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制厘定专班”经过近半月殚精竭虑的争论、妥协与打磨,最终形成的《大齐勋爵封授承袭条例》草案,终于在六月底一个闷热的午后,静静地摊开在黄巢的御案之上。草案厚达数十页,条款繁复,涵盖爵等、封授、赏赐、承袭、考核、权利、义务乃至日常礼仪规制的方方面面,堪称一部微型的“贵族法典”。
黄巢逐页翻阅,目光沉静。草案的核心精神,正是杜谦最初构想的延伸与细化,明确体现了“荣衔与实利适度分离,承袭与考核挂钩,权益与责任对等”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以荣衔驭功臣,以制度固皇权”的深层意图。
草案亮点与争议并存:
其一,明确爵位的“荣衔”本质。 开篇即阐明,大齐爵位“首在彰功表德,崇奖忠勤,定尊卑之序,厚风俗之基”,是“国家酬功之至高礼遇与社会地位之显要标识”。这一定位,将爵位首先锚定在“荣誉”与“礼制”层面,为其与实质性政治、军事权力的脱钩奠定了法理基础。
其二,构建精细的“荣衔—赏赐—权益”三级体系。
· 荣衔(称号与礼仪): 公、侯、伯、子、男五等九级(如国公、郡国公等),各有对应的爵号、冠服制式、车轿仪仗、府邸门楣规制、朝会班序、文书中称谓等一整套“礼遇包装”。草案对此规定得极为详尽,甚至细到了印章材质、马鞍纹样。这部分旨在满足功臣对“面子”和“社会尊荣”的需求,代价是必须严格遵守《定例》及礼部后续出台的《勋爵仪制细则》,违制将受严惩。
· 赏赐(一次性或阶段性经济补偿): 除对应爵等的金帛、田宅(使用权)、奴仆(限数,且需登记)等一次性厚赏外,另设“岁禄”。但“岁禄”并非世袭食邑的变种,而是根据爵等、家族人口、是否有新的“事功”(如担任实职的俸禄补充、子弟入学或从军的补贴等)进行动态调整的年度津贴,由户部统一发放,接受审计。这割断了爵位与固定土地、人口的经济捆绑。
· 权益(有限的家族特权): 包括:荫补一至二名子弟进入国子监或地方官学(需通过基本入学考试);涉及非叛逆重罪时的司法优待程序(如需三法司会审,不得滥用刑讯等);定期(如每岁元旦、皇帝万寿)获赐宫廷节礼;家族谱牒由朝廷礼部备份承认等。这些权益皆有明确边界和条件,且不涉及实际行政或兵权。
其三,“降等承袭”与“考核袭爵”成为铁律。 草案明确规定,除皇帝特旨“世袭罔替”的极个别情况(需立有擎保驾之类不世之功,且每代需重新评议),所有爵位均需降等承袭。降等幅度(如国公降郡公,郡公降县公等)清晰列出。同时,继承人年满十八后,需通过由吏部、礼部、都察院联合举行的“袭爵考核”,内容涵盖基本经义、律法常识、时事认知,并需由地方官或指定朝官出具“品性无亏”的保结。考核不合格者,可延期一至二年补考,再不合格,则暂停袭爵,保留称号但停发岁禄及部分权益,直至有子弟通过考核。若连续两代无人通过考核或犯有重罪,朝廷有权收回爵位。
其四,设立“功勋评议院”与“荣衔管理司”。 “功勋评议院”为非常设机构,由皇帝指定重臣、致仕元老及有清望者组成,负责对重大功绩评定、爵位晋升、特旨“世袭”等事项进行评议,提供咨询意见。“荣衔管理司”则作为常设机构,隶属礼部,专司勋爵谱牒管理、袭爵考核组织、岁禄发放核对、仪制监察等日常事务,并定期向皇帝及联席会议报告勋爵群体动态。
其五,严禁“以爵干政”、“以爵统兵”。 草案严厉申明,爵位持有者若无相应官职,不得干预地方行政、司法及军务。即便担任官职,其职权完全来源于官职本身,与爵位无关。军中将领之爵位,亦仅为荣誉,其指挥权源于军职与枢密院调令。
这份草案,如同一幅精心绘制的蓝图,试图将“功臣勋贵”这个庞大而危险的政治集团,逐步引导、规范成一个主要依靠“荣衔”标识身份、依赖朝廷“赏赐”与“岁禄”维系体面生活、通过有限“权益”保障家族基本前途,且其传承需经朝廷考核认可的“荣誉阶层”。它极大地压缩了其政治能量与经济独立性,却用繁复的礼仪与崇高的社会地位作为补偿,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其子孙后代的命运与朝廷的认可紧密绑定。
黄巢提笔,在草案上做了几处细微调整,主要是略微放宽了首批开国功臣的降等幅度(如国公可传两代郡公后再降),并增加了“若后代于实学、军功、治绩有突出贡献,经功勋评议院核议,陛下特准,可晋爵或保爵不降”的激励条款,算是给老臣们留下一点念想和上升通道。
“可。”他最终朱批一字,并命即刻将草案副本,连同他的调整意见,送至参与拟定的五位重臣及几位核心的、有代表性的功臣勋贵(如孙德威、赵铁柱,甚至包括刚刚恢复爵位的刘洪)处,“着其细阅,十日内,可密封具本,直陈得失利弊,但不得外传议论。”
这是一种有限度的“征求意见”,既显示了皇帝的尊重与开明,又将讨论范围牢牢控制在最高层,防止草案内容过早泄露引发大规模动荡。
收到草案副本的重臣与勋贵们,反应可想而知。
杜谦等人早知其详,只是对皇帝最后的调整略感意外,但也能理解其安抚之意。
而在孙德威府中,这位老将对着那厚厚的草案,与请来的幕僚研究了整整一夜。草案之周密、用意之深,令他震撼,也让他彻底明白了皇帝构建“长久之制”的决心。那套华丽的“荣衔”体系,确实能满足虚荣;一次性赏赐加上动态“岁禄”,只要家族不极度挥霍,维持体面生活应无问题;荫补、司法优待等权益也算实在。但“降等承袭”和“考核袭爵”两条,如同两根冰冷的铁索,锁死了家族“与国同休”的迷梦。他长叹一声,对幕僚道:“陛下这是……给了咱们大的面子,却也断了咱们子孙永享富贵的根子啊!罢了,罢了,能得善终,保几代富贵,已是皇恩浩荡。比之前朝那些兔死狗烹的,已是强了万倍。这草案……我看可校”他最终提笔,写了一份表示“原则赞同,细节可酌”的回奏。
赵铁柱看得头疼,许多文绉绉的条款不甚了了,但“降等”、“考核”几个关键词还是看懂了。他闷头想了半,对亲兵嘟囔道:“以后儿孙要是没出息,考不过,连老子的爵位都保不住?这……这叫什么事!”但想起皇帝那夜的“推心置腹”和盛宴的恩荣,又觉得似乎无可指摘。最终也勉强写了个“遵旨,无异议”的短折。
反应最激烈的,自然是刘洪。他看着草案,尤其是那“降等承袭”和“考核袭爵”的条款,只觉得一股邪火直冲顶门。自己刚恢复爵位,还没捂热乎,就要想着子孙降等?还要考试?他刘家的儿郎,是舞刀弄枪的料,哪会那些之乎者也!这分明是变着法子削夺功臣之权!他差点就要写奏章激烈反对,但笔提起,又想起皇帝恢复他爵位时的“恩典”,想起盛宴上众饶目光,想起可能的后果……最终,那奏章变成了一封语气勉强、满是纠结的“谢恩”与“恳请陛下体恤武臣,于考核内容稍加变通”的陈情。
十日期限到,所有回奏汇总至黄巢案前。大多表示了原则上的接受,附带一些希望细则更宽松(尤其是考核方面)的请求,真正激烈反对的极少。黄巢对此结果颇为满意。他知道,真正的阻力,会在草案公开颁孝触及更多中下层勋贵利益时才会显现。但有了顶层这些核心人物的默许或勉强接受,推行起来便有磷气。
七月初,经过最后修订的《大齐勋爵封授承袭条例》正式在朝会上颁布,明发下。与之配套的《勋爵仪制细则》(礼部主拟)、《勋爵岁禄发放管理办法》(户部主拟)、《袭爵考核规程》(吏部、礼部、都察院共拟)等一系列细则,也陆续出台。
一场旨在用“荣衔”体系重新定义、约束和利用功臣集团,并将其纳入王朝长久治理框架的制度变革,就此拉开序幕。它不仅关乎眼前的利益分配,更深远地影响着未来大齐社会的阶层流动、权力结构与政治文化。“荣衔”二字,从此不再仅仅是荣耀的冠冕,更成为一套精巧的政治笼头,试图将那些桀骜不驯的开国雄狮,驯化为拱卫新朝秩序的礼仪之象。其成效如何,仍需时间检验,但变革的方向已然清晰无误。长安的盛夏,在这套崭新制度的映衬下,似乎也少了几分往日的躁动,多了一丝属于秩序与规划的沉静气息。然而,水面之下的潜流与未来的反弹,依然是不容忽视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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