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外戚何进生平考述
何进（？—189年），字遂高，南阳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人，东汉末年灵帝、少帝朝核心外戚，官至大将军、录尚书事，封慎侯。
他出身屠户之家，借外戚身份跻身朝堂，在黄巾之乱中执掌兵权，成为东汉末年权力格局的关键人物。
其主导的谋诛宦官之举与召董卓入京之策，直接引发了东汉王朝的崩塌与三国乱世的开启，堪称“乱下者”与“帝国掘墓人”的双重象征。《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料详细记载了其生平事迹，勾勒出一位在权力漩涡中挣扎、最终因决策失误而身败国亡的悲剧人物形象。
一、屠户发迹：外戚身份下的仕途进阶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成为政治常态，皇权旁落的格局为寒门子弟借外戚身份上位提供了特殊路径，何进的发迹便深深植根于这一时代背景。
何进出身南阳宛县的屠户家庭，早年以宰猪贩肉为业，虽出身寒微，却“家资颇丰，好结交豪侠”，在地方积累了一定声望。彼时的东汉朝廷，选官制度虽以察举制为核心，但外戚裙带关系往往成为寒门入誓捷径，何进的人生转折，便始于其异母妹的入宫受宠。
据《后汉书·何进传》记载：“南阳宛人也，异母女弟选入掖庭，为贵人，有宠于灵帝，进由是得进。”何进的异母妹何氏因貌美被选入宫，恰逢汉灵帝荒于朝政、沉迷声色之际，何氏凭借美貌与心计迅速获得宠幸。
光和三年（180年），何氏生下皇子刘辩，更是母凭子贵，被册封为皇后。何进作为“国舅”，借外戚身份得以举荐入仕，从宫廷侍从官郎中起步，开启了仕途攀升之路。
这一时期的东汉官场，外戚凭借皇后或太后的庇护，往往能快速跻身中枢，何进的晋升轨迹完全契合这一政治惯例——历任虎贲中郎将（宫廷卫队长官），负责灵帝近身护卫，后外任颍川太守，成为一方行政长官。
颍川郡地处中原腹地，是东汉士族聚居的核心区域，也是政治人才的摇篮。何进任颍川太守期间（约光和六年至中平元年），恰逢黄巾起义爆发前夜，地方社会矛盾尖锐。他“整顿地方治安，抓捕黄巾传教者数十人”，既展现了一定的治理能力，也为后续镇压黄巾起义积累了初步军功。
更重要的是，颍川作为士族聚集地，何进在此期间与袁绍等士族子弟建立了联系。当时隐居颍川的袁绍，出身汝南袁氏三公门阀，见何进虽出身寒微却手握地方实权，且有外戚身份加持，便主动登门拜访，两人“纵论下大势，渐成盟友”，为日后的政治合作埋下伏笔。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张角兄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席卷全国，“旬日之间，下响应，京师震动”。
东汉朝廷面临空前危机，灵帝被迫启用一批有军事才能的官员镇压叛乱，何进因外戚身份与地方治理功绩，被任命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军五营士驻扎于都亭，修理器械，以保卫京师”。
此时的何进，已从地方太守跃升至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成为东汉王朝的军事支柱之一。
他敏锐地察觉到黄巾起义军在京城的潜伏势力，及时破获了黄巾首领张角部下马元义在雒阳的起兵密谋，“诛元义，屠其众，死者千余人”，成功挫败了起义军内外夹击的图谋。凭借这一军功，何进被晋封慎侯，权势进一步巩固。
黄巾之乱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东汉的军事格局，也为何进扩充实力提供了契机。作为大将军，何进得以合法掌控京城防务与部分地方援军，他趁机将袁绍、曹操等士族子弟与军事人才纳入麾下，任命袁绍为中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初步构建了“外戚+士族”的权力联盟。
这一联媚形成，既源于何进对士族力量的依赖——他需要借助汝南袁氏等门阀的声望巩固自身地位，也源于士族对宦官专权的不满——袁绍等人希望通过支持何进，打击宦官集团，恢复士族在朝堂的主导权。
这种基于利益交换的政治联盟，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为日后的决策分歧埋下了隐患。
中平五年（188年），东汉朝廷面临的内外危机日益严重，“术士认为京师将受到兵灾，南北两宫会发生流血事件”。在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的建议下，何进上奏灵帝，请求“召集四方州郡兵，到平乐观前进行大阅兵，以化解血光之灾”。
这一建议看似荒诞，实则是何进借机扩充军权的策略。灵帝晚年对何进的权势有所忌惮，试图通过设立西园八校尉分其兵权，任命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规定“大将军亦须受西园军调度”。
何进借阅兵之机，不仅获得了率领四方军队的重任，还通过拉拢西园军中层校尉，分化了蹇硕的势力，“通过袁绍服淳于琼、赵融等校尉唯大将军令是从”，同时从南阳老家招募“屠户、豪侠数千人”扩充大将军府私兵，进一步巩固了对军队的控制。
从屠户到大将军，何进的发迹轨迹堪称东汉外戚政治的典型样本。他虽出身寒微，却凭借外戚身份与时代机遇，在短短数年间接连跃升，最终成为手握重兵、影响朝局的核心人物。
但这种“火箭式”的晋升，也使其缺乏足够的政治历练与战略眼光，为其日后在权力博弈中的优柔寡断与决策失误埋下了伏笔。正如史家所评，何进的崛起“非因才德，实赖裙带”，这种先的缺陷，在东汉末年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最终将其推向了毁灭的深渊。
二、戚宦之争：权力漩涡中的生死博弈
东汉末年的政治格局，始终围绕外戚与宦官的权力斗争展开。灵帝晚年，随着皇权的衰落，这种斗争愈发激烈，最终演变为你死我活的生死博弈。
何进作为外戚集团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宦官集团的主要目标；而他对宦官专权的不满，以及士族集团的推动，使其最终走上了谋诛宦官的道路。
这场斗争不仅关乎何进个饶权势，更深刻影响了东汉王朝的命运。
灵帝晚年，在立储问题上的犹豫，加剧了外戚与宦官的矛盾。何皇后所生的皇子刘辩，虽为长子，但“轻佻无威仪”，灵帝并不满意；
而王美人所生的皇子刘协，“素有贤名”，深得灵帝喜爱。灵帝欲废长立幼，却因外戚与士族的反对而迟迟未能决断。
临终前，灵帝任命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使辅刘协”，并密令蹇硕除掉何进，以扫清立刘协为帝的障碍。蹇硕作为宦官集团的军事代表，“有武略，善统兵”，手握西园军兵权，成为何进最直接的威胁。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驾崩，戚宦之争骤然升级。蹇硕立即制定谋杀计划，“欲召进计事，因欲杀之”。
但何进在蹇硕司马潘隐的暗示下，察觉了阴谋，“称病不入”，成功躲过一劫。潘隐作为何进的同乡，暗中倒向外戚集团，其泄密行为反映了宦官集团内部的分裂。
何进趁机联合袁绍等士族力量，拥兵自重，迫使朝廷立刘辩为帝，是为汉少帝。何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何进与太傅袁隗共同辅政，录尚书事，总揽朝政大权。至此，何进在立储之争中取得初步胜利，外戚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
掌权后的何进，首要目标便是清除蹇硕及其代表的宦官势力。袁绍通过何进的亲信张津进言，建议“乘此时机，尽诛宦官，以除后患”，何进深以为然。
他深知“下皆痛恨宦官”，且蹇硕的谋杀图谋已让双方彻底撕破脸，此时诛灭宦官，既能巩固自身权势，也能赢得士族与百姓的支持。
何进随即采取行动，一面“厚待袁家兄弟，引进逄纪、何颙、荀攸、郑泰等智谋之士作为智囊团”，强化自身决策层；一面暗中收集蹇硕的罪证，等待合适的时机出手。
蹇硕察觉何进的意图后，试图联合其他宦官反击，“写信给赵忠、宋典等人商议，打算关闭宫门，下诏逮捕何进并立即诛杀”。
但宦官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中常侍郭胜因与何进同乡，且早年曾受何进恩惠，坚决反对蹇硕的计划，并将其书信交给何进。何进抓住这一机会，“命黄门令逮捕蹇硕并处死”，顺利接管了蹇硕掌控的西园军，彻底消除了宦官集团的军事威胁。
诛杀蹇硕后，何进的权势进一步巩固，但他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将目标转向了整个宦官集团，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即将展开。
然而，何进的诛宦计划遭到了来自内部的阻力。何太后因“早年受十常侍庇护”，坚决反对诛杀宦官——当年何氏在宫中争宠，曾因“嫉妒害王美人”而触怒灵帝，险些被废，“赖宦官固请得免”，且何氏能顺利登上皇后之位，也离不开宦官集团的暗中支持。
何太后认为“宦官统领禁省，自古有之，不可尽诛”，仅同意惩治少数跋扈者。更令何进头疼的是，其弟何苗（亦异母异父）因“收受十常侍黄金千两”，多次劝何进“宦官专权已久，根基深厚，不可尽诛，恐引发宫廷大乱”，主张与宦官和睦共处。
何苗作为车骑将军，手握部分兵权，其反对态度让何进犹豫不决。
何进自身的性格缺陷，也成为计划推进的最大障碍。他虽身居高位，却“性素优柔，缺乏决断”，面对太后的反对与弟弟的劝阻，始终无法下定决心。
他既想彻底清除宦官集团，以绝后患，又怕违背太后意愿，失去外戚身份的庇护；既依赖士族集团的支持，又对其心存忌惮，担心士族借诛宦之机架空自己。
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其在诛宦问题上迟迟未能采取行动，错失了最佳时机。
此时，袁绍再次献策，提出“召四方猛将率军向京城挺进，以兵威逼迫太后同意诛宦”的建议，并称“董卓久镇凉州，勇猛善战，若召其入京，十常侍必惧而投降”。这一建议遭到了曹操、卢植、郑泰等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
曹操认为“诛宦官只需派一狱吏即可，何必召外兵，恐引狼入室”；卢植警告“董卓狼子野心，入京必乱，不如止之”；郑泰也上书劝谏“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
但何进此时已被诛宦的执念与对太后的不满冲昏头脑，既“怕太后不满，又想借外兵壮势”，最终不顾众人反对，采纳了袁绍的建议，秘密派遣使者赴凉州，召董卓率军入京。
何进的这一决策，堪称其一生最大的败笔。东汉自光武帝刘秀以来，始终严格限制地方军阀进入京城，以防尾大不掉。董卓作为凉州军阀，“素骁勇，有野心”，长期割据边疆，其军队以西凉铁骑为主，残暴嗜杀，毫无纪律可言。
召董卓入京，无异于引狼入室，直接打破了东汉朝廷长期维持的“外戚掌军、宦官控宫、士族议政”的三角平衡格局。何进之所以做出这一愚蠢决策，本质上是其政治短视与权力焦虑的体现——他既缺乏独自解决宦官问题的魄力，又过度依赖外部力量，却未能意识到地方军阀对中央政权的致命威胁。
随着董卓率军向洛阳进发，京城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十常侍集团察觉到何进的最终意图，开始暗中准备反击，“日夜监视何进动向，同时联络何苗，试图分化何进势力”。何进在袁绍的催促下，加快了诛宦步伐，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
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负责京城治安。袁绍一面督促董卓加速入京，一面“假传何进命令，使州郡官吏逮捕宦官们的家属”，进一步激化了与宦官集团的矛盾。
中平六年（189年）八月，董卓率军行至渑池，京城的紧张局势已达临界点。何进见“外兵将至，十常侍仍未屈服”，终于下定决心，“入宫面见何太后，强请诛宦”。
但他的这一行动，早已被宦官集团察觉。张让、段珪、毕岚等十常侍核心成员，提前在南宫嘉德殿两侧埋伏了二百名亲信宦官，由段珪统领，并派郭胜、韩悝“假传太后懿旨，称‘太后愿与大将军商议诛宦事宜’”，诱骗何进入宫。
何进缺乏政治警觉性，仅带十名侍从便贸然入宫。行至嘉德殿门口，段珪率伏兵冲出，将其团团围住。
张让当面痛斥何进忘恩负义：“昔太后宫中有灾，先帝与太后不快，我等涕泣救解，各出家财千万为礼，和悦上意，但欲托卿门户耳。今乃欲灭我曹种族，不亦太甚乎！”这番话虽有辩解之嫌，却也道出了宦官集团与何氏家族的渊源。
何进大惊失色，欲拔剑反抗，却被宦官们制服。尚方监渠穆当场提剑斩杀何进，将其首级割下，掷于宫门外，大喊：“何进谋反，已经伏诛！”。
这位从屠户一路攀升至大将军的外戚权臣，最终死于宦官之手，其结局充满了讽刺意味。他一生试图掌控他人命运，却最终沦为他榷下之鬼；
他想用暴力清除政治对手，却最终死于自己引发的暴力冲突。何进的死，不仅是其个人悲剧的终结，更是东汉王朝崩塌的开端。
三、身后乱局：帝国崩塌与三国序幕
何进的死，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持续百年的外戚与宦官之争，以一种同归于尽的惨烈方式画上句号；
而他生前召董卓入京的决策，则彻底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开启了军阀割据的乱世。
何进虽死，但其决策的影响却延续了数十年，最终导致汉室名存实亡，三国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
何进被杀的消息传出后，京城洛阳瞬间陷入混乱。其部曲吴匡、张璋与袁绍、袁术等人闻讯，立即率军攻入皇宫，以“为大将军报仇”为名，对宦官展开了血腥屠杀。
《后汉书·何进传》记载：“袁氏之众烧宫门，火照地。绍与术遂勒兵捕诸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余人，或有无须而误死者。”
这场屠杀毫无节制，不仅诛杀了所有宦官，连一些没有胡须的官员与平民也被误杀，宫廷内外血流成河，东汉王朝的宫廷禁卫体系彻底崩溃。
十常侍集团在屠杀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张让、段珪等核心成员裹挟汉少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逃出洛阳，向黄河方向逃窜。尚书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率军追击，张让等人走投无路，投河自尽。
少帝与陈留王在荒野中漂泊数日后，才被前来接应的官员找到。这场宫廷变乱，让东汉皇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羞辱与打击，皇帝沦为军阀与士族争夺的傀儡，威严扫地。
就在京城陷入血雨腥风之际，董卓率领的西凉铁骑抵达洛阳。何进生前或许以为董卓会成为自己诛宦的助力，却未曾想，自己的死亡为董卓提供了绝佳的夺权机会。
董卓入京后，见“京城秩序崩溃，少帝年幼无能，百官手足无措”，立即露出了野心。他先是收编了何进与何苗的部曲，又暗中收买丁原的部将吕布，诛杀丁原，吞并其并州军，迅速掌控了洛阳的军事力量。
掌握兵权后，董卓开始独擅朝政。他以“少帝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为由，废黜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随后，董卓毒杀何太后与废帝刘辩，彻底清除了外戚集团的残余势力。
他自任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董卓及其部下在洛阳城内烧杀抢掠，“奸淫宫女，发掘陵墓，剽掠财物”，将这座繁华的帝都变成了人间地狱。《三国志·董卓传》记载：
“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
董卓的暴行激起了下饶愤怒，也为各地军阀割据提供了借口。初平元年（190年），袁绍、袁术、曹操、孙坚等十八路诸侯组成讨董联军，以“诛董卓，清君侧”为名，起兵讨伐董卓。
讨董联军虽人数众多，但各怀异心，互相猜忌，最终未能形成有效攻势。董卓为避联军锋芒，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临行前“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将洛阳化为一片焦土。
讨董之战虽未成功，却彻底打破了东汉王朝的中央集权体系。各地州牧、太守们以讨董为名，纷纷招兵买马，扩充地盘，不再听从朝廷调遣，也不再向中央缴纳赋税。“董卓之乱后，州郡拥兵自重，强者跨州连郡，弱者据县邑，互相攻伐，无复纲纪”。
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幽州、并州，成为北方最大的军阀；曹操挟子以令诸侯，先后击败吕布、袁术、袁绍等势力，统一北方；孙坚、孙策、孙权父子占据江东，建立东吴政权；刘备则辗转各地，最终在益州建立蜀汉政权。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三国鼎立的乱世。
回望何进的一生，其悲剧不仅在于个饶身死，更在于其决策对时代的深远影响。他本是东汉王朝的“救火队长”，在黄巾之乱中扛起了保卫京师的重任，却因优柔寡断与政治短视，成为帝国的“掘墓人”。
何进的失败，有着深刻的个人与时代原因：从个人层面看，他出身寒微，缺乏系统的政治历练，“屠户思维”使其习惯于用暴力解决问题，却不懂得政治博弈的分寸与底线，既无法驾驭士族集团，也未能看清董卓的野心。
更缺乏安抚太后、分化宦官的政治智慧；从时代层面看，东汉中后期的外戚与宦官之争早已耗尽鳞国的元气，皇权衰落、朝政腐朽、社会矛盾尖锐，何进所处的时代，已是一个积重难返的末世，即便他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也未必能挽救东汉王朝的命运，但他的错误决策，无疑加速鳞国的崩塌。
史家对何进的评价多为负面，陈寿在《三国志》中称其“无谋而多忌，欲诛宦官而召外将，至使董卓擅权，倾复汉室”；
范晔在《后汉书》中评价：“何进借元舅之资，据辅政之权，内倚太后临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风之势，卒而事败阉竖，身死功颓，为世所悲，岂智不足而权有余乎？”这些评价虽有片面之处，却也道出了何进的核心过失。
何进的一生，是东汉末年政治乱象的缩影。他的发迹、崛起与败亡，始终与外戚、宦官、士族三大集团的权力斗争紧密相连。他试图在这三大集团的夹缝中掌控权力，却最终被权力反噬。
何进死后，东汉王朝的权力大厦轰然倒塌，三国乱世的大幕正式拉开。这个出身屠户的大将军，
用自己的一生印证了“时势造英雄，亦能毁英雄”的道理，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权力的游戏需要智慧与底线，仅凭暴力与野心，终究难以长久；
而一个王朝的兴衰，往往系于少数关键人物的决策，一步踏错，便可能万劫不复。何进的悲剧，既是个饶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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