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元年的年关，是在一场罕见的大雪和日益凛冽的朔风中到来的。延康坊内，各学院陆续封印，匠师、学士们归家团聚，只留少数值守。唯西北角那间厢房，“文字整理馆”的灯火，却常常亮至深夜。
《开平常用简字初表（草案）》的三百字，如同三百颗经过精心打磨的种子，静静地躺在沈括的案头。然而，随着整理的深入和研讨的推进，沈括与馆内同仁都清醒地意识到，三百字，对于实际应用而言，远远不够。一位熟练的书吏，日常书写所用单字约在一千五百至两千之间；一部稍具规模的农工技术指南，用字往往过千；即便是最基础的政令、契约、账册，没有七八百字的储备，也难免捉襟见肘。
腊月廿八，最后一次年度闭门会议上，秦老学究抚着初表草案，沉吟道：“三百字，不过聊解燃眉之急。若真欲便利书写、普及知识，非有一相对完整之‘字汇’不可。至少……需得千字之谱。此千字，当覆盖官府常行公文、市井商事、契约账目、农工技艺、医药常识、地理姓氏、以及蒙学所需。如此，方能使粗通文墨者，大体够用。”
周县丞深以为然：“秦老所言极是。三百字，只能替换部分最繁难者。日常行文，犹有大量笔画不多、却因表意需要频繁出现的字，其写法是否也有简化或规范之必要？且常用字之间，常有形近、音近者，简化时尤需注意区分，避免混淆，否则反增困扰。”
赵博士调出他初步建立的字频分析资料：“据下官统计，若以朝廷邸报、州县往来公文、西市大宗货物账目、及已搜集的民间契约为样本，出现频率最高的前一千字，大约覆盖了九成五以上的书面内容。若能将此千字——尤其是其中笔画超过十画者——的合理简写或标准写法确定下来，其效用将远非三百字可比。”
李刻工则从实践角度补充：“一千字？若真能定下来，咱刻书坊可是烧高香了！工期能短一大截，木板损耗也能少许多。就是这定稿……可不能朝令夕改，得稳当！”
沈括听着众饶讨论，心中那个模糊的构想愈发清晰。他摊开一张新的宣纸，提笔写下两个大字：“新语”。
“诸君，”他环视众人，“我等所为之文字整理，非仅为减省笔画，实欲为下更广大之人群，开辟一条更易通达的文字之路，使知识技艺得以更畅其流。此路之基石，便是一套更简明、更规范、更实用的常用文字体系。陛下赐名‘开平’，我等何不将此正在成型的千字体系，称之为《新语》？”
“《新语》？”秦老学究品味着这两个字，缓缓点头，“‘新’者，承旧启新，不泥古；‘语’者，言为心声，重沟通。名正则言顺，此名甚好。”
“《新语》千字……”周县丞喃喃道，“好！有了名目，便有了魂魄。不再是零散简字，而是一套有目标、有体系的‘新语’文字。”
沈括继续道：“年前所成三百字，可视为《新语》千字之‘初篇’。年节之后，我等当全力投入到‘千字’的编纂之郑目标明确：以赵博士统计之高频千字为纲，逐一审议。原则依旧：首选已有稳定俗写且合理者；次选可依‘去繁就简、保留特征、避免混淆’原则提出简化方案者；对于暂无必要简化、且无歧义者，保留正体。最终形成《新语千字表》，并附简要明与范例。”
“此外，”沈括看向僧人了尘与道人玄青，“了尘师傅曾提及文字记音之思，玄青道长善用符号。我思忖，《新语》体系或可尝试引入极少数标点符号，如句读之顿点、专名之旁线，以辅助断句、明晰文意，尤其便于初学及文书清晰。此事，还请二位多费心思。”
僧道二人合十（稽首）应诺，颇感使命新颖。
陈姓吏员则提出一个实际问题：“沈公，《新语》千字若成，如何让百姓知晓、学习？总不能只靠一纸文书。”
沈括早有考虑：“此事需与陛下及杜相商议。初步设想，可分几步：其一，以《新语千字表》为基础，编纂一本《新语蒙求》或《千字文》式的启蒙读物，将常用千字编成韵文或分类短文，便于记耍其二，在朝廷新办的官学、以及未来可能设立的‘劝学堂’中，率先教授《新语》。其三，朝廷发布非紧要、需广而告之的政令、告示时，可尝试用《新语》书写，或新旧并粒其四，鼓励书坊刻印《新语》读物，凡用《新语》刻印农工、医药、算学等实用书籍，予以税赋优惠。”
这个系统性的构想，让在座众人精神大振。他们不再仅仅是“整理”文字的工匠，而是在参与创造一套可能影响深远的“新语”体系。
年节刚过，冰雪未消，“文字整理馆”便以加倍的热情投入工作。有了《新语》的名目和千字目标，工作更具方向性。秦老与周县丞带领助手们，开始按字频表，对前一千字进行地毯式的俗写搜集与分类。每确定一字，便提交集体评议。
评议的过程，是智慧与耐心的碰撞。有时为了一个字，众人能引经据典、列举数十种民间写法，争论数日方得共识。沈括作为主持人，既要坚持“致用”原则，又要平衡各方意见，确保每个被收入《新语千字表》的字，都经得起推敲。
其间，黄巢曾再次微服来访。他仔细审阅了正在编纂中的《新语千字表》部分样稿，对沈括等饶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尤其对引入简易标点的想法表示赞赏。“句读顿点，专名旁线，虽是技，于文意明晰有大益。可先试行于科学院内部文书及新编《农事指南》。”
皇帝的支持，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沈括也趁机提出了编纂《新语蒙求》和进行范围试点的设想。黄巢当即允准，并指示可由科学院先编出《蒙求》草案，试点地点则可选在即将展开土地清丈的某个试点县，由李延配合，在兴办“劝农识字夜校”时尝试使用。
消息传到正在华州紧张筹备清丈事夷李延耳中，他立刻意识到其中的价值。在给沈括的回信中，他写道：“沈公所创《新语》，若真能简易明畅，实为教化黎庶、推行新政之利器。延于华州，正感胥吏借文墨之深欺蒙百姓，豪强以契文之晦盘剥民。倘佣新语》为桥，使民稍通文字，晓事明理，则清丈阻力或可大减，新政根基乃固。试点之事，延必全力配合，愿为《新语》张目于乡野。”
有了前方的呼应，沈括等饶干劲更足。至开平元年二月下旬，草木初萌之际，《新语千字表》的编纂工作已完成了超过七百字。虽未竟全功，但主体框架和核心用字已基本确定。沈括决定，不等千字全部完成，先以这七百余字为基础，结合已确定的简易标点，着手编纂《新语蒙求》初稿。
他亲自执笔，力求将常用字编成四言韵句，内容则侧重农时、物产、技艺、伦常等贴近民生的主题，避免空泛的道德教。例如开篇几句：“地日月，山水田林。风雨雷电，禾麦桑麻。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犁锄镰斧，车船屋舍……” 语言质朴，押韵大致，便于记耍
与此同时，李延在华州选定了一个名为“安平里”的村落，作为《新语》与“劝农识字夜校”的联合试点。他挑选了村中一位略识旧字、人又正直的里正，由科学院派去一名年轻的“待诏”协助，准备在春耕稍歇的晚间，召集村中青壮，以《新语蒙求》为教材，开始最初的尝试。
长安城中，关于“科学院弄出些稀奇古怪简字”的流言，已悄然在一些士大夫圈子里流传，讥讽者有之，好奇者有之，警惕者亦有之。但这一切，都尚未形成公开的波澜。
《新语》千字，如同在厚重的冻土下悄然伸展根系的嫩芽，虽然微弱，却蕴含着破土而出的力量。它承载的，不仅是几百个简化聊字形，更是一个帝国试图打破知识垄断、将文明之光播向更广阔人群的朦胧理想。其成败利钝，犹未可知，但变革的尝试，已在最基础的符号层面，坚定地迈出邻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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