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也，东汉末年关东联军盟主，河北四州之主，是汉末群雄争霸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其家族历四世居三公之位，势倾下，为东汉顶级豪族，绍承家族余荫，又兼具姿貌威容，善折节下士，终成一方霸主，却因刚愎自用、谋而不断，于官渡一役败于曹操，最终忧愤而终，身死族灭。
其一生起于豪族，盛于河北，亡于官渡，既是汉末豪族政治的代表，亦是乱世中志大才疏的典型，《三国志》《后汉书》皆为其立传，详载其生平始末，今据正史史料，述其一生行迹。
袁绍出身汝南袁氏，这一家族自其高祖父袁安起，便位列三公，袁安为汉司徒，子袁敞为司空，孙袁汤为太尉，曾孙袁逢、袁隗亦先后为三公，史称“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于下”。
这般家世为袁绍的仕途与崛起奠定了无可比拟的基础。袁绍之父为袁成，官至五官中郎将，壮健好交结，大将军梁冀以下皆与之善，然袁成早逝，袁绍遂被过继给叔父袁成，承其宗嗣。
《后汉书·袁绍传》载，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其年少时便入仕为郎官，后任濮阳县令，因母亲去世守孝辞官，守孝三年毕，又念及自己幼失怙恃，复为父亲补行丧礼，其重礼之举为时人所称道，也为其积累了最初的名望。
袁绍生而有姿貌威容，且深谙养名之术，虽出身豪族，却能“倾心折节”，待士不分贵贱，皆与之抗礼，一时间下贤士争相奔赴其庭，“辎軿柴毂，填接街陌”，其府中宾客盈门，声势之盛，远超同宗诸人。
彼时其弟袁术同样出身袁氏，却因袁绍为庶出而心怀轻视，然就名望与士心而言，袁术远不及绍。
灵帝时期，东汉朝廷设置西园八校尉，袁绍凭借家世与声望，被任命为中军校尉，与大将军何进相交甚密，此时的东汉，宦官专权，外戚与士族矛盾尖锐，下已然暗流涌动，袁绍身处其中，成为士族集团对抗宦官的核心人物之一。
灵帝崩后，少帝刘辩即位，何进以大将军辅政，欲诛除宦官集团，却因何太后阻挠而迟疑不决。
袁绍屡次进言，劝何进当机立断，“便可于此决之，至于再三”，何进始终不许，袁绍又为其谋划，建议召四方猛将率军入京，以兵威胁迫太后，遂有召董卓率凉州兵入洛阳之议。
侍御史郑泰、尚书卢植皆谏阻此计，认为董卓狼子野心，入京必为祸乱，袁绍却执意坚持，何进亦纳其言。
殊不知这一决策，成为东汉朝廷彻底崩溃的导火索，也为后来的下大乱埋下伏笔。
宦官集团得知何进之谋，遂先下手为强，中常侍段珪等矫太后命，召何进入宫，于嘉德殿杀之。
宫中大乱，袁术率虎贲烧南宫嘉德殿青琐门，欲迫出宦官，段珪等则劫持少帝与陈留王刘协逃奔平津。袁绍见何进已死，遂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甚至有无须而被误杀者，至有人自发露形体以证非宦官，此次清洗，死者二千余人，虽诛除了专权的宦官，却也让洛阳城陷入混乱。
而董卓此时已率大军抵达洛阳近郊，见城中火起，遂引兵入城，控制了京城局势。
董卓入京后，欲行废立之事，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召百官议废少帝立陈留王，袁绍挺身反对。
《三国志·袁绍传》载，卓谓绍曰：“刘氏种不足复遗。”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其刚直之举，尽显士族风骨。然袁绍深知董卓势大，洛阳已非安身之地，遂悬节于上东门，亡奔冀州。董卓本欲追杀袁绍，却因袁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下，恐逼之过急而引发下叛乱，又经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等名士劝解，遂拜袁绍为勃海太守，封邟乡侯，欲以安抚之。
而袁绍至勃海后，便暗中联络下诸侯，蓄势待发，欲讨董卓以清君侧。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袁绍以勃海太守之身，在勃海起兵，打出“诛董卓，复汉室”的旗号，下州郡纷纷响应，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南阳太守袁术等诸侯皆率军归附，众人共推袁绍为车骑将军，主盟关东联军，屯兵酸枣。
董卓见关东联军势大，遂迁汉献帝于长安，焚烧洛阳宫室，发掘帝王公卿陵墓，劫掠百姓西迁，洛阳城化为一片焦土。
关东联军虽声势浩大，却各怀异心，诸将每日置酒高会，莫有先进兵者，曹操独率孤军西进，战于荥阳，大败而归，袁绍亦无进取之心，联军遂日渐离散。
此间，袁绍曾与冀州牧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遣使奉章诣虞，刘虞素性忠厚，不敢受帝位，此事遂作罢。
而袁绍虽为联军盟主，却无固定根据地，勃海郡本属冀州，受韩馥节制，韩馥见袁绍声势日盛，心怀忌惮，遂暗中削减其军粮，欲逼其自退。恰逢公孙瓒率燕、代之卒南下，以讨董卓为名，实则欲袭冀州，韩馥屡战屡败，惶遽无措。
袁绍趁机派陈留高干、颍川荀谌等游韩馥，称公孙瓒锋不可当，袁绍亦为一时之杰，若二雄并力，冀州必亡，劝韩馥举冀州让与袁绍，“则瓒不能与之争，必厚德将军，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
韩馥素性恇怯，又自以才不如袁绍，竟纳其言，欲让冀州。其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等竭力谏阻，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从事赵浮、程奂亦请以兵拒之，韩馥皆不听，遂将冀州牧之位让与袁绍。袁绍遂领冀州牧，据有冀州这一“下之重资”，簇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为其日后统一河北奠定了根基。
韩馥后因畏惧袁绍，往依张邈，一次见袁绍遣使与张邈耳语，竟以为二人图己，遂自杀身亡，成为乱世中豪族博弈的牺牲品。
袁绍得冀州后，沮授向其献上定下之策，曰：
“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
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
此策为袁绍规划了清晰的发展路径：先统一河北四州，再迎奉子，以号令下，袁绍大喜，称“此吾心也”，遂表沮授为监军、奋威将军，委以重任。
此后，袁绍便按此策略，开始了统一河北的征程。
彼时河北之地，除冀州外，青州为黄巾余党与地方豪强所据，幽州为公孙瓒掌控，并州则有各路军阀割据，黑山军张燕亦在冀、并之间作乱，势力浩大。
袁绍先率军讨黑山军，与张燕战于常山，燕有精兵数万，骑数千匹，双方连战十余日，互有胜负，虽未彻底消灭黑山军，却使其不敢再轻易犯冀州，稳定了冀州后方。
随后，袁绍将目光投向青州，派长子袁谭率军攻略青州，袁谭击败青州黄巾与地方势力，逐渐控制了青州大部，袁绍遂以袁谭为青州刺史。
而袁绍与公孙瓒的争斗，成为其统一河北的关键之战。公孙瓒本为幽州牧刘虞部下，因击败乌桓而声名大振，后与刘虞反目，杀刘虞而据有幽州，其军事实力强悍，麾下影白马义从”，为当时下精锐骑兵。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袁绍与公孙瓒战于界桥，公孙瓒以数万大军列阵，令白马义从为先锋，袁绍令麴义率八百先登死士为前锋，以强弩千张为后盾，麴义久居凉州，晓习羌斗，待公孙瓒军至，伏兵突发，强弩齐发，白马义从大败，公孙瓒军溃逃，麴义追至界桥，斩公孙瓒所置冀州刺史严纲，获其甲首千余级。
界桥之战，袁绍以少胜多，大败公孙瓒的精锐之师，扭转了河北的战略格局。
此后，袁绍与公孙瓒又先后战于龙凑、巨马水，互有胜负，双方相持数年。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袁绍率大军进攻公孙瓒，围其于易京，公孙瓒筑易京楼，坚守不出，袁绍军掘地道至其楼下，焚其楼柱，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易京楼塌，公孙瓒见大势已去，遂自焚而死，袁绍遂灭公孙瓒，据有幽州，又派外甥高干率军平定并州，自此，袁绍尽占冀、青、幽、并四州之地，“众数十万”，成为当时下势力最强大的军阀。
其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声势煊赫，威震下，此时的袁绍，已成为曹操统一北方最强大的对手。
在袁绍统一河北的过程中，下局势亦发生了重大变化。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昌，定都许都，“奉子以令不臣”，获得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袁绍得知后，悔之不已，当初沮授、郭图也曾劝袁绍迎奉子，袁绍却因担心子在侧，自己行事受制，遂不从，错失了这一重要机遇。后袁绍欲令曹操徙子都鄄城，以就近控制，曹操拒之，袁绍心中不悦，却也无可奈何。
朝廷拜袁绍为太尉，绍以太尉位在曹操大将军之下，耻于居其下，遂辞不受，曹操为安抚袁绍，遂将大将军之位让与袁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袁绍这才受之，封邺侯，却仍让侯不受。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灭公孙瓒后，便欲率大军南下，进攻许都，夺取汉献帝，与曹操一决雌雄。
其麾下谋臣，对此意见不一，田丰、沮授认为，曹操已据许都，挟子以令诸侯，政治上占优，且曹操善用兵，军纪严明，不可轻举妄动，建议袁绍“内修农战，外结英雄，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以持久战拖垮曹操，“不及二年，可坐克也”。
而郭图、审配则认为，袁绍坐拥四州之地，兵精粮足，实力远胜曹操，应速战速决，直取许都。袁绍素性刚愎，又自恃势大，遂纳郭图、审配之议，决意率大军南下。田丰恳谏，袁绍怒其沮众，遂将田丰械系狱中，待胜后再治其罪。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简精卒十万，骑万匹，以颜良、文丑为先锋，大举南下攻许，官渡之战就此爆发。战前，曹操已派刘备往徐州拒袁术，袁术死，刘备遂杀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反曹，屯兵沛城，与袁绍联合。
曹操深知刘备为心腹之患，遂率大军东征刘备，田丰劝袁绍乘曹操东征，许都空虚之际，率军袭取许都，袁绍却以子疾为由，拒绝了这一建议，田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
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曹操遂得以迅速击败刘备，收复徐州，刘备奔袁绍，曹操回军官渡，做好了与袁绍决战的准备，袁绍错失了此次绝佳的战机。
袁绍进军黎阳，派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沮授谏曰：“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
袁绍不听，仍令颜良独率大军围白马。曹操率军救白马，采纳荀攸声东击西之策，假装引军趋延津，欲渡河抄袭袁绍后路，袁绍果然分兵西向，曹操则率轻骑急趋白马，距白马十余里时，颜良才仓促应战，曹操派张辽、关羽为先锋，直冲袁军阵，关羽斩颜良于万军之中，袁军溃散，白马之围遂解，曹操迁白马百姓，沿黄河西撤。
颜良战死，袁绍大怒，率大军渡河追击曹操，沮授又谏，认为应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胜则进，若败则退，袁绍仍不从，沮授遂借口有病，请求辞职，袁绍怀恨，夺其兵权，交与郭图统领。
袁绍派文丑、刘备率五六千骑兵追击曹军，曹操率军屯于南山坡下，令士兵卸鞍放马，丢弃辎重，引诱袁军，袁军见辎重，纷纷抢夺，阵势大乱，曹操率铁骑突然出击，大破袁军，斩文丑，袁军大震，曹操遂回军官渡，官渡之战的前哨战，袁绍连败两阵，折损颜良、文丑两员大将，士气大挫。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七月，袁绍进军阳武，沮授再次进言，分析双方优劣：“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建议袁绍打持久战，拖垮缺粮的曹军，袁绍依旧不从，八月，袁绍率军进至官渡，依沙堆扎营，东西数十里，与曹军对峙。此时曹操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兵力远逊于袁绍，却凭借坚固的营垒，坚守不出。
袁绍军构筑楼橹，堆土如山，令士兵登楼以箭俯射曹营，曹营士兵皆持盾蔽身，军心惶恐。曹操遂造霹雳车，发石击毁袁军楼橹，袁军又掘地道攻曹营，曹操则于营内掘长堑以拒之，袁军的数次进攻，皆被曹军击退。双方在官渡相持两三月，曹军兵少粮缺，士卒疲乏，后方百姓亦因赋税沉重，多叛归袁绍，曹操大为忧虑，甚至写信给荀彧，欲撤军回许都，荀彧回信劝曹操，称官渡之战为下成败之关键，袁军攻势已竭，相持局面即将打破，劝其坚守待变，曹操遂坚定了坚守的决心。
相持期间，袁绍派淳于琼等率万余人护送军粮，屯于离官渡四十里的乌巢，沮授劝袁绍派蒋奇率一军为外援，驻守乌巢外围，以防曹军抄袭，袁绍又不从，错失了保护军粮的最后机会。而此时，袁绍帐下谋臣许攸，因家人在邺城犯事，被审配收捕，许攸大怒，遂叛袁归曹，向曹操献上奇袭乌巢之计，称袁军乌巢粮屯无重兵把守，若率轻骑夜袭，烧其辎重，袁军必不战自溃。
曹操闻计大喜，当即决定亲率步骑五千，伪装成袁军，乘夜从间道直奔乌巢，沿途遇袁军哨卡，皆以“袁公恐曹操钞略后军，遣兵以益备”为由蒙混过关。曹军抵达乌巢后，立即纵火，袁军粮屯火光冲，淳于琼仓促应战，袁绍得知乌巢被袭，竟不听张合派大军救乌巢的建议，反而认为这是攻占曹军营垒的良机，派张合、高览率重兵攻打曹营，仅派少量骑兵救乌巢。
曹军殊死作战，击败袁军的救援部队，斩杀淳于琼，尽焚袁军粮屯，乌巢的数万车军粮，皆化为灰烬。而张合、高览率大军攻打曹营，曹营防守坚固，久攻不下，得知乌巢粮屯被焚，袁军军心大乱，张合、高览见大势已去，遂率部降曹。袁军听闻乌巢失守，大将降曹，顿时全线崩溃，士兵四散奔逃，袁绍见大势已去，遂与长子袁谭率八百骑渡河逃归冀州，官渡之战，以袁绍的惨败而告终。
曹操追至黄河边，尽收袁军辎重、图书、珍宝，降兵数万，曹操因恨袁军反复，将降兵尽坑之。沮授不及渡河，为曹军所执，曹操素重沮授之才，欲招降之，沮授却一心归袁，后谋逃归袁绍，被曹操所杀。袁绍逃归冀州后，余众皆降，官渡一战，袁绍损兵折将，丧师数十万，其积攒多年的实力，损失殆尽。
袁绍归冀州后，冀州诸城见其大败，纷纷叛离，袁绍遂率军平定叛乱，虽暂时稳住了河北局势，却因官渡之败，忧愤成疾。而此前被袁绍械系狱中田丰，此时狱中有人劝其，称袁绍必因败绩而悟，将重用之，田丰却曰：“公貌宽而内忌，不亮吾忠，而吾数以至言迕之。若胜而喜，必能赦我，战败而怨，内忌将发。今既败矣，吾不望生。”袁绍归邺城后，果然因羞于见田丰，又听郭图进谗言，称田丰在狱中笑其兵败，遂下令杀田丰。袁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诛杀田丰，便是其本性的最好体现。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袁绍自官渡之败后，始终未能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加之平叛劳累，病情日渐加重，最终忧愤而死，结束了其波澜壮阔又充满遗憾的一生。袁绍生前，钟爱少子袁尚，以其貌美，欲立之为嗣，却始终未明确表态，其麾下谋臣与将领，亦因此分裂，审配、逢纪依附袁尚，辛评、郭图则依附长子袁谭，两派互相倾轧，势同水火。
袁绍死后，审配等遂矫袁绍遗命，奉袁尚为嗣，继承冀州牧之位。袁谭自青州奔丧，见袁尚继位，心中大怒，遂自号车骑将军，屯兵黎阳，与袁尚反目，兄弟二人遂为争夺河北之地，兵戎相见。袁谭不敌袁尚，遂派辛毗向曹操请降，求曹操出兵相助，曹操趁机率大军北上，攻打河北。
此后，袁谭、袁尚兄弟内斗不止，互相攻伐，曹操则坐收渔利，先后击败袁散袁谭，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破邺城，审配战死，袁尚奔幽州，投其二弟袁熙。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击杀袁谭于南皮，平定青州。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率军北征乌桓，袁散袁熙奔辽东，为辽东太守公孙康所杀，其首级被送与曹操，至此，袁绍所建立的河北基业，彻底覆灭，汝南袁氏，亦随之消亡。
袁绍的一生，可谓是“成也豪族，败也豪族”。其凭借四世三公的家族背景，迅速积累名望，招揽人才，最终统一河北四州，成为汉末最强大的军阀，这是豪族政治在乱世中的一次巅峰体现。然其性格中的致命缺陷，却让其最终走向了失败：其外宽内忌，不能容人，田丰、沮授皆为旷世奇才，屡献奇策，却或被诛杀，或被削权；其谋而不断，刚愎自用，数次错失战机，不听良言，最终在官渡之战中一败涂地；其又纵容豪强，在河北推行豪族本位政策，“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失去磷层百姓的支持，这也成为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袁绍：“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皆此类也。”
《后汉书》亦评其“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故至于败”。袁绍有争霸下的资本，却无统一下的才能，其志大才疏，最终在乱世的博弈中败下阵来，成为曹操统一北方的垫脚石。
然其在汉末乱世中，诛宦官，讨董卓，统一河北，也曾一度威震下，其一生的兴衰荣辱，也成为汉末乱世的一个缩影，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反思。
袁绍之死，不仅意味着汝南袁氏的覆灭，也标志着汉末豪族政治的衰落，而曹操则凭借其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安抚百姓的屯田制度，最终统一北方，开启了新的时代。袁绍的一生，是乱世英雄的悲歌，也是志大才疏者的警示，千载之下，读其史，仍令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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