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太和殿，金砖地被晨光镀得发亮，却压不住满朝文武眉宇间的躁动。雍正皇帝端坐在龙椅上，玄色龙袍上的十二章纹，在殿内的蟠龙柱影里忽明忽暗。他手里捏着一份奏折，指节因用力而泛白，目光扫过阶下众臣，声音带着刚即位的凛冽：“山西巡抚诺敏，你前日所奏火耗归公之策，今日当殿议个明白！”
诺敏出列，青缎补褂上的孔雀纹抖了抖，他躬身朗声道：“启奏陛下！如今官场陋规横行，火耗、羡余、节礼名目繁多，官员们暗地克扣，百姓苦不堪言，国库却分文未增。臣以为，不如将这些灰色收入明定章程，统一收缴国库，再由朝廷按品级发放俸禄补贴。如此一来，既堵了贪腐的暗门，又能解官员生计之忧，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话一出，殿内顿时响起一片窃窃私语。不少官员偷偷交换眼神，脸上带着几分赞同。毕竟，谁不想让自己的灰色收入变得名正言顺？
可就在这时，一个清瘦的身影从文官队列里站了出来。此人正是吏部侍郎沈近思，早年做过江南知县，脸上带着几分江南水乡的温润，眼神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他对着龙椅躬身一揖，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陛下，臣以为诺大人之策，乃是饮鸩止渴！”
诺敏脸色一沉，当即反驳：“沈大人何出此言？此策明明是为了整饬吏治，安抚百姓！”
“整饬吏治？”沈近思冷笑一声，目光扫过阶下众臣，“诺大人怕是忘了，这些年官员们是如何巧立名目盘剥百姓的！朝廷定的火耗是每两银子三分损耗，可到霖方，哪个不是收到五分、八分，甚至一两？如今你把陋规合法化，规定他们收一百两，他们就敢在一百两之外，再巧立个‘办公费’‘车马费’，多收五十两揣进自己腰包！到时候，朝廷以为收上来了，百姓的负担却更重了！这不是饮鸩止渴，是什么？”
诺敏被怼得哑口无言，脸涨得通红。雍正坐在龙椅上，目光灼灼地看着沈近思，示意他继续。
沈近思深吸一口气，语气突然变得沉重起来。他抬眼看向雍正，眼神里没有丝毫避讳：“陛下，臣今日斗胆，要讲一句大逆不道的实话。臣早年做江南知县时，也曾收过陋规。”
这话一出，太和殿瞬间安静得落针可闻。满朝文武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沈近思竟然敢在皇帝面前承认自己贪污。就连雍正也微微挑眉，手指在奏折上停顿了一下。
“臣为何要收？”沈近思声音带着几分无奈，几分酸楚，“陛下可知，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是多少？四十五两白银！四十五两，只够维持一家老的基本温饱。可臣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三个待哺的孩子，家里还有仆从、幕僚要养活。逢年过节，要给上司送礼，要应付同僚的人情往来，要资助家乡的族亲。这些开销，哪一样不要钱？光靠那四十五两俸禄，臣就是不吃不喝，也填不满这个窟窿！”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些面露尴尬的官员，声音越发响亮：“臣收陋规，不是为了贪图享受，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朝堂之上，像臣这样的官员，何止百千？他们不是生的贪官，只是被这低得离谱的俸禄，逼得不得不伸手！”
雍正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紧紧攥着龙椅的扶手，指节泛白。他知道沈近思的是实情。他刚即位时，曾仔细查过官员的俸禄清单，一个七品知县四十五两，四品知府一百零五两，就算是一品大学士，一年也只有一百八十两。这样的俸禄，在物价飞涨的京城，连维持基本的官场体面都不够，更别养家糊口，上下打点了。
可知道归知道，当这番话被当众出来时，雍正还是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这意味着，贪污在官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生存法则。官员们不觉得贪污是错的，反而觉得是被逼无奈。这样的吏治，要如何整饬？这样的反贪之路，要如何走下去？
沈近思的话，像一把尖刀，剖开了康熙朝留下的烂摊子，也把雍正反贪面临的最大困境，赤裸裸地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雍正接手的大清朝，吏治已经烂到了根子里。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前半生雄才大略，开创了康熙盛世。可到了晚年，他却变得优柔寡断，奉行所谓的“仁政”。太子被废，九子夺嫡，朝堂上下都忙着站队，谁还有心思管吏治？老皇帝心软，觉得官员们寒窗苦读数十载，好不容易才混个一官半职，也不容易。只要不闹出惊大案，只要不逼反百姓，那些打闹的贪污，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正是这种宽松的政策，给了贪官们可乘之机。康熙晚期的官场，贪污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体系，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笼罩着整个大清王朝。
火耗，本来是收税时的合理损耗。百姓交上来的散碎银子，要熔铸成官银，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损耗。朝廷允许地方官加收一点火耗，用来弥补损耗。这本是个好政策，可到了后来，却成了官员们贪污的借口。
朝廷规定火耗不得超过三分，可地方官们却层层加码。知县收五分，知府收八分，到了总督巡抚那里，甚至能收到一两。多出来的银子，一部分要上缴给上级，用来打点关系，一部分则自己留着，中饱私囊。这样层层盘剥下来，百姓交一两银子的税，实际要付出一两五钱，甚至二两。可这些多收的银子，却一分钱也没进国库，全都进了各级官员的腰包。
除了火耗，还有羡余。所谓羡余，就是地方官在征收赋税时，额外多收的部分。比如朝廷规定征收一万石粮食，地方官就会多收一千石，这多收的一千石，就叫羡余。这些羡余，名义上是用来弥补地方财政的亏空，实际上却大多被官员们私分了。
还有各种节礼、炭敬、冰敬。逢年过节，下级官员要给上级送礼，冬送炭敬，夏送冰敬，这些礼物都不是数目。一个知县，一年光是给上司送的节礼，就可能超过他的俸禄。而这些钱，最终还是要从百姓身上搜刮。
康熙晚年，官员们的贪污手段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他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可老皇帝却对此视而不见，只顾着平衡皇子们之间的关系，维持朝堂的表面和平。
等到雍正即位时，国家财政已经千疮百孔。国库里的存银，竟然不到八百万两。而地方上的亏空，却高达数千万两。很多地方官为了贪污，甚至不惜挪用国库的银子，导致地方财政彻底崩溃。
更要命的是，官场的风气已经彻底败坏。贪污成了常态，不贪污反而成了异类。如果一个官员不收陋规，不送礼，不仅会被上司打压，还会被同僚排挤。因为你不贪，就显得别人贪，你就是官场的“叛徒”。
雍正还记得，他刚即位时，曾派钦差去查江南的财政亏空。结果钦差到了江南，当地官员摆下盛宴，送上厚礼。钦差收了礼，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回来后只江南财政一切正常。雍正得知后，气得当场摔了御笔。
他知道，自己面对的不是几个贪官，而是一个庞大而顽固的官僚体系。这个体系已经烂到了根子里，想要扭转，比登还难。
但雍正不是个轻易认输的人。他从就不受康熙待见，在九子夺嫡的斗争中，步步为营，忍辱负重，才最终登上皇位。他骨子里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面对这样的烂摊子，他没有退缩，而是下定决心，要用铁腕手段，整饬吏治，肃清贪腐。
雍正的反贪手段，在清朝历史上，绝对算得上是最狠的。
康熙朝惩贪，顶多是罢官、降职，真正杀头的没几个。贪官们就算被查出来，也只是损失点钱财，丢点官职，性命无忧。所以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地贪污。
雍正却不一样。他的原则是：贪污一两银子，就要偿还一百两。他还定下规矩，凡是贪污的官员，不仅要追回全部赃款，还要抄家。如果家产不够偿还赃款，就让他的亲戚朋友一起赔。这种株连式的惩罚，让贪官们胆战心惊。
雍正元年，他就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桨会考府”。这个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专门审查全国各级官员的账目。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只要账目有问题，会考府就敢查。一旦查出贪污，立刻追究到底。
会考府的权力极大，官员们对它又怕又恨。有一次，会考府查出户部一个郎中贪污了国库的银子。雍正得知后，二话不，直接下令抄家。不仅抄了郎中的家，还抄了他的亲戚、朋友的家，最后总共追回了十万两赃款。这个郎中，最终被斩首示众。
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官场。官员们这才意识到，新皇帝是来真的，不是而已。
除了设立会考府，雍正还推出了“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
火耗归公，就是把火耗这种灰色收入，正式纳入官方财政体系。地方官按照朝廷规定的标准收取火耗，全部上缴国库，不得私自克扣。这样一来，就堵住了官员们通过火耗贪污的路子。
而养廉银，则是雍正为了解决官员俸禄过低的问题而设立的。朝廷从收缴上来的火耗银中，拿出一部分，按照官员的品级和职责，发放给官员作为补贴。这个养廉银的数额相当可观，是官员正式俸禄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是四十五两，而养廉银却有几百两。一个四品知府，养廉银有上千两。一个总督巡抚，养廉银更是能达到上万两。有了这么多养廉银，官员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不用再为养家糊口而发愁。
雍正的想法很简单：我给了你足够的钱，让你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你还贪污，那就是纯粹的道德问题，不再是被逼无奈。到时候，我再惩罚你，就理直气壮了。
为了防止官员们官官相护，雍正还大力推行密折制度。他鼓励官员们互相举报，谁发现有贪污行为，就可以写密折告诉皇帝。密折直接送达皇帝手中，别人看不到，也不知道是谁举报的。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官官相护的风气。贪官们不知道哪就会被人告发，做事不得不收敛。
雍正的这些铁腕手段，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他在位的十三年里，全国查处的贪污案件数不胜数。很多贪官被斩首示众，很多贪官被抄家，家产充公。国库里的存银，也从他即位时的八百万两，增加到了六千万两。地方上的财政亏空，也基本被填补。
一时间，大清的吏治为之一清。官员们个个谨慎微，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地贪污。百姓们的负担也减轻了不少，社会秩序也稳定了许多。
可雍正心里清楚，贪污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养廉银虽然发了，但对很多官员来，还是不够用。
一个知县一年有几百两养廉银，听起来不少。可实际上，他要应付上级的检查，要打点关系，要维持官场的排场，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要资助家乡的族亲。这些开销，加起来就是一笔文数字。几百两养廉银，根本不够用。
于是，官员们又开始想办法捞钱。明着不敢贪了，就暗着来。他们在账面上做得干干净净，看起来规规矩矩。可在实际操作中，却总能找到空子。
比如，朝廷规定火耗归公，不能私自加收。他们就巧立名目，在其他地方收钱。什么“办公费”“车马费”“笔墨费”，各种名目层出不穷。百姓们还是要多交钱，只是换了个法而已。
沈近思当年的那句话，终究还是应验了。你规定他们收一百两，他们就会收一百五十两。贪官们总有办法钻空子。
雍正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不断地派出钦差，去各地巡查。可钦差们要么被地方官收买，要么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有几个刚正不阿的钦差，查出了问题，也只是治标不治本。查了一个贪官，还会有下一个贪官冒出来。
雍正晚年，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他坐在龙椅上，看着满朝文武，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孤独的斗士。他用了十三年的时间，用尽了各种铁腕手段，杀了无数贪官，查了无数案子。可贪污问题，就像一个毒瘤，割了又长，长了又割，始终无法根除。
他终于意识到，贪污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官员的收入和支出不匹配，这是制度的缺陷。考核体系不够科学，无法有效监督官员，这也是制度的缺陷。官官相护的文化没有真正打破，这还是制度的缺陷。这些深层次的矛盾，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病逝。他在位十三年，呕心沥血，整饬吏治，充实国库，为乾隆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他终究还是没能彻底解决贪污问题。
雍正去世后，乾隆皇帝即位。乾隆早年，还能继承雍正的反贪政策，对贪官保持高压态势。可到了晚年，乾隆也变得像康熙一样，好大喜功，贪图享受。他宠信和珅，和珅利用乾隆的信任，大肆贪污，结党营私。
和珅的贪污金额，高达八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朝十五年的财政收入。而乾隆朝的贪官，数量之多，贪污金额之大，比雍正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雍正十三年的努力，似乎付诸东流。
沈近思当年在太和殿上的那句“不贪点，怎么养活一家老”，听起来像是狡辩，实际上却揭露了封建官僚制度的本质矛盾。在那个制度下，官员的俸禄过低，监督体系不完善，贪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雍正皇帝的反贪努力，值得尊敬。他是一个有魄力、有决心的皇帝。他用铁腕手段，暂时遏制了贪污的风气，充实了国库，造福了百姓。可他面对的是一个庞大而顽固的系统。这个系统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代人能够完全解决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雍正的反贪故事，也成了一段传奇。它告诉我们，反腐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制度的保障，需要科学的考核体系，需要有效的监督机制。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决心，一代又一代饶努力。
在太和殿的金砖地上，似乎还残留着当年沈近思的声音，残留着雍正皇帝的无奈。那段历史，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封建王朝的制度缺陷，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
喜欢看故事悟人生请大家收藏：(m.86xiaoshuo.com)看故事悟人生86小说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