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德殿盛宴的余温尚在长安城中流转，受赏者酒意未散，那沉甸甸的封赏诏书与恩荣所带来的激动与满足感，仍需时间来沉淀、转化为实际的利益与长久的安全福然而，对于皇帝黄巢与以杜谦、林风、陈廷敬为首的核心决策层而言，盛宴的结束，恰恰意味着更为繁复、也更为关键的“落实”阶段的开始。封赏的承诺，尤其是涉及“厘定勋爵，使其世代承袭，与国家同休戚”的部分，绝非简单的一纸诏书和金银田宅所能涵盖。它需要一个清晰、稳定、且具有长远考量的制度来承载和规范，否则，今日的恩荣，很可能成为明日动乱的根源。
六月初八，盛宴后的第一个朝会。黄巢没有继续沉浸在庆功的气氛中，而是将话题直接引向了“封爵制度”的构建。他明确指示，由杜谦总揽，林风（代表军方）、吏部尚书（代表文官体系）、陈廷敬（代表财政与审计）、礼部尚书（代表典章仪制）共同参与，成立“爵制厘定专班”，依据开国以来的功劳簿册、现有爵位状况，并参考前唐及更早朝代的得失，尽快拟定出一套全新的、适用于大齐的《勋爵封授承袭条例》。
旨意一出，朝堂之上反应各异。获封者自然关心自身爵位能否稳固传承，利益是否受损；未获封或爵位较低者，则期盼新制能留有晋升空间；更多的官员，则意识到这绝非简单的“叙功”，而是一次深刻的利益格局重塑与权力分配机制的确立。
“爵制厘定专班”的议事地点，设在政事堂旁一间守卫森严的签押房内。参与的五位重臣深知责任重大，也预见到其中的艰难。首次闭门会议，气氛便颇为凝重。
吏部尚书首先摊开了厚厚一摞名册与档案：“开国至今，经大数百战，各地归附，文武功臣累计授爵（包括已削夺者）共一百七十三家。其中，国公仅赵石一人（新晋）；郡公七人；县公、侯、伯、子、男各若干。另有大量中下级军官、文吏获封‘骑都尉’、‘云骑尉’等勋官，但无实封食邑。此次盛宴新封及晋爵者，又增三十余家。情形复杂，功劳大、出身背景、现有职权、乃至与皇室关系，皆需考量。”
礼部尚书捻须道：“前唐爵制，分亲王、郡王、国公至县男九等，世袭罔替者有之，递减承袭者亦有之。然安史之后，藩镇坐大，爵位滥授，多与实权绑定，终成割据之基。此乃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林风点头，面色严肃：“军中将士，搏命换功，所求不过封妻荫子，光耀门楣。然则，若爵位皆世袭罔替，与土地、兵权过度绑定，百年之后，恐又成新的藩镇、新的世家，尾大不掉，与中央离心。陛下欲强干弱枝，此乃根本。”
陈廷敬从财政角度提出忧虑：“若所有爵位皆配以实封食邑（即划定若干户百姓的租税归其所有），且世代不减，朝廷财政将不堪重负。前唐中后期，藩镇自擅财赋，中央收入锐减，亦是衰亡之由。新朝初立，北疆用兵，新政推行，处处需钱，爵禄之出，必须量入为出，留有节制。”
杜谦听着众人发言，缓缓道：“诸公所言，皆切中要害。陛下之意，非为恢复古制，亦非简单酬功。乃是要建立一套既能酬答功臣、激励后来，又能防止权力固化、财富过度集症且不与国争利的‘新爵制’。其核心，窃以为在于‘荣衔与实利适度分离，承袭与考核挂钩，权益与责任对等’。”
他详细阐述初步构想：
一、爵等与称谓。 大体沿袭公、侯、伯、子、男五等，每等内可设细分（如国公、郡国公有别）。但明确，爵位首先是“荣誉身份”的象征，代表朝廷对其功绩的肯定与社会地位的尊崇。
二、封赏内容。 分为三部分：1. 荣誉性赏赐： 包括相应规格的冠服、仪仗、宅邸（规制依《定例》）、诰命文书等。2. 经济性赏赐： 一次性赏赐金银、绢帛、田宅（田宅所有权归国家，授予使用权或部分收益权，避免形成独立庄园经济）。3. 政策性权益： 如一定数额的子弟荫补入仕名额（需经考核）、司法上的有限优待（如非谋逆重罪可议减）、参与某些朝廷典礼的资格等。原则上，不再普遍授予“世袭罔替”的实封食邑。
三、承袭规则（核心难点）。 爵位可降等承袭。例如，国公之子，可承袭为郡公；郡公之子，可承袭为县公，以此类推。降至男爵后，再传则仅保留某些荣誉性称号或转为勋官。此举意在避免爵位无限累积、稀释，同时激励后代自身努力。
设立“袭爵考核”。 继承人成年后，需通过朝廷（吏部或礼部主持）的基本文化、律法考核，并具结保证遵守国法、支持新政。若品行不端、有违法犯罪记录，或明确反对朝廷大政方针，朝廷有权暂停或剥夺其承袭资格。
特殊贡献者可“保级”或“晋爵”。 若后代立有新的显着功勋（军功、治绩、重大发明等），经朝廷评议，可维持原爵位不降等，甚至晋升。
四、爵位与职权分离。 爵位不直接对应具体官职或兵权。受爵者可担任官职，但需依其才能与朝廷需要，按正常铨选程序，避免形成“爵以任官”的惯例。
五、建立“功臣谱牒”与动态管理。 由吏部、礼部共管，详细记录每家勋贵的功绩、封赏、承袭、奖惩情况，定期核查，确保制度落实。
杜谦的构想，融合了历朝教训与现实需要，试图在酬功与防弊、荣誉与实利、激励与约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它极大地削弱了爵位可能带来的政治与军事特权，将其主要功能导向社会荣誉与有限的家族利益保障，同时通过降等承袭和考核机制，为后世减少负担、保持精英阶层活力预留了空间。
然而，这套方案一旦公布，必然触动现有勋贵，尤其是那些期望“与国同休戚”、子孙永享富贵的功臣们的敏感神经。
林风沉吟道：“降等承袭……恐一些老兄弟难以接受。出生入死挣来的爵位，传到儿孙手里却要递减，情感上……”
陈廷敬道：“情感之外，更是实利。若不再有世袭食邑，仅靠一次性赏赐和有限权益，一些家族可能会迅速坐吃山空，或转向其他途径牟利，甚至可能因此产生怨望。”
吏部尚书也道：“袭爵考核，标准如何定？由谁主持？若过于严苛，或执行不公，易生争执，反失陛下安抚功臣之本意。”
礼部尚书则关注仪制细节：“爵位降等，相应的冠服、仪仗、宅制亦需随之调整，此中章程极为繁琐，需细细拟定。”
杜谦深知其中阻力，但他更清楚皇帝推进此事的决心。“诸公所虑皆有道理。然则，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前唐藩镇之祸，殷鉴不远。陛下欲开万世太平，非有长远制度不可。我等所拟，非为刻薄功臣，恰是为保全功臣后世，免其因权生骄、因骄致祸，亦是确保朝廷财力能长久支撑，新政能持续推进。”
他顿了顿，道：“具体条款，可再斟酌。例如，降等幅度、考核内容、特殊贡献的认定标准等，可适当宽松或设立过渡期。但‘爵禄不得世袭罔替’、‘承袭需有条件’、‘爵职分离’这几条根本原则，恐难动摇。此亦为陛下默示之意。”
众人默然。他们明白，杜谦所言非虚。皇帝要建立的，是一个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统治结构。封爵制度的改革，是其中关键一环。
接下来的数日，“爵制厘定专班”陷入了艰苦的细节打磨与激烈辩论郑每一条款，每一个等级，每一项权益，都牵动着巨大的利益神经。林风需为军方争取更宽松的降等条件和更有利的“军功保爵”条款；陈廷敬则坚守财政底线，反对任何可能导致长期负担的承诺；吏部、礼部则在繁琐的仪制与文书流程中力求严谨无漏洞。
杜谦则如同一个老练的舵手，在各方诉求与皇帝的根本意图之间艰难地寻找着航路。他知道，最终形成的《勋爵封授承袭条例》草案，必将是一个多方妥协、但仍能体现革新精神的产物。它不会让所有人满意，但必须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能够真正运行起来。
当这份凝聚了无数心血与博弈的草案初稿，最终呈送到黄巢案前时，已是六月下旬。长安的暑气正盛，而一场关乎大齐未来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模式的“封爵”制度变革，也即将从这密室的案头，走向更为广阔也更为复杂的朝堂与下。盛宴的欢歌已然远去，接下来，将是更为冷静、也更为深刻的制度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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