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荣走出大帐时，已经完全亮了。
日头明晃晃地挂在上，是个晴，没有云，蓝得发脆，像块刚出窑的青瓷，一碰就要碎。
阳光照在沙河驿镇的土墙上，照在石桥上，照在隘口两边的山上，照得一切都亮堂堂的。
他站在帐外，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股味道。是血腥味，是汗臭味，是马粪味，是烧焦的木头味，是……死味。混在一起，钻进鼻子里，钻进肺里，钻进骨头缝里。他闻了十几年，早习惯了，可今，这味道格外浓，浓得他想吐。
他没吐。只是眯了眯眼，让眼睛适应这刺眼的阳光，然后迈步，朝大军方阵走去。
方阵在河谷地东侧，离隘口不远。是方阵，其实早就没了形状，或坐或躺，或靠或趴，散成一片。
有的在啃干粮，就着河水，一口饼，一口水，嚼得很慢，像在嚼石头。有的在包扎伤口，用撕下来的衣襟，用找来的布条，胡乱缠着，血渗出来，染红了布。有的在睡觉，仰面朝，张着嘴，打着鼾，鼾声像拉风箱。
任继荣走到方阵前，站定。
他没立刻话，先扫视了一圈。从左看到右，从前看到后。看那些兵的脸，那些或年轻或苍老的脸，那些或完整或带疤的脸，那些或麻木或惶恐的脸。他看得很慢，很仔细，像在数，像在记。
看了约莫十息，他开口，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每个人心上：
“都起来。”
声音不大，可方阵里的人像被鞭子抽了一样，全都动了。坐着的站起来，躺着的爬起来，靠着的挺直腰。动作有快有慢，可都动了。
几万人，像一片被风吹倒的麦子，又一片片竖起来。
任继荣等他们都站好了，才继续：
“老子挑人。五千。去隘口，守山，打埋伏。拖鞑子两个时辰——也许更久。进去的，可能出不来。想好了，自愿的，往前一步。”
他顿了顿，补充道：
“三十岁以下的，不要。家里只有你一个的，不要。”
这话一出，方阵里骚动了一下。
不是哗然，是那种低沉的、压抑的、像闷雷滚过地面的骚动。兵们互相看了看，眼神复杂。
有年轻的，二十出头，脸上还带着稚气，听见“三十岁以下不要”，愣了愣，然后咬牙，往前迈了一步。
有年纪大的，四五十了，头发都白了，听见“家里只有你一个不要”，张了张嘴，想什么，可没出来，只是低下头。
任继荣看着，没话。
他知道，时间紧，没工夫一个一个问，一个一个查。只能这么喊，信不信，由他们。可他也知道，这么喊，没用。当兵的，谁不报个假岁数？谁不家里还有兄弟？真要较真，一个都挑不出来。
果然，他话音刚落，就有人喊：
“将军！我三十一！”
是个年轻兵，看着顶多二十五，脸是方的，眼睛很大，此刻瞪得更大。
任继荣看他一眼：“你叫啥？”
“王二狗！米脂人！崇祯十三年跟的闯王！”
“家里几口人？”
“五口！爹，娘，两个哥哥，一个妹妹！”
“都活着？”
“……活着。”
任继荣盯着他，看了三息，然后点头：“出粒”
王二狗咧开嘴笑了，露出两排黄牙，往前迈了一大步，站到方阵前。
接着又有人喊：
“将军！我三十三！家里七口！爹娘，三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媳妇！”
“出粒”
“将军！我三十五！家里四口！爹，娘，还有个弟弟！”
“出粒”
“将军！我四十了！家里……家里没人了，可我有媳妇，有娃！不算独苗！”
“出粒”
一个，两个，十个，百个。
人从方阵里走出来，走到方阵前，站成一片。有老的，有少的，有壮的，有瘸的。有脸上带疤的，有缺胳膊少腿的。有穿戴整齐的，有衣裳破烂的。有眼神坚定的，有眼眶发红的。
可都站着，都挺着胸，都看着任继荣。
任继荣也看着他们。从左看到右，从前看到后。看了很久，然后，他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吼：
“够了！”
声音炸开，在河谷地里回荡。
走出来的人停了，方阵里的人也停了。所有人都看着他。
任继荣指着走出来的人：“你们，五千。跟老子走。”
又指着方阵里剩下的人：“你们，留下。跟着闯王，往西撤。能活一个，是一个。”
他完，转身，朝隘口走去。
步子很大，很稳，踩在沙土地上，发出“沙沙”的响声。
身后，那五千人，沉默地，跟了上去。
那隘口很窄。
从东头到西头，差不多一里，宽的地方三十丈，窄的地方二十丈。官道从中间穿过，路面是碎石铺的，被多年的车马碾得坑坑洼洼。
两边是山，南边的叫青龙山，北边的叫成山。山不高，可陡，尤其临官道这一面，几乎是直上直下，山壁上长着松树、柏树、灌木，在晨光里投下斑驳的影子。
任继荣站在隘口中间，抬头看山。
他打了二十几年仗，从陕西打到河南，从河南打到湖广，从湖广打到北京，什么样的山没见过，什么样的隘口没守过。可眼前这个，他看了三眼，就知道——是个绝地。
绝地，不是死地，是绝佳的埋伏地。
他眯起眼，脑子里像有张舆图，把这座山、这条道、这个隘口，分解成一个个点，一条条线，一片片面——
哪里该放弓弩手，哪里该堆滚石，哪里该设绊马索，哪里该挖陷坑，哪里该浇火油——像匠人看木头，一眼就看出哪里能下凿，哪里能开榫。
他转身，看向身后那五千人。
五千人，站成一片，黑压压的，把隘口堵了一半。人人看着他，等他的令。
任继荣清了清嗓子，开口，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清楚：
“分四队。”
他伸手指向南边山脚：“一队，两千人，上青龙山。山头，山腰，山脚，分三层。弓弩手上山头，滚石檑木堆山腰，刀牌手守山脚。鞑子要冲山，先用石头砸，再用箭射，最后用刀砍。”
他又指向北边山脚：“二队，两千人，上成山。一样，分三层。弓弩、滚石、刀牌。”
他顿了顿，指向隘口东头——那是来路，鞑子要来的方向：
“三队，五百人，守东口。等鞑子前军进谷，中军进来一半，立刻封口。用车，用石头，用木头，用死人——有什么用什么，把口子堵死。封死了，就撤，上山，和一队、二队会合。”
最后指向隘口西头——那是去路，闯王撤走的方向：
“四队，五百人，守西口。等鞑子全进谷，立刻封口。封死了，就死守。守不住，就死在那儿。”
他完，环视众人：
“听明白了？”
“明白！”五千人齐声吼，声音在山谷里撞出回音。
“好。”任继荣点头，“各自去准备。半个时辰——老子只给你们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后，我要看到山上堆满石头，道上布满陷阱，弓弩上弦，刀剑出鞘！”
“是！”
五千人动了。
像一盘散沙，忽然有了生命，分成四股，涌向四个方向。
一队涌向南山。领队的是个黑脸汉子，叫赵大锤，是任继荣的老部下，跟了他十年。他带着人，沿着山脚的径往上爬。径很陡，只能容一人通过。兵们一个接一个，像蚂蚁搬家，往上挪。
有的背着弓，有的扛着弩，有的拖着石头——石头是从山脚现搬的，大的要两三人抬，的一个人抱。石头滚上山，堆在山腰，堆成山。弓弩手爬到山头，找树，找石头，找一切能藏身的地方，藏进去，张弓搭箭，箭尖指向山下官道。
二队朝着北山跑去。领队的是个独眼老汉，叫刘瞎子，今年五十了，是任继荣在陕西收的老兵。他带着人，从另一条径上山。
北山更陡，有些地方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兵们咬着牙，往上爬，爬到半山腰，开始搬石头。石头多是花岗岩，很重，搬起来费劲，可没人喊累，都在搬，在堆，在垒。垒成一道石墙，墙后是弓弩手，弓已上弦，弩已张机，箭在弦上，只等令下。
三队五百人，涌向东口。领队的是个年轻后生，叫李栓子，是任继荣的义子，今年二十二。
他带着人，把隘口东头那些废弃的车、散落的木头、倒毙的马尸、还有从镇上搬来的门板、柜子、桌椅，全都堆到隐蔽的山头。堆成一道墙，墙有三尺厚，一人高。墙后，五百刀牌手列阵，刀出鞘，盾在前，眼睛死死盯着东边，盯着来路。
四队五百人，涌向西口。领队的是个瘸腿老兵，叫孙拐子，左腿是去年在宁武关被打断的，走路一瘸一拐。
他带着人，在西口山上隐蔽的地方，堆起另一道墙。墙比东口薄些，可也够用。墙后，五百弓弩手张弓搭箭，箭尖指向谷内——等鞑子进来，就射，射人，射马，射一切能动的东西。
任继荣没动。
他站在隘口中间，站在官道上，看着。
看着兵们像工蚁一样忙碌，看着石头堆成山，看着弓弩上弦，看着刀剑出鞘，看着那两道墙一点点垒高，垒厚，垒成两道鬼门关。
他看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可心里，在算。
算时间，算距离，算鞑子来的速度，算石头滚下去的角度，算箭射出去的力道，算能杀多少人，能拖多久。
他算得很细，很准，像他打了四十七次埋伏仗一样，每一次，都算。
算了约莫一刻钟，他抬头，看向两边山头。
山头已经布置得差不多了。弓弩手藏好了，滚石檑木堆好了，刀牌手就位了。
山腰上，那些石头堆成的山，在晨光里泛着青灰色的光，像一头头蹲着的巨兽，张着嘴，等着吃人。
他又看向东西两口。
墙垒好了，虽然简陋，可够用了。墙后的兵，握紧炼，握紧了弓，眼睛盯着前方，像一群饿狼，等着猎物上门。
他点点头。
然后，他迈步，朝南山走去。
沿着径，往上爬。爬得很快，不像四十五的人，像二十五。爬到半山腰，停住，找了块突出的岩石，站上去。
从这里，能看见整个隘口。
东口，西口，官道，两边山头，尽收眼底。
也能看见西边——闯王撤走的方向。
大军已经看不见了。四万人，像一股退潮的水，兔干干净净，只留下满地的脚印，车辙，还有那些倒毙的、没来得及收拾的尸体。
西边的官道上，空荡荡的，只有风，吹起尘土，吹动枯草，吹得那些破旗猎猎作响。
任继荣看着，看了很久。
然后，他咧开嘴，笑了。
笑得释然，笑得安心，笑得像完成了这辈子最后一件大事，可以放心去了。
他转身，看向东边。
东边，来路上，还没有动静。只有风，只有尘土，只有远处沙河驿镇的屋顶，在晨光里闪着灰白的光。
可他知道，快了。
鞑子，就快来了。
他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
吐出这口气，吐出所有的牵挂，所有的不舍，所有的犹豫。
然后，他握紧刀，挺直腰，站在岩石上，像一尊雕像，一尊等着敌人上门、等着死神降临的雕像。
静静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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