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在宣政殿那番疾言厉色的训诫,如同盛夏里一道撕裂闷热空的凌厉闪电,短暂的照亮与震慑之后,留下的是更为漫长、也更为焦灼的等待与猜度。雷声滚过,雨却未至。长安城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混合着表面肃穆与内里忐忑的诡异气氛中,迎来了开平元年的初秋。
“风宪巡查”的御史与刑部、户部的官吏,如同被赋予了特殊使命的工蜂,开始以远超以往的频率和姿态,出现在各衙署的廨舍、账房的角落,乃至某些勋贵府邸门前的街巷。他们并不总是直接闯入或质询,但那份沉默的注视、细致的记录、以及偶尔要求调阅某份文书或账册的举动,本身便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被审视、被度量的紧张福
与此同时,政事堂、枢密院、科学院关于“树榜样、导新风”的举措也开始陆续浮出水面。第一批拟褒奖的“清廉干吏”名单在朝会上被提出讨论,其中既有如李延这般在地方扎实推行新政的年轻官员,也有几位在户部、工部等“油水”衙门却以严谨着称的中层官吏。枢密院则奏报了数位在整军、戍边中表现突出、且生活简朴的将领事迹。科学院也首次正式向朝臣发出观摩邀请,言明将展示“开平纺机”改良型号及部分农具、医药新研成果。
皇帝的意志似乎正在通过这套“惩戒”与“褒奖”并用的组合拳,强硬而清晰地渗透、重塑着朝堂的风气与导向。表面上看,反对的声音沉寂了,观望者收起了游移的目光,即便是最顽固的保守派或既得利益者,也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做出顺应姿态。朝会奏对,无人再敢轻议《定例》严苛或新政缓急,奏章文书中,充斥着对“崇俭黜奢”、“锐意革新”的称颂与表态。
然而,正如闪电过后并非总是甘霖,高压之下,并非所有裂痕都能弥合,有些反而会加速延伸、变形,最终绽开令人心惊的罅隙。黄巢所担忧并试图遏制的“阳奉阴违”,并未因训诫而消失,而是如同地下的暗河,在岩层的重压下,悄然改道,寻找着新的、更隐蔽的出口。
第一道清晰可辨的裂痕,出现在新政推行的最前线——军队与地方治理的结合部,尤其是在北疆战事胶着、内地清丈暂缓的敏感地带。
赵石所部在稳扎稳打、逐步向代州靠拢后,与沙陀骑兵形成了某种脆弱的对峙。沙陀不再进行大规模的伏击,转而以更股、更频繁的骚扰和截断粮道为手段。赵石疲于应对,不得不分兵护粮,行军速度再次被拖慢。巨大的军事压力,使得前线将领对于后方朝廷的“整饬”与“新政”产生了微妙而复杂的心态。
一方面,他们渴望后方稳定,粮饷充足,憎恶任何可能削弱国力、影响军心之举,对长安的奢靡传闻自然反福但另一方面,当“风宪巡查”的触角开始隐约伸向军队后勤账目,当朝廷严令禁止驻军将领与地方“私相交接”的公文雪片般飞来时,一些将领感到了束缚与不信任。
“他娘的!老子在前面提着脑袋跟沙陀崽子周旋,后方那些御史老爷倒惦记着查老子的伙食账?看看有没有多吃两斤羊肉?”一位性格粗豪的军指挥使在私下的酒局上,趁着醉意,对来访的同僚抱怨,“不让跟地方往来?没有地方父老支援,粮秣转运、伤员安置、刺探敌情,光靠朝廷转运使那几条泥腿子,能行?现在倒好,见霖方官绅,跟防贼似的!”
同僚压低声音劝道:“老哥噤声!如今风声紧,都察院的人……耳朵长着呢!朝廷也是为了整肃纲纪,防止……防止被人钻空子。”
“钻空子?”那指挥使冷笑,“我看是信不过咱们这些老粗!郭胡子是混账,该罚!可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这仗打得憋屈,处处掣肘!”
类似的怨言,在前线中下层将领中悄悄流传。他们对朝廷整肃奢靡本身未必反对,但对由此带来的、对军队与地方正常协作关系的过度限制与猜忌,感到不满与不安。这道裂痕,并非直接反对皇帝或新政,而是源于前线实际需求与后方政治整肃之间产生的张力与误解。若处理不当,极易转化为对朝廷具体政令的消极执校
第二道更为深刻的裂痕,则出现在朝堂看似铁板一块的“支持新政”表态之下,是意识形态与利益联媚隐性分化。
以杜谦、沈括、李延等为代表的“务实革新派”,坚定拥护皇帝的改革方略,认为唯有彻底革除积弊、发展实学、整肃吏治,才能强国御侮。他们虽知阻力巨大,但愿意迎难而上。
而另一部分官员,其“支持”则更多是审时度势的权宜之计。他们或许出身世家,或许与旧有经济网络关联紧密,内心对土地改革、新语推广、抑或对“奇技淫巧”的重视,仍存有根深蒂固的轻视或抵触。皇帝的强势与都察院的刀锋,迫使他们暂时收声,甚至违心颂扬。但这种压抑下的顺从,如同被强行压入水底的葫芦,稍有机会便会反弹。他们开始以一种更“高明”的方式,来消极抵制或扭曲新政。
例如,在讨论褒奖“清廉干吏”名单时,便有出身清贵的官员,委婉地对李延的提名提出“补充意见”:“李延县令年轻有为,推行劝学、协助清丈,确有其功。然其手段是否稍显……操切?华州安平里夜校固好,然闻其与地方耆老,偶有龃龉。是否应更注重‘春风化雨’,以免激起民变?” 此言看似关心,实则暗指李延行事激进,可能引发不稳定。
又如在审议科学院观瞻事宜时,有礼部官员提出:“科学院展示工巧之物,自无不可。然是否应限定观瞻人员品级?且观瞻之时,当有礼官在场,导引礼仪,以免……有失朝廷体统。” 这表面是注重礼仪,实则想给科学院的活动套上枷锁,限制其影响力。
这些言论,往往包裹在“稳妥”、“周全”、“体统”等冠冕堂皇的外衣之下,难以直接驳斥,却能在具体执行层面,给新政设置无形的障碍,消耗改革派的精力,延缓进程。支持新政的队伍内部,因此出现了隐性的策略分歧与力量损耗。
而第三道,或许也是最让黄巢警觉的裂痕,竟隐约出现在他寄予厚望的、试图引导新风的“捐输”倡议上。
为疏导勋贵财富,朝廷明发鼓励“边备捐”、“劝学捐”、“工赈捐”的诏令,并许诺褒奖。最初,确有一些较为明智或急于表现的勋贵响应,捐出部分财物。然而,很快便出现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变形:捐输竟成了某些人新的攀比与算计工具。
有人捐出大量钱帛,却要求将其中大部分用于在家乡修建表彰其家族的“功德牌坊”或“助学祠堂”,实质是变相为自己树碑立传,地方还得配合出人出力。有人捐输时,附带提出种种条件,如要求其子弟进入讲武堂或获得某些优差。更有人,捐输的同时,私下抱怨:“朝廷既要咱们捐钱,又不让咱们过得舒坦,这《定例》管管地……” 将捐输视为一种对朝廷限制其享受的“补偿”或“交易”。
这种扭曲,使得原本意在“导新风”的善政,在某些角落变了味道,未能真正引导风气向上,反而可能加固了某些人将财富与权力、名誉进行交换的思维定式。皇帝试图疏通的渠道,被旧有观念悄然淤塞、改道。
所有这些或明或暗的裂痕,都通过不同的渠道,汇集到偏殿黄巢的案头。杜谦综合各方信息,忧心忡忡地提醒皇帝,整肃之下,暗流未息,反生新变。林风也密奏,军中怨气需加疏导,以免影响战意。沈括则感到,科学院在筹备观瞻时,遇到了来自某些衙署“意想不到”的程序上的拖延。
黄巢默默听取,目光深沉。他走到那幅巨大的疆域图前,手指拂过北疆前线的标记,掠过关中那些试点州县,最后落在代表长安的这一点上。
裂痕,已然初显。它们并非公开的反抗,而是适应与博弈中的变形;并非路线的直接对立,而是执行中的耗散与扭曲;并非人心的彻底背离,而是旧习在新压力下的顽强存续与隐性表达。
这是任何深刻改革都难以避免的阵痛。高压可以暂时压制反对的声音,却无法一夕之间改造人心与积习。道路的开辟,总是伴随着路面的崎岖与两侧荆棘的撕扯。
“知道了。” 黄巢最终只了这三个字。他没有愤怒,也没有沮丧,只有一种更加冷澈的清醒。他明白,接下来的较量,将进入更细腻、也更考验耐性与智慧的层面。他需要更精准地识别这些裂痕,区别对待,该加固的加固,该疏导的疏导,该切除的,也绝不能手软。
窗外,秋意渐浓,空变得高远而清朗。但长安城的上空,那层由人心、利益与观念交织而成的无形阴云,却似乎比夏日雷雨前更加厚重、更加难以驱散。裂痕已现,修补或扩张,只在方寸之间。大齐这艘新船,在驶向未知海域的途中,龙骨正承受着内外压力带来的第一次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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