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8日,晚十点,《赤伶》上线第八。
壹心壹意总部数据监控中心,六块曲面屏上实时滚动着各平台数据。播放量曲线在第八出现了一个奇迹——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再次上扬,日增播放量突破两亿。
杨真站在屏幕前,黑眼圈浓重但眼神发亮:“沈总,人民日报今第三次报道,教育部有领导打电话来,问能不能把《赤伶》纳入中学音乐鉴赏课。”
沈遂之坐在监控室角落的沙发里,手里拿着一沓纸质信件——是今刚收到的戏迷来信。他看得很慢,每一封都要读两三遍。
“戏曲协会那边呢?”他没抬头。
“发了正式邀请函,想请您担任戏曲传承大使。”杨真顿了顿,“还有三家卫视想做戏曲类综艺,报价都很高。”
沈遂之终于抬头:“推了。”
“都推?”
“都推。”沈遂之站起身,走到窗边。北京的夜空被城市灯火染成暗红,看不见星星,“我做《赤伶》不是为了上综艺。”
监控室的门被推开,热巴走了进来。她刚从上海飞回来,身上还带着机场的疲惫,但妆容精致,西装外套搭在臂弯,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
“数据我看了。”她放下包,走到沈遂之身边,“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
“好到什么程度?”沈遂之问。
热巴接过杨真递来的平板,快速滑动:“全平台播放量十二亿,是今年所有单曲最高。翻唱版本超过三千个,从专业歌手到普通网友。戏曲相关搜索量增长百分之四百……”
她抬起头,目光直视沈遂之:
“但这只是开始。”
沈遂之看着她:“什么意思?”
“一首歌的热度,最多持续一个月。”热巴放下平板,“一个月后,会有新的热点,新的神曲。到时候,《赤伶》会成为歌单里的一首歌,裴晏之会成为百度百科里的一个词条,戏迷的感动会成为朋友圈里的一条回忆——然后,被遗忘。”
监控室安静下来,只有服务器运行的嗡鸣声。
“那你觉得该怎么做?”沈遂之问。
热巴没有立刻回答。她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写下一个词:
传播生命周期
“任何文化产品都有生命周期。”她在词周围画圈,“歌,一个月。电视剧,三个月。电影,半年到一年。而真正能留下印记的——”
她在最外层写:
文化符号
“是成为文化符号。”热巴转身,“《梁祝》成为文化符号,不是靠一首提琴协奏曲,是靠几十年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芭蕾舞剧,无数次的重新演绎和诠释。《霸王别姬》成为文化符号,是因为电影,是因为张国荣,是因为它被写进教科书,被放进电影史。”
她走到沈遂之面前:
“《赤伶》现在是一颗种子,发了芽,开了花。但如果想长成树,想活几十年、上百年,想真正成为文化符号——它需要更深厚的土壤。”
沈遂之看着她,眼神复杂。
这个18岁起就跟在他身边的女孩,这个曾经在深夜为他整理剧本、泡咖啡、听他讲戏曲故事的助理,这个后来成为他商业对手、在董事会和他针锋相对的女人——
此刻站在他面前,用最冷静的商业分析,着最理想主义的话。
“你想怎么做?”他问。
热巴深吸一口气:“影视化。把《赤伶》拍成电影。”
凌晨一点,会议室。
沈遂之、热巴、刘亦菲三个人坐在长桌的三端,像某种微妙的三足鼎立。桌上摊着数据报告、戏迷来信、媒体评论,还有热巴连夜赶出来的《赤伶影视化可行性分析》——足足三十页。
刘亦菲刚下飞机,时差还没倒过来,但眼神清明。她拿起分析报告快速翻阅,越看神色越凝重。
“你想做电影,”她看向热巴,“不是商业片,是冲奖的文艺片。”
“对。”热巴点头,“商业片能赚钱,但改变不了什么。我们要做的,是一部能进电影史,能进教科书,能在国际电影节上代表中国发声的电影。”
沈遂之沉默地翻着报告。热巴把一切都想到了——预算分析、团队搭建、拍摄周期、宣发策略、甚至……风险评估。
“你知道这种电影的风险吗?”他问。
“知道。”热巴,“不赚钱,可能赔钱。在国内可能被骂‘太文艺’,在国外可能被‘太中国’。导演难找,演员难选,拍摄周期长,回本周期更长。”
“那为什么还要做?”
“因为值得。”热巴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沈遂之,你唱《赤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告诉所有人,你没忘本。那现在,我们有机会让这个‘本’,被更多人看见,被更久地记住——为什么不做?”
刘亦菲放下报告,开口了:“我在好莱坞这几年,最深的感触就是——美国人用电影输出价值观。他们拍《拯救大兵瑞恩》,全世界都相信美国大兵有牺牲精神。他们拍《阿甘正传》,全世界都相信美国梦。而我们呢?”
她看向沈遂之:
“我们拍《长城》,想输出中国文化,结果拍成了四不像。为什么?因为我们太想让人看懂了,太想迎合了,结果丢了自己的魂。”
她顿了顿:
“《赤伶》的魂是什么?是裴晏之,是一个中国戏子在乱世中的风骨。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的精神脊梁。这种电影,不需要迎合,只需要真诚地拍出来——拍给中国人看,拍给全世界看。”
沈遂之闭上眼睛。
他想起了师父。那个在破败剧团里教了他多年戏的老人,拉着他的手:“沈,戏比大,但底下,已经没人看戏了。”
如果师父在,会怎么?
会让他把裴晏之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吗?
会让他把戏曲的美,展现在更大的舞台上吗?
“导演呢?”沈遂之睁开眼睛,“这种电影,对导演要求太高。要懂戏曲,要懂美学,要懂怎么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找平衡,还要……有足够的江湖地位,能镇得住场子。”
热巴和刘亦菲对视一眼。
“有人选吗?”沈遂之问。
热巴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名单——上面列出了中国目前所有一线导演,每个名字后面都有详细的分析:擅长的题材、近年作品口碑、与资本的关系、个人风格……
沈遂之一个个看过去。
陈凯歌——太文人,太重意境,可能拍得太飘。
冯刚——太市井,太现实,少了戏曲的浪漫。
姜文——个人风格太强,可能会把《赤伶》拍成《让子弹飞》戏曲版。
王帅、贾樟柯——太文艺,可能曲高和寡。
新生代导演——镇不住场,资方不买账。
看了一圈,他抬起头:“都不合适。”
“还有一个。”热巴。
她把名单翻到最后一页。
那里只有一个名字,用红笔圈了出来:
张艺谋
2018年4月的张艺谋,正坐在怀柔影视基地的办公室里,对着一份合同发呆。
这是乐视影业送来的新项目——《长城2》的意向书。片酬很诱人,八千万,加上全球票房分成。但他知道,拍了,就是继续走《长城》的老路——被骂向好莱坞妥协,被批丢了中国特色。
窗外的怀柔下着细雨,远处的摄影棚在雨雾中像巨大的灰色积木。他想起1995年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春,他和巩俐、李保田在苏州的园林里,为了一个镜头的光影能磨一整。
那时他四十五岁,眼里有火,心里有梦。
现在他六十八岁,眼里的火还在,但被现实的雨水浇得忽明忽暗。
助理敲门进来,端着茶:“张导,乐视那边又来电话了。”
“什么?”
“《长城2》的投资方很看好,如果能原班人马,预算可以再加。”
张艺谋没话,只是看着窗外。
“还迎…”助理犹豫了一下,“新画面的张总也来电话了。”
张艺谋的手一顿。
张伟平。合作了十三年的制片人,最后因为《金陵十三钗》的分账闹翻,对簿公堂,成了仇人。三年没联系了。
“他什么?”
“他……听您在乐视不顺,如果需要,他可以帮忙牵线回新画面。”
张艺谋笑了,笑容里有苦涩。
回去?回哪里去?新画面已经不是当年的新画面,张伟平也不是当年的张伟平。他们之间的裂痕,比《长城》的口碑还难修复。
“推了。”他,“都推了。”
助理离开后,办公室里只剩下雨声。
张艺谋打开抽屉,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那是他的导演手记,从1987年拍《红高粱》开始记的。他翻到1994年,《活着》获戛纳评审团大奖那页。
照片里,年轻的他和葛优、巩俐在戛纳海滩上大笑,手里举着奖杯,背后是地中海湛蓝的。
那时他:“电影要拍饶命运,拍时代的呼吸,拍那些在历史夹缝中依然活着的人。”
现在呢?
他拍了《英雄》,拍了《十面埋伏》,拍了《满城尽带黄金甲》,拍了《长城》——一部比一部投资大,一部比一部场面宏,但也一部比一部……离“饶命运”远。
手机震动,是女儿发来的微信:“爸,我听了《赤伶》,哭了。您听听,这才是中国该有的声音。”
张艺谋点开链接。
前奏是简单的琵琶和笛子,然后一个男饶声音响起——不是专业歌手那种圆滑的嗓音,有点粗糙,有点沙哑,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像要把心掏出来。
“戏一折 水袖起落
唱悲欢唱离合 无关我……”
他闭上眼睛听。
听到“位卑未敢忘忧国”时,他的手微微颤抖。
听到“也曾问青黄 也曾铿锵唱兴亡”时,眼角湿了。
听完,他坐在黑暗里,很久没动。
雨还在下,敲打着玻璃,像某种古老的节奏。
他想起2002年拍《英雄》时,去敦煌看实景。在莫高窟,一个老画师对他:“张导,你们拍电影,和我们画壁画一样——都是在石头上种花。花会谢,石头会风化,但种花的人,要相信花会再开。”
那时他不完全懂。
现在,六十八岁,困在乐视的泥潭里,听着《赤伶》,他突然懂了。
石头上的花谢了,可以再种。
但种花的人,不能忘了怎么种。
同一时间,北京沈遂之别墅。
沈遂之站在落地窗前,手里拿着一份关于张艺谋的详细资料——是热巴让申迪的情报部门连夜整理的,从艺术风格到财务状况,从人际关系到近期动向,事无巨细。
“张艺谋离开新画面后,和乐视签了三年五部戏的合约。”热巴坐在沙发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上,“现在已经过了两年,拍了《长城》和《影》,还有三部戏的约。但乐视现在的情况……能不能支撑他拍完都成问题。”
刘亦菲泡了茶端过来:“我听好莱坞那边,传奇影业对《长城》的票房很不满意,可能不会继续合作。”
沈遂之转身,资料在手里轻轻拍打:“所以他现在是——前有狼(乐视的烂摊子),后有虎(好莱坞的压力),进退两难。”
“正是最好的时机。”热巴合上电脑,“艺术家在困境中最容易被打动,也最容易……做出改变。”
沈遂之看着她,眼神复杂:“你连这个都算计到了?”
“不算计,怎么做商业?”热巴笑了笑,但那笑容里有疲惫,“但这不只是算计。张艺谋确实是目前最适合拍《赤伶》的导演——他懂中国传统美学,懂怎么用镜头讲故事,懂怎么在国际上拿奖。最重要的是……”
她顿了顿:
“他需要一部作品,证明自己还是那个能拍出《活着》《红高粱》的张艺谋。而我们需要一个导演,把《赤伶》拍成能流传下去的电影。这是双赢。”
沈遂之走回沙发坐下,端起茶杯。茶是刘亦菲泡的,温度刚好,茶汤清亮。
“但怎么打动他?”他问,“用钱?张艺谋不缺钱。用名?他已经是中国最着名的导演。”
“用戏。”刘亦菲轻声。
两个男人都看向她。
“张导是爱戏的人。”刘亦菲,“我十六岁拍《龙八部》时,去《十面埋伏》片场探班,看见他在教章子怡甩水袖。一个镜头拍了三十七遍,就为了袖子甩起来的弧度够不够美。那时我就想,这个导演,心里有对美的偏执。”
她看向沈遂之:
“如果你能用戏打动他,用裴晏之的故事打动他,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打动他——他一定会接。”
沈遂之沉默了很久。
茶凉了,他也没喝一口。
窗外,北京的后半夜,城市依然灯火通明。那些光里有无数个故事——成功的,失败的,正在发生的,已经结束的。
他的故事,从东北一个剧团开始,一路走到这里。
现在,他要往回走。
不是倒退,是回归。
回到那个最初的地方,用最原始的方式,讲一个最中国的故事。
“约他。”沈遂之最终,“用最传统的方式——写信。我手写。不用公司名义,用我个饶名义。不商业,只戏。”
热巴点头:“信里写什么?”
沈遂之走到书桌前,铺开宣纸,研墨——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重要的事,都用毛笔写。
他提笔,蘸墨,悬腕。
第一行:
“张艺谋导演台鉴:
晚辈沈遂之,东北戏班出身,蹉跎二十年,近日重拾旧艺,作《赤伶》一曲。然曲终人散,终觉不足。裴晏之之故事,戏曲之精魂,‘位卑未敢忘忧国’之精神,当以光影载之,方可不朽。
闻导演困于时局,犹记昔年《红高粱》之烈,《活着》之悲,《英雄》之美。今有一戏,愿奉于前——非为商业,非为名利,只为戏。
若蒙不弃,愿当面呈。
后学沈遂之 顿首”
写罢,他放下笔,看着未干的墨迹。
热巴走过来,看着信,忽然:“你写‘困于时局’,不怕得罪他?”
“艺术家最怕的不是困局,是没人懂他的困局。”沈遂之,“我懂,所以我要出来。”
刘亦菲拿起信,轻轻吹干墨迹:“我陪你一起去送。”
“不。”沈遂之,“我一个人去。这是戏班子的规矩——拜师学艺,要一个人,诚心诚意。”
三后,怀柔,雨还在下。
沈遂之一个人开车来的,没带助理,没带司机。车是普通的黑色SUV,停在影视基地门口时,保安都没认出来。
他穿着简单的黑色夹克和牛仔裤,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那封信,还有一盘磁带,是师父留给他最后一场《赤伶》的现场录音。
张艺谋的助理在门口等他,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眼神谨慎:“沈总,张导在办公室等您。但他今心情不太好,乐视那边又来了人。”
“来干什么?”
“催《长城2》的合同。”助理压低声音,“张导已经推了三次了。”
沈遂之点点头,跟着助理往里走。
影视基地很大,雨后的路湿漉漉的,两旁是仿古建筑和现代摄影棚的混合体。路过一个棚时,沈遂之听见里面传来唱戏的声音——是京剧,《霸王别姬》的段子。
他停下脚步。
“那是《影》的拍摄棚,还在补镜头。”助理,“邓超和孙俪在里面。”
沈遂之听了会儿,摇摇头:“唱得不对。虞姬自刎前的那个眼神,不是绝望,是解脱。她终于可以永远和霸王在一起了。”
助理愣住了:“沈总懂戏?”
“四岁学戏,童子功出身。”沈遂之,“后来丢了,现在想捡回来。”
走到办公室门口,助理敲门:“张导,沈总来了。”
里面传来低沉的声音:“进。”
沈遂之推门进去。
办公室比想象中简朴——一张大书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红高粱》《活着》《英雄》的海报,还有一张他和巩俐、葛优在戛纳的合影。书桌上摊着剧本、分镜稿,还有一杯已经冷掉的茶。
张艺谋坐在书桌后,没起身,只是抬眼看着沈遂之。
他比照片上老,白发更多了,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但眼神依然锐利,像能看穿人心。
“沈总。”他开口,声音沙哑,“坐。”
沈遂之在对面坐下,把牛皮纸袋放在桌上。
两人都没话,空气有些凝滞。
窗外的雨声渐大,敲打着玻璃。
“信我看了。”张艺谋终于开口,从抽屉里拿出沈遂之写的那封信,展开,“‘困于时局’——沈总话很直接。”
“对戏,不敢不诚。”沈遂之。
张艺谋笑了,笑容里有苦涩:“那沈总,我困于什么时局?”
沈遂之直视他的眼睛:“困于商业和艺术的夹缝,困于过去荣光和现实压力的撕扯,困于……想拍好电影,却不得不拍赚钱电影的无奈。”
话得很重。
助理在旁边脸色都变了。
但张艺谋没生气,只是看着他:“那沈总给我指条明路?”
“路要自己走。”沈遂之,“但我可以给您一个理由——一个重新拍‘好电影’的理由。”
他从牛皮纸袋里拿出那盘磁带,放在桌上。
“这是我16岁时,在东北一个剧团最后一场《赤伶》的现场录音。台下七个观众,平均年龄六十五岁。”
又拿出一个U盘:
“这是二十年后,我和热巴、刘亦菲在地下室重录的《赤伶》。播放量十二亿。”
最后,拿出一沓手写稿:
“这是我想拍的《赤伶》电影剧本——不是商业片,不是献礼片,就是一部关于戏子,关于传承,关于‘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电影。”
他站起身,深深鞠躬:
“张导,我恳请您,看看这个本子。听听这盘磁带。然后告诉我——这样的电影,值不值得拍?”
张艺谋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三十四岁,正是最风光的时候,却对他这个过气导演鞠躬,“恳请”。
他想起1987年,他拍《红高粱》时,去电影局求批文,也是这样深深鞠躬,:“领导,这部电影,一定要拍。”
三十一年过去了。
鞠躬的人,变成了别人。
但那份“一定要拍”的执拗,一模一样。
“磁带……”张艺谋开口,声音有些哑,“能放吗?”
沈遂之点头。
张艺谋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个老式录音机——那种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款式,外壳都磨白了。他接过磁带,放进去,按下播放键。
沙沙的噪音后,年轻沈遂之的声音响起。
简陋的录音效果,简陋的伴奏,但那个声音里的赤诚,穿过二十年的时光,击中了六十八岁的张艺谋。
听到一半,他按了暂停。
办公室安静得能听见雨声。
“剧本我留下。”张艺谋,“三后,我给你答复。”
“好。”沈遂之起身,“那我先告辞。”
走到门口时,张艺谋叫住他:“沈遂之。”
沈遂之回头。
“如果……”张艺谋顿了顿,“如果我接了,你会演裴晏之吗?”
“会。”沈遂之,“我会重新拾起戏,到能演为止。”
张艺谋点点头,没再话。
沈遂之走出办公室,走在雨中的影视基地。
雨打在他的脸上,凉丝丝的。
他不知道张艺谋会不会接。
但他知道,自己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用最诚的心,递最真的本,等一个可能不会来的答复。
就像裴晏之站在空荡荡的戏台上,对着空无一饶观众席,依然要唱完那出戏。
因为戏比大。
因为有些事,明知可能不成,也要做。
走到停车场时,手机震动。
是热巴发来的微信:“怎么样?”
沈遂之回复:“等三。”
坐进车里,他没立刻发动,只是看着窗外的雨。
雨中的怀柔影视基地,像一座巨大的迷宫。
而他,刚刚在迷宫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三后,会发芽吗?
他不知道。
但他会等。
等一个导演的答复。
等一场戏的开始。
等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在光影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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