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七年四月的南京，春意已浓。秦淮河畔柳色新绿，但监国行在的文华殿内，气氛却比料峭春寒时更加肃穆凝重。巨大的紫檀木长案上，堆积着来自度支司、户部、工部、兵部等各衙门的册籍、图册与奏报，几乎将御案淹没。空气中弥漫着墨香、纸香，以及一种压抑已久的、对确切数字的渴望与不安。
殿内，监国朱常沅端坐于案后，虽面色依旧沉静，但微微泛着血丝的眼睛，显示出他连日来审阅文牍的辛劳。殿下，刚从湖广前线返回述职的镇粤公李元胤、度支使沈廷扬、户部尚书万元吉、兵部尚书吕大器、工部尚书何楷，以及监国妃沐涵等核心重臣齐聚一堂。每个人面前都摊开着账册，人人面色肃然，等待着度支司对去岁（永历十六年）全年及今春海贸收支的最终核报。
这是永历朝廷南迁以来，第一次有可能实现“岁入岁出大致相抵”的财政会议。成败与否，关乎国运人心。
“开始吧。”朱常沅的声音打破了沉寂。
“臣遵旨。”沈廷扬深吸一口气，这位数月来为筹措粮饷几乎愁白了头的老臣，今日气色稍缓，但神情依旧紧绷。他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幅《永历十六年下度支总览图》前，手持细长的竹鞭，开始陈述。图表上以不同颜色清晰标注了朝廷实际控制两广、江西、贵州、湖南、浙江、半控制（拉锯）及对峙的区域云南、福建、湖北、安徽、江苏。
“监国，诸位大人。经度支司会同户部、各布政使司最终核验，永历十六年，朝廷实际控制区岁入总账，已初步厘清。”沈廷扬的声音在殿中清晰回荡，竹鞭首先点在朝廷的核心区域。
“岁入大宗，首推田赋丁银。”竹鞭重点划过南直隶应、镇江、常州、苏州、松江五府及扬州一部，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腥北部沿海府县。“此为我朝根本财赋之地，去岁暂无大战侵扰，劝农稍见成效，全年实征粮米 一百八十万石，折色银 九十万两。” 接着，竹鞭移向江西大部（南昌、九江、袁州、临江、吉安、抚州等）、福建西路（福州、兴化北、延平、建宁、汀州、邵武）、广东大部、广西，以及湖南的宝庆、永州、郴州等南部州府。“慈新复或半控之地，田赋或因战乱未复，或征收不易，合计征得粮米 一百二十万石，折色银 五十万两。” 最后，竹鞭轻点云南、贵州。“滇、黔地瘠民贫，且为前线，赋税多留本地军用，解送朝廷甚少，合计约粮米二十万石，银五万两。” 他总结道：“田赋丁银总计：粮米三百二十万石，银一百四十五万两。 然此额已较万历年间十不存三，且江西、湖南、江苏等多有积欠。”
众人默然。这个数字，仅能勉强供养中枢、禁卫及重点方向的基本开支。
“其次，盐、茶、矿、关等专项税课。”竹鞭移向沿海和重要商路节点。“两淮盐区 大半沦陷，仅通州、泰州 部分盐场在控，盐课锐减，实收八万两；两浙盐课 得十万两；广东、福建盐课合计十二万两。茶引 银因皖南、闽北 茶区不稳，仅得五万两。各地钞关（如九江、赣州、韶关）、工关税 银十万两。矿税（云南铜银、江西 金铜、广东 铁）微薄，约四万两。此项合计约四十九万两。”
“第三，亦是去年新开之源，海贸市舶之税。”沈廷扬的语气略微提高，竹鞭重点圈划广州、泉州（与郑成功分治）、福州、宁波 等地。“自去岁夏试行，至年底，广州 一口，实收市舶税银 十八万两；宁波 口（受浙东海盗及郑氏船队挤压）收三万两；福州 口（受郑氏挤压）收四万两；泉州 口（郑成功控制，朝廷按约分润）得三万两。另，官营海贸船队首航净利约八万两。海贸相关岁入，合计约三十六万两。”
听到这里，李元胤微微颔首，吕大器等人也露出些许振奋之色。海贸初开，便有如此进项，且潜力巨大，实乃意外之喜。
“此外，尚有捐输、开纳（非常设）、籍没 等杂项收入，约十二万两。”沈廷扬总结道：“综上所述，永历十六年，朝廷岁入总计约为：粮米三百二十万石，银二百四十二万两。”
殿中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二百四十二万两白银，听起来不少，但要知道，崇祯朝鼎盛时，岁入可达两千万两以上！如今仅余八分之一。然而，在疆土丧失大半、战乱不休的情况下，能收到这个数字，已是沈廷扬等人呕心沥血的结果。
“岁出呢？”朱常沅直接问到了关键。
沈廷扬翻开支出一册，声音变得沉重：“岁出之大宗，首在军饷。”竹鞭扫过地图上漫长的对峙线。“湖广-淮西 方向，”竹鞭重点落在武昌、岳州、长沙 及淮河 南岸一线，“此为抵御虏酋洪承畴、线国安 主力之前线，堵胤锡、张先壁、刘体纯 等部，精兵约八万，直面江北虏军，消耗最大，年需饷银一百万两，粮米六十万石（部分可就地筹措，然不足）。”
“云南-川黔 方向，”竹鞭指向西南，“晋王（李定国）大军在昆明 应对清军压力，贵州 为枢纽，此路合计精兵约六万，年需饷银八十万两，粮米五十万石（滇黔地瘠，需大量外调）。”
“江西-闽浙 方向，”竹鞭划过南昌、赣州 至福州，“李公（李元胤）统筹，兼顾对福建 郑氏、沿江 清军水师之防御，驻军约五万，年需饷银六十万两，粮米四十万石。”
“两广 腹地及湖南驻防兵，约三万，年需饷银三十五万两，粮米二十五万石。南京禁卫及直隶卫所兵，约两万五千，年需饷银三十万两，粮米二十万石。各处水师（含郑彩 新编船队）年需饷银十五万两。”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军饷一项，年需银至少三百二十万两，粮米一百九十五万石。 此尚未计战时额外犒赏、抚恤及紧急征调之费。”
还未算其他，仅军饷一项，银两已超岁入七十八万两！粮米缺口也达一百九十五万石对三百二十万石。殿内气氛瞬间降至冰点。
“其二，百官俸禄及宫廷用度。”沈廷扬继续道，“在京文武官员、宗室勋戚、各地官吏俸禄，虽已大幅削减，然年仍需银四十万两，粮米二十万石（部分折俸）。宫中用度竭力紧缩，年需银十万两，粮米五万石。”
“其三，制造与工程。打造军械、战舰，修缮长江、淮河防线城池、炮台，疏浚运河，年需银四十万两。”
“其四，赈济、抚恤及杂支，年需银十五万两，粮米十万石。”
沈廷扬合上册子，声音干涩：“综上所述，永历十六年，朝廷岁出总计约为：银四百二十五万两，粮米二百三十万石。”
“岁入：银二百四十二万两，粮三百二十万石。岁出：银四百二十五万两，粮二百三十万石。”朱常沅缓缓重复，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银两缺口，一百八十三万两。粮米……账面盈余九十万石，然前线军粮缺口巨大，且需备荒。”
巨大的亏空摆在面前。虽然粮米账面有盈余，但那是建立在湖广、云南等前线军队未能足额领取、地方多有拖欠的基础上。银两的缺口更是触目惊心。
殿内鸦雀无声，沉重的压力让每个人都感到呼吸困难。万元吉老脸通红，吕大器眉头紧锁。
然而，沈廷扬话锋一转：“然，此乃去年总账。去岁秋冬，朝廷收复福建 西路，开通海贸，今春南洋 米粮已到。永历十七年 情势，已有转机。”他拿起另一份墨迹较新的册子。
“转机何在？”李元胤沉声问，他在湖广前线，深知粮饷压力。
“转机一，在于福建西路新附，及浙江、江苏南部初步稳定，税基略增。”沈廷扬道，“预计今年田赋丁银 一项，或可增收银二十万两，粮三十万石。盐茶关矿 税，若两淮、闽浙 商路稍通，或可增收十万两。”
“转机二，在于海贸首航成功，打开局面。”他看向朱常沅，“郑将军带回的南洋米五万余石，已可部分填补前线缺口。所获硝石、硫磺、铜锡等，可充军资，减少外购支出。所获利润八万两 及今后稳定贸易，将成为重要财源。若广州、宁波 两口贸易不受大的干扰，今年海贸税利 或可达五十万两。”
“转机三，”沈廷扬顿了顿，“在于去岁多方筹措，特别是 度支司 新立，严查偷漏，追缴、抄没 所得，以及今春各地催缴的部分旧欠，约有四十万两 的额外进项，可计入今年弥补。加之监国厉行节俭，宫中用度再减，百官俸禄亦可酌情缓发部分……湖广前线，亦可令其加大屯田力度，以补军食。”
他最后总结，语气审慎：“若各项预期能够达成，无特大灾兵祸，永历十七年，朝廷岁入，乐观估计可达：银三百二十万两左右，粮米三百五十万石左右。岁出，若军饷不再大幅增加，且能严控虚冒、激励屯田，或可努力压缩至：银三百八十万两，粮米二百四十万石。 如此，银两缺口可缩至六十万两 左右，粮米将有一百一十万石 左右盈余，可填补前线缺口及充实仓储。”
“六十万两的缺口，一百一十万石粮米盈余……”朱常沅沉吟。缺口依然存在，但已从深渊边拉回。更重要的是，粮米若真能有盈馀，可极大缓解最紧迫的生存压力，稳定军心。
“沈卿所言岁入，可能确保？尤其是海贸五十万两？”朱常沅目光锐利。
“臣不敢确保，但必竭力为之！”沈廷扬肃然道，“田赋 需各地官吏用心，亦需前线稳固；海贸 需应对郑 氏挤压、荷兰人 干扰及虏廷 封锁，变数最大；追缴旧欠 更易招怨。然事在人为。度支司已拟定新则，严明赏罚。”
“军饷开支，可能再压缩？”朱常沅看向吕大器。
吕大器面露难色：“监国，湖广、云南 前线，对峙虏 军主力，兵不可减，饷不可缺。然或可精核兵额，汰弱留强，水师 及造船 之费，除郑彩 船队必需外，余者可缓。江西、福建 驻军，整编后或可略减。”
李元胤开口道：“监国，湖广 前线，我可督令堵胤锡 等，利用江汉、洞庭 水泽，广开屯田，至少可补三成军食。云南 山多田少，屯田不易，然可鼓励与缅甸、车里（西双版纳）边贸，换取部分粮食。”
工部尚书何楷也道：“工程制造 之费，除紧要江防、城防、战船、火器 外，其余可暂缓。疏浚运河之费，或可命沿河州县以工代赈。”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商讨着开源节流之策。虽然艰难，但已不再是毫无希望的绝望。
朱常沅静静听着，良久，方道：“诸卿所言，皆老成谋国。度支司所拟，大致可校然有几点，需格外注意。”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重点落在湖广-淮西 防线和云南：“第一，湖广、云南 粮饷，必须优先保障。此两处乃国之门户，门户一失，满盘皆输。今春南洋米，除留库备急外，三万石 速送云南，两万石 解往湖广！两地饷银，亦需优先拨付大部。”
“第二，海贸之利，必须抓住，且要争，更要稳！”他目光如炬，“告诉郑彩，船队加紧休整、补给、招募熟手。下次出航，可尝试新航线，避开郑 氏与荷兰人 重点控制海域，加大与葡萄牙、广南、暹罗 的直接官贸。所需本钱，优先拨付！市舶司 在广州、宁波 要挺直腰杆，对往来商船，既要征税，亦要提供保护，与郑 氏竞争！”
“第三，各地屯田，必须落到实处。李卿、吕卿，会同户部、工部，制定《屯田考成法》，将屯田成效与将领、地方官考绩升迁挂钩！所需耕牛、种子，朝廷可借贷。”
“第四，度支 法度，必须严格执校贪墨、亏空、拖延者，严惩不贷！靖安司 需协助稽查，尤其关注盐、茶、关、市舶 等易生贪渎之处。”
“至于那六十万两的缺口……”朱常沅目光扫过众人，“便着落在开源 与节流 四字之上。缺口犹在，如履薄冰。然较之去岁，已有云泥之别。此非孤一人之功，乃诸卿与前线将士、下义民共勉之力。传朕旨意，今岁度支预算，照此施校望诸卿实心任事，使我大明国用，早日真正充盈稳固！”
“臣等遵旨！必竭尽全力！”众人齐声应诺，声音中多了几分久违的底气与决心。
会议持续至深夜。当众人散去，朱常沅独自留在殿中，沐涵默默为他披上外袍。
“监国，总算……见到些亮光了。粮米若能盈馀，前线将士可稍缓饥馁。”沐涵轻声道。
朱常沅望着殿外沉沉的夜色，缓缓道：“亮光微茫，且风雨如晦。洪承畴在北，吴三桂在西南，郑成功在侧，皆非易与之辈。内部百废待兴，处处需钱。这六十万两的平衡，如走钢丝，一丝风浪，便可能倾覆。”
他顿了顿，语气转而坚定：“然，这已是一年多前，孤不敢想象的局面。至少，我们有了一个可以运作的度支体系，有了可持续的新财源（海贸），有了大致稳定的后方与防线。接下来，便是步步为营，巩固根本，蓄积力量。待我府库稍充，兵甲稍利……”
“监国所虑深远。”沐涵道，“靖安司会盯紧各方动向，尤其是北边、海上 和云南 的消息。”
永历十七年的这个春，南京的朝廷，终于在破碎的山河、漫长的战线与拮据的财政中，第一次勉强摸到了“收支可望平衡”的门槛。尽管依然脆弱，尽管危机四伏，但这微弱的平衡希望，如同在无尽长夜中摇曳的烛火，虽然微弱，却真切地带来了光亮与温暖，让这个饱经创赡政权，看到了一丝坚持下去、甚至徐图恢复的可能。前路依然漫漫，但至少，他们有了继续走下去的盘缠与力气，以及一个更为清晰的、需要坚守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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