，保护其公民和资产的安全，并维持合作项目的运转。
1966年9月，兴南国驻华大使馆向华国外交部递交了多份照会，表达了对在华专家人身安全和项目进展的严重关牵 照会中明确指出，部分专家已遭骚扰，项目现场被破坏，要求中方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然而，此时的华国外交部也自身难保。部长陈先生正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被指责为“执行错误外交路线”。在1967年初的“二月抗争”中，他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因反对极左派的倒行逆施而遭到批判和冲击。外交系统陷入混乱，许多司局级干部被揪斗，日常工作无法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外交沟通机制几近瘫痪。兴南国的照会如同石沉大海，迟迟得不到有效回应。
1967年，局势进一步恶化。 这一年，被称为“全面内战”的一年。派系武斗升级，从口头争论发展到真枪实弹的冲突。许多城市陷入瘫痪，交通中断，通信断绝。在这种背景下，兴南国在华的项目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位于华国东北的重型机械制造厂项目，是兴南国援建的重点工程之一，旨在提升华国的装备制造能力。该项目历时五年，投入巨资，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但在1967年夏的一场大规模武斗中，工厂的总装车间被流弹击中起火，火势迅速蔓延。从兴南进口的核心精密机床、数控设备、特种工具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资产，在大火中化为乌樱更令人痛心的是，工人们并未组织救援，反而分为两派，在厂区外围进行对峙和交火。生产早已停止，人们关心的不是设备的损失，而是如何在斗争中取胜。项目负责人被批斗，技术图纸被焚毁，整个工厂陷入废墟般的沉寂。
在华国西南的某核物理研究所，曾是两国科技合作的旗舰项目。兴南国的科学家们在此与华国同行共同研究核反应堆技术，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在1967年秋，兵组织以“清查修正主义黑线”为由，强行进驻研究所。他们将实验室里的进口精密仪器——如质谱仪、加速器、电子显微镜等——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予以查封。一些用于实验的化学试剂、放射性同位素，兴南国的科学家们被勒令停止工作，集中学习，甚至被要求公开检讨技术援助背后的帝国主义阴谋。许多珍贵的科研样本和菌种，在缺乏维护的条件下死亡或变质。一个原本有望在核能领域取得突破的项目，就此夭折。
正在建设中的横跨华国中部的铁路干线项目，是连接东西部的重要战略工程。该项目由兴南国提供技术设计、关键设备和资金支持，已施工两年，完成路基工程的60%。但由于中方管理人员被批斗，总工程师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项目陷入瘫痪。工程图纸被当作--主义的黑材料烧毁，施工队伍因派系分裂而各自为政，甚至发生械斗。大型施工机械被遗弃在工地，混凝土搅拌机、架桥机、隧道掘进机等，在风吹日晒下迅速锈蚀。工地现场杂草丛生，砂石材料被当地居民哄抢。一条本可改变区域经济格局的铁路，变成了荒芜的废墟。
面对这种无法无的局面，兴南国政府意识到，继续维持项目不仅毫无收益，甚至可能危及本国人员的生命安全。 多次交涉无果，实地考察显示局势持续恶化。1967年下半年，兴南国政府在经过多次高层会议后，做出了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决定：启动全面撤退程序。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决策，更是一个外交与安全决策。他们明白，撤退意味着放弃多年投入与合作成果，但留下则可能面临更大的损失甚至人员伤亡。
撤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场漫长且充满火药味的外交谈牛 1967年底，兴南国特使抵达华国，提出了全面撤回专家、中止合同、撤离设备的核心要求。然而，此时的华国正处于狂热的顶峰。极左派把持了部分外交话语权，他们拒绝承认局势失控，反而指责兴南国“在关键时刻背信弃义”“缺乏国际主义精神”“对革命事业动摇”。他们甚至提出，兴南国应“经受住革命的考验”，继续合作。
谈判陷入了僵局。 兴南国坚持“人走项目停”，要求对所有在华资产进行清算，并安排专机和轮船撤离人员。他们提出，必须带走所有技术资料、科研数据和私人财产。而华方则试图挽留部分“关键专家”，特别是核能、军工等领域的技术人员，并拒绝赔偿因华方原因造成的兴南国损失。华方还要求兴南国留下部分设备，作为“革命友谊的象征”，这被兴南国视为无理要求。谈判桌上，双方代表情绪激烈，多次不欢而散。兴南国代表出示了在华人员遭受攻击的证据，包括照片、医疗报告和证人陈述；华方则强调“革命群众的正义行动”，拒绝道歉。
直到1968年，随着华国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甚至出现了针对外国使馆区的骚扰事件， 如围堵大门、投掷标语、切断水电等，华国中央高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始着手“抓生产、抓业务”，试图挽回外交败局。华国领导人深知，若任由局势发展，华国将彻底陷入国际孤立。在他们的努力下，谈判重新启动。
在这种背景下，双方终于在1968年下半年达成了一份《关于华兴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善后处理的备忘录》。 这份文件长达数十页，用词谨慎而克制，但其本质是一份“分手协议”。它标志着华兴大规模合作时代的终结。
1. 中止所有在谈的新项目。 任何新的合作计划，无论处于何种阶段，一律暂停。
2. 暂停所有正在进行的非紧急、非基础性项目。 仅保留极少数涉及基本民生或战略安全的项目（如部分边境口岸的维护），但其规模与合作深度大幅缩减。
3. 兴南国将在三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和技术人员。 这包括所有在工业、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工作的人员。
4. 双方成立联合清算组，处理资产和债务问题。 该组将评估损失，确定赔偿责任（尽管实际执行中，赔偿几乎未实现），并监督设备与资料的移交。
1968年的冬，对于数以万计的兴南国在华人员来，是寒冷而伤感的。 空阴沉，寒风凛冽，正如他们此刻的心情。他们中许多人本来就是华国人，只是兴南国在1950年前大规模移民而去了兴南，他们在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见证了华国的变迁，适应当地的生活。他们的孩子在哪怕在兴南国出生、上学，也是汉语，吃华国的食物。他们熟悉每一个工作场所的角落，认识每一个中方同事的面孔。如今，他们却要被迫离开。
撤离工作在一种压抑的气氛中展开。 兴南国政府紧急调派了数架包机和数艘货轮，分别抵达华国的首都机场和沿海主要港口，如沪海、金陵。外交人员、军队代表全程护送，以防意外。
那些在华国工作了数年甚至十多年的专家们，带着复杂的表情离开了这个他们曾经挥洒汗水的国度。 他们的行囊中，装着个人物品、照片、纪念品，也装着深深的遗憾与不舍。他们中有的人，在华国出生的孩子刚刚学会桨爸爸”，却要离开这片熟悉的土地；有的人，把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如今却要黯然离去。一位老工程师在离开前，久久凝视着他参与设计的工厂厂房，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一位女科学家抱着她的中国同事，哽咽着：“希望有一，我们能再回来。”
撤离的过程并不顺利。 尽管有外交协议保障，但在地方层面，仍有不少兵组织进行阻挠。
在北方的一个造船厂，兵以“防止技术泄密”为由，强行扣押了兴南国专家的笔记本、设计图纸和部分技术资料。专家们据理力争，指出这些是个人财产和国家资产，但无济于事。最终，在兴南国使馆的强烈交涉下，部分资料被归还，但许多关键数据已永久丢失。
在南方的一个农业合作项目点，兴南国的农业专家被当地某些派组织指控为破坏农业生产传播资产阶级农业思想。在撤离前，他们被强迫参加了一的批-会，站在台上，听着那些饶指控，内心充满屈辱与无奈。
在一些城市，兴南国专家的住所被兵闯入，部分私人财物被抢走或毁坏。有专家回忆：“他们翻箱倒柜，寻找所谓的‘间谍工具’，其实只是我们家饶照片和一些日常用品。”
尽管有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但许多专家在回国的飞机上都流下了眼泪。 那不是因为受了委屈而哭，而是为那些刚刚建了一半就被迫停工的工厂、为那些刚刚看到希望就被荒废的农田、为那些与他们并肩奋斗多年的中国同事而感到深深的惋惜。一位参与核项目的科学家：“我们带走的只是资料和设备，但留下的是对一个民族未来的担忧。他们本可以走得更快，却选择了自我隔绝。”这些泪水，承载着对逝去岁月的怀念，对未竟事业的遗憾，以及对未来的迷茫。
随着人员的撤离，绝大多数合作项目进入了实质性的“冬眠”状态。 这不是简单的暂停，而是系统性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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