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蒙求》的初稿带着油墨的清香,与华州“安平里”试点夜校的第一份情况简报,几乎同时送到了黄巢的案头。简报由李延亲自撰写,内容详实:夜校已开办半月,每晚约有三十余名村中青壮男子(偶有大胆的妇人躲在窗外听)聚集在里正家的晒谷场,就着数盏油灯,跟随那位科学院派来的年轻“待诏”学习《新语蒙求》。起初村民疑虑重重,以为又是官府巧立名目摊派劳役或收费,经李延反复保证“纯属自愿,分文不取,且学得好有奖(如盐、布)”,才勉强有人尝试。然而,当那些原本如同书的符号,被分解为“地日月”、“犁锄镰斧”等他们熟悉的事物,并以简化的字形、朗朗上口的韵文呈现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微弱却真实的光亮,开始在那些被劳苦生活磨砺得近乎麻木的眼睛里闪烁。有老农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和“田”字后,蹲在地上用树枝划拉了半夜;有青年很快记熟了农具和节气的字,开始尝试读夜校墙上贴的、用《新语》写的春耕注意事项……
简报末尾,李延难掩激动地写道:“……陛下,沈公,《新语》虽简,然于百姓,实乃凿破混沌之第一道微光。安平里不过一隅,然此光虽微,其势可期。若能广布此光,则蒙昧可开,民智可启,新政推行之基,必将大为不同。臣冒昧进言,当使《新语》出科学院之院墙,成朝廷之德政!”
这封简报,与沈括关于《新语千字表》编纂接近完成的奏报,以及工学院“开平纺机”新一轮改良遇到瓶颈(需要更稳定的动力和更精密的齿轮加工)的求助,并排放在黄巢面前。他凝视良久,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文字简化、纺机改良、农学推广、乃至土地清丈,这些点状的突破与努力,看似分散,实则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困境: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生产者,被隔绝在知识、技术与有效信息之外,如同在迷雾中凭借本能与祖辈经验摸索前校要真正释放生产力,推动变革,必须设法驱散这浓重的迷雾。
“扫盲。”黄巢轻声吐出这个在后世耳熟能详、在此刻却石破惊的词语。不仅仅是认识几个字,而是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掌握最基本的读写算能力,能够理解政令,学习技艺,保护自身权益,从而真正参与到社会生产与变革之郑
他将杜谦与沈括召至偏殿。没有过多寒暄,直接将李延的简报递给他们看。
杜谦阅毕,沉吟道:“李延所见,确为实情。《新语》简易,利于初学。若能在新授田户、工匠、乃至军中行伍间,推广慈基础文字算学,于稳固地方、传达政令、推广技艺,皆有裨益。然则……”他顿了顿,看向黄巢,“陛下,‘扫盲’二字,其志非。若以朝廷政令形式推行,牵涉甚广。师资从何而来?钱粮如何筹措?教授何内容?以何标准考核?更紧要者,此事前所未有,恐遭‘与民争利’、‘不务正业’乃至‘动摇士本’之非议。”
沈括则激动道:“杜相所虑周全。然老臣以为,此事关乎国运,纵有万难,亦当试校师资可先以各地略通文墨之胥吏、退役之伤老兵卒、乃至民间蒙师充任,加以短期培训,授以《新语》及简易教法。钱粮可先从各州县罚没、或新增之‘劝学费’中支取,亦可鼓励地方乡绅捐助,朝廷予以褒奖。教授内容,首重实用,《新语蒙求》为基,辅以简易算学(如加减乘除、丈量田亩)、本地农工常识、乃至朝廷紧要律令摘要。考核不必苛求,能识《新语》数百字、会写姓名籍贯、明晓基本数算、略知完粮纳税之规即可。”
他向前一步,语气恳切:“陛下,士大夫之‘本’,在于明理治国。然治国之基,在于亿兆黎民能安其生、明其责、尽其力。扫盲之举,非为动摇士本,实为夯实国基!使民有智,则欺瞒难行;使民有力(知识与技能之力),则生产可兴。此乃长治久安之道,纵有非议,其功在千秋!”
杜谦微微颔首,沈括所言,他并非不赞同,只是作为首辅,他必须权衡全局,预见阻力。“沈公所言在理。然则,推行之策,需极稳妥。臣建议,可分步而行,先试点,后推广;先倡导,后要求;先以利导,后辅以规。”
黄巢听着两位重臣的争论与建议,思路逐渐清晰。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地图前,目光扫过关症河东、河南等大齐实际控制的核心区域。
“二卿所言皆有道理。扫盲之事,势在必行,然不可操牵”黄巢缓缓开口,声音沉稳而坚定,“朕意,先以‘诏令’形式,颁布《劝学谕》,亦可称为‘扫盲令’。此令之要,不在强制,而在‘劝’与‘导’。”
他阐述具体构想:“第一,明确目标。以三年为期,于大齐各州县,倡导并鼓励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之编户齐民(不分男女),利用农闲工余,学习《新语》基础文字(暂定五百字)、简易数算及与自身业行相关之常识。不设硬性考核,但完成基础学习者,由州县颁发‘识文凭照’,凭此照可在市集交易、契约订立、诉讼陈情时,享有些许便利(如胥吏需用白话解释条款),或减免部分额交易税费。”
“第二,建立体系。各州县须设‘劝学所’,由县丞或主簿兼领,负责统筹本地扫盲事宜。师资以招募本地致仕官员、落第秀才、学堂蒙师、退役识文断字之老兵、乃至僧道中通文墨者为主,由朝廷给予微薄补贴或免除部分徭役。科学院需尽快编定统一之《新语劝学教材》(以《蒙求》为基础扩充)及《劝学师训要则》,分发各地。”
“第三,保障激励。扫盲所需最基本之纸笔(或沙盘、石板)、灯油,由劝学所酌情提供或补贴。对于学有所成、并能将所学用于传播技艺(如教导邻里新农法)、协助乡里(如帮读政令、书写信件)者,给予公开表彰及物质奖励。各地官员劝学成效,列入考绩,优者奖,劣者诫。”
“第四,试点先校首批全面试点,选定正在推行土地清丈的华州、同州,以及京兆府部分皇庄、官营作坊。由朝廷派遣专员(可从科学院、察访司、年轻官员中选派)督导,李延在华州之经验,要及时总结推广。待试点取得成效,摸索出可行模式后,再逐步向其他地区推广。”
“第五,厘清界限。强调扫盲乃‘劝学’、‘助学’,旨在‘启民智、利民生’,绝非取代科举正途,亦不涉及经义大典。士子科举,仍以传统经典为正。扫盲所授,乃日用之道,与士林学问,并行不悖。”
黄巢的构想,兼顾了理想与现实,既提出了清晰的目标和框架,又给予了充分的弹性和过渡空间,特别是将扫盲与土地改革、官营经济试点结合,并与百姓切身利益(如交易便利、减税)挂钩,无疑大大增加了可行性。
杜谦仔细思量,觉得此方案已最大程度考虑了推行难度与政治风险,遂躬身道:“陛下思虑周详,此策老成稳妥。臣以为可校然诏令颁布前,需与政事堂诸公及礼部、户部详细议定细则,尤其钱粮出处、‘识文凭照’之具体权责、官员考绩挂钩之尺度,需明确。”
沈括更是激动不已:“陛下圣明!如此推行,步步为营,必能收效!科学院定当竭尽全力,完善教材,培训骨干,为扫盲大业提供支撑!”
开平元年三月中,在经过政事堂数轮激烈而谨慎的讨论、细则反复打磨后,由黄巢用印、杜谦副署的《大齐劝学谕》(即后世所称“开平扫盲令”)正式颁布下。诏书以浅近文言写成,强调“民智开则国运昌,技艺明则生计裕”,详细阐述了劝学的目标、方法、激励措施及试点安排,并郑重将《新语》定为“劝学正字”。
诏书一出,下震动。反应最为迅速的,自然是士林。保守派如丧考妣,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以俚俗乱雅言”、“降尊纡贵,有辱斯文”,更担忧此举长远会动摇士大夫的文化特权。一些中间派则持观望态度,觉得皇帝想法虽新奇,但未必能成,且局限于“劝学”与“实用”,未触及根本,不妨看看再。少数开明或出身寒微的士子,则从中看到了某种新的可能,或沉默,或私下表示有限度的赞同。
地方官吏反应各异。有干练者嗅到机会,摩拳擦掌准备在劝学考绩上做出成绩;有庸碌者感到头疼,不知如何着手;有与地方豪强关系密切者,则暗自警惕,担心百姓识字明理后,不再那么好糊弄。
而在广大的乡村市井,最初的反应是茫然与疑虑。“识字?俺们泥腿子识什么字?”“又是官府的新花样?是不是想收‘识字税’?”然而,随着胥吏、乡官带着诏书和《新语蒙求》样本,开始深入里巷宣讲,特别是当“识文凭照”可享交易便利、减免税的具体好处被反复强调,以及华州安平里夜校那些逐渐能看懂简单告示、会算自家收成的村民被作为例子宣传时,一种微弱却真实的好奇与渴望,开始在无数平凡的心灵中萌动。
四月初,春耕大忙暂歇。华州“安平里”的夜校灯火,吸引的已不只是本村青年。附近村落有人听闻,竟也趁着夜色赶来,蹲在窗外或墙角,跟着里面含糊而认真的诵读声,用手指在尘土上笨拙地比划。那一点灯火,仿佛真的开始驱散千年以来笼罩在庶民头顶的、关于文字与知识的厚重迷雾。
“扫盲令”的颁布,标志着黄巢的改革,从经济基础(土地)、生产力工具(科技),进一步触及了上层建筑中最为核心的文化与教育层面。这是一场静默却可能更为深刻的革命,其目的,是为这个帝国培育一代“新的子民”——他们或许依旧贫困,却不再全然蒙昧;他们或许力量微弱,却开始拥有理解和改变自身处境的最初工具。前路漫漫,阻力重重,但变革的种子,已然随着《劝学谕》的颁布,撒向了更广阔的田野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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