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末三国的乱世棋局中，荆州始终是各方势力角逐的核心地带。这片土地既孕育了关羽、诸葛亮等千古名将，也见证了无数文臣武将的命运沉浮。
潘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这位横跨刘表、刘备、孙权三朝的重臣，以其“公清割断”的治政风格、“梗梗有大节”的品格操守，在波诡云谲的时代浪潮中，走出了一条从荆州名士到东吴柱石的非凡道路。
《三国志》将其与陆凯并列作传，盛赞二人“皆节概梗梗，有大丈夫格业”，其一生行事，皆可于史料中寻得踪迹，值得后人细细品读。
一、荆楚名士：弱冠从学，初露锋芒
潘濬的早年经历，奠定了其一生治学与治政的根基。武陵汉寿（今湖南汉寿）地处荆州南部，虽非中原文化核心区域，却也文风渐盛。潘濬生于此，自幼便展现出过饶赋与志向。
弱冠之年（二十岁），他便远赴荆州治所襄阳，师从着名学者宋忠（字仲子）。宋忠为当时荆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学识渊博，尤精《太玄》《周易》，其弟子中不乏王肃、尹默等后来名重一时的学者。潘濬在其门下潜心研学，不仅习得经史子集的正统学问，更养成了严谨务实、明辨是非的思维方式，这对他日后为官断案、处理政务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求学期间，潘濬的才华得到了文坛巨擘的赏识。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因避乱前往荆州依附刘表，与宋忠过从甚密。他见潘濬谈吐不凡、学识扎实，不禁大为赞叹，将其举荐于荆州牧刘表。
王粲素影过目不忘”之能，鉴赏人才的眼光极为独到，能得到他的青睐，足见潘濬在青年时期便已声名初显。
这份赏识不仅为潘濬打开了仕途之门，更让他得以跻身荆州名士之列，为日后在荆州官场的发展积累了重要人脉。
年未三十，潘濬便被刘表正式辟为江夏从事。从事一职虽为僚属，却肩负监察郡县、纠举不法的重任，需有刚正不阿的品格与明察秋毫的能力。
潘濬上任后，很快便展现出其铁面无私的行事风格。当时沙羡县县长贪污腐败、不修官德，百姓怨声载道，而此前因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历任官员皆不敢深究。潘濬查明实情后，毫不姑息，依法将其逮捕处死。
这一举措震动全郡，“一郡震辣”，那些此前心存侥幸的贪官污吏无不收敛行径，江夏郡的吏治风气为之一清。
潘濬以雷霆手段整顿吏治，既体现了他“公清割断”的本性，也证明了刘表识人用饶眼光——在汉末乱世，唯有严明法纪，方能稳定地方秩序。
不久后，潘濬调任湘乡县令。县令一职直面百姓，考验的是治理地方、安抚民生的实际能力。潘濬摒弃繁文缛节，推行宽严相济的治政方针：对欺压百姓的豪强坚决打压，对贫苦民众则体恤有加，鼓励农桑，兴修水利。
在他的治理下，湘乡县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治甚有名”。这段县级行政的任职经历，让潘濬积累了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也让他深刻了解到荆州的民生疾苦与社会矛盾，为其日后执掌一方政务、统筹军国大事埋下了伏笔。
此时的荆州，虽处于刘表的统治之下，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北方曹操已统一中原，虎视眈眈；
江东孙权根基渐稳，觊觎荆州已久；而寄寓荆州的刘备，更是胸怀大志，暗中积蓄力量。潘濬身处其中，虽潜心治政，却也敏锐地察觉到时代的变局。
他并未过早依附某一方势力，而是坚守为官之本，以民生为重，这一态度也让他在后续的政权更迭中，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人格与判断。
二、易主之际：守节不屈，明主知遇
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爆发，曹操大败北归，荆州的局势发生根本性转变。
刘备趁机占据荆州南部四郡，并上表朝廷任命自己为荆州牧，治所设于公安。刘备早已听闻潘濬的声名与才干，深知其在荆州士人中的影响力，以及对地方治理的熟悉程度，于是力邀潘濬出任治中从事。
治中从事为州牧的核心僚属，“主众曹文书事”，相当于州牧的秘书长，权责甚重。潘濬感念刘备的知遇之恩，加之认可其“兴复汉室”的旗号，便接受了任命，全力辅佐刘备治理荆州。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应益州牧刘璋之邀，率军入蜀，临行前将荆州事务托付给关羽，同时留下潘濬“留典州事”，辅佐关羽处理政务。然而，这一安排却为日后的矛盾埋下了隐患。
史载潘濬与关羽“不睦”，关于二人不和的具体原因，史料中虽未详细记载，但结合二饶性格与行事风格，不难推断一二。关羽为人“刚而自矜”，轻视士大夫，而潘濬则“方严疾恶”，性格刚直，不擅阿谀奉常在处理政务时，潘濬往往依据法度提出意见，可能与关羽的独断专行产生冲突；
加之关羽专注于军事防御，对地方治理的细节关注不足，而潘濬重视民生与吏治，二者在施政理念上或许也存在分歧。这种不和，使得潘濬在关羽麾下难以充分施展才干，也让他对刘备集团的未来产生了隐忧。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荆州局势骤然剧变。孙权采纳吕蒙之计，白衣渡江，奇袭荆州，关羽兵败被杀，荆州全境落入东吴之手。
城破之后，荆州的蜀汉将官大多见风使舵，纷纷归附孙权，唯独潘濬闭门不出，称疾不起，拒绝与东吴势力接触。在当时的情境下，这一行为无疑是极具风险的——既可能触怒孙权，招致杀身之祸；也可能被蜀汉集团误解为不忠。
但潘濬此举，并非出于对刘备的怨恨，而是源于传统士大夫的“守节”观念：他受刘备之托治理荆州，如今荆州易主，故主之业覆灭，他以“称疾”的方式表达哀悼与不屈，既是对刘备知遇之恩的回报，也是对自身名节的坚守。
孙权早已听闻潘濬的才干与声名，深知其为荆州名士，若能将其招致麾下，不仅能增强东吴的治理力量，更能安抚荆州的士民之心。
因此，面对潘濬的“拒见”，孙权并未动怒，反而展现出极大的诚意与耐心。他亲自登门拜访，来到潘濬的病床前，温言劝慰。潘濬见孙权亲至，想起刘备集团的覆灭与荆州的易主，不禁“涕泪交横，伏床不起”。
孙权见状，并未催促，而是以历史上的先贤为例开导他：“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帅；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此二人，皆荆国之先贤也，卿何独不然？”
观丁父与彭仲爽皆为楚国历史上的贤臣，最初都是俘虏出身，却得到楚君的重用，最终为楚国的强盛立下大功。孙权以这两位荆楚先贤的故事为例，既表达了对潘濬才华的认可，也暗示了自己欲对其委以重任的心意，同时巧妙地拉近了与潘濬的地域情感联系——二人同为荆楚之人，理应共同为荆楚的安定与发展效力。
随后，孙权又命人取来手巾，亲自为潘濬擦拭泪水。这份礼贤下士的诚意，终于打动了潘濬。
他深知乱世之中，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刘备集团已然覆灭，而孙权展现出的雄才大略与用人诚意，让他看到了安定荆州、造福百姓的希望。于是，潘濬“下地拜谢”，正式归附东吴。
归附之后，潘濬并未对昔日的蜀汉旧主心存怨怼，也没有急于向孙权表忠心，而是以大局为重，将自己所掌握的荆州军事部署、郡县分布、民生状况等详细信息悉数告知孙权。
这份坦诚，进一步赢得了孙权的信任。孙权当即任命潘濬为辅军中郎将，授予其兵权，让他参与荆州事务的治理。不久后，又将其升迁为奋威将军，封常迁亭侯。当时奋武中郎将芮玄去世，孙权又让潘濬统领其部众，屯驻夏口——这一战略要地，足见孙权对其军事能力的认可与信任。
自此，潘濬正式跻身东吴重臣之列，开始在新的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能。
三、安邦定国：平定蛮夷，整肃朝纲
归附东吴后，潘濬很快便展现出卓越的军政才能，其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平定荆州南部的蛮夷叛乱，稳定边疆；二是弹劾奸佞，整肃朝纲，为东吴的稳定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智平叛乱，安定南疆
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零陵等郡，居住着大量的蛮夷部落，其中以五溪蛮（武陵蛮）最为强大。这些部落民风彪悍，世代居住在山区，时而归附朝廷，时而举兵反叛，始终是荆州南部的不稳定因素。
刘备集团覆灭后，荆州局势动荡，这些蛮夷部落趁机蠢蠢欲动，而部分蜀汉旧部也试图利用蛮夷势力复辟，使得南疆的局势更加复杂。
潘濬归附东吴不久，便面临着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武陵从事樊伷（一作樊诱导）企图煽动五溪蛮夷反叛东吴，将武陵郡献给刘备的儿子刘禅。消息传到建业，孙权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多数大臣认为五溪蛮夷势力强大，且樊伷深得蛮夷信任，需要派遣大军前往镇压。
孙权转而询问潘濬的意见，潘濬却胸有成竹地回答：“只需五千人即可平定叛乱。”孙权颇为不解，问道：“樊伷在武陵多年，素有威望，你为何如此轻视他？”潘濬从容答道：“樊伷此人，只会卖弄唇舌，实则并无真才实学。
我曾听闻，他先前为州中人士举办宴会，到了中午却连食物都未曾备好，十几位宾客因此自行离去。仅凭这一件事，便可知其能力低下，不足以成大事。这就如同观察侏儒，只需看到他的一部分，便能知晓其全貌。”
孙权听后大笑，对潘濬的洞察力深信不疑，当即派遣潘濬统领五千将士前往武陵平叛。潘濬果然不负所望，他深知蛮夷部落的作战特点——勇猛但缺乏纪律，擅长山地作战但不善持久战。
于是，他采取“分化瓦解、速战速决”的策略：一方面派人向蛮夷各部落晓以利害，明反叛的后果，争取中立部落的支持；另一方面，集中兵力，直捣樊伷的据点，不给其喘息之机。
由于战术得当，加之吴军训练有素，叛乱很快便被平定，樊伷被斩杀，其残余势力也被彻底肃清。
在平定樊伷叛乱的同时，零陵北部都尉习珍也趁机举兵响应樊伷，自号邵陵太守，企图割据一方。潘濬在消灭樊伷之后，迅速率军转向零陵，讨伐习珍。
习珍凭借城池坚守，潘濬多次劝降，习珍却坚守气节，坚决不降，道：“我受汉中王（刘备）厚恩，不可背德。”最终，习珍在城池即将被攻破之时，拔剑自刎，其忠勇也得到了潘濬的敬佩。
此次平叛，潘濬以五千兵力迅速平定两处叛乱，不仅稳定了荆州南部的局势，也向孙权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更让荆州士民看到了东吴治理荆州的能力。
黄龙元年（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建立东吴政权，年号黄龙。称帝之后，孙权对百官进行封赏，潘濬因其功绩被拜为少府，进封刘阳侯。少府为九卿之一，掌管皇室财政与手工业制造，虽非最高军事或行政长官，却也是朝廷重臣，足见潘濬在东吴政权中的地位日益稳固。
不久后，潘濬又升任太常，太常位列九卿之首，掌管宗庙礼仪、文化教育等事务，同时常常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这一任命标志着潘濬正式进入东吴的核心统治集团。
黄龙三年（231年），五溪蛮夷再次发动大规模叛乱。此次叛乱规模远超以往，蛮夷部落联合起来，攻城略地，杀害官吏，荆州南部陷入一片混乱。
孙权深知事态严重，当即任命潘濬为统帅，“假节”（代表皇帝行使权力），督率吕岱、施绩、吕据、钟离牧等东吴名将，率领五万大军前往征讨。
这一任命，既体现了孙权对潘濬的绝对信任，也凸显了此次平叛的重要性——五溪蛮夷若不能彻底平定，荆州南部将永无宁日，甚至可能威胁到东吴的统治根基。
潘濬深知此次平叛的艰巨性，他制定了“严明军纪、恩威并施、长期经营”的战略方针。首先，他强调“信赏必行，法不可干”，严格约束将士，严禁烧杀抢掠，对遵守军纪、作战勇猛者予以重赏，对违反军纪者严惩不贷。
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吴军的战斗力，也赢得帘地百姓的支持，使得蛮夷部落逐渐失去了民众基础。其次，潘濬针对蛮夷部落各自为战的特点，继续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对愿意归附的部落予以安抚，保留其首领的权力，减免赋税；
对顽固抵抗的部落，则集中兵力坚决打击。同时，他还注重军事进攻与政治安抚相结合，在平定叛乱后，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鼓励蛮夷部落发展农业生产，学习汉族文化，促进民族融合。
此次平叛历时数年，战况极为激烈。潘濬身先士卒，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转战于五溪山区。据史料记载，此次平叛“斩首获生，盖以万数”，大量叛乱首领被斩杀或俘虏，蛮夷部落的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
经此一役，“五溪蛮夷衰弱，一方宁静”，荆州南部的局势彻底稳定下来，此后数十年间再未发生大规模的蛮夷叛乱。潘濬的功绩，不仅在于平定了叛乱，更在于为荆州南部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使得东吴能够集中精力应对北方的曹魏与西方的蜀汉，为东吴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平叛过程中，潘濬还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与政治智慧。当时，骠骑将军步骘屯驻沤口，见荆州南部局势稳定，便上书孙权，请求招募诸郡的壮丁扩充兵力，以加强对南疆的控制。
孙权将步骘的奏疏交给潘濬商议，潘濬当即表示反对，道：“豪将在民间，耗乱为害，加上步骘有名有势，容易被身边的人谄媚，若同意其招募兵力，恐会导致地方势力膨胀，引发新的动乱。”
孙权听从了潘濬的建议，拒绝了步骘的请求。后来的事实证明，潘濬的担忧并非多余——当时东吴的地方豪强势力本就强大，若再允许将领私自招募兵力，必然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威胁中央集权。潘濬的这一建议，既维护了东吴的中央集权，也避免霖方局势的再次动荡。
（二）弹劾奸佞，整肃朝纲
如果平定蛮夷叛乱展现了潘濬的军事与地方治理才能，那么弹劾校事吕壹、整肃朝纲，则体现了他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品格。孙权称帝后期，为了加强君主专制，设立了校事一职，负责监察百官、举报不法。
校事官直接对孙权负责，权力极大，逐渐成为孙权制衡大臣的工具。吕壹便是当时的校事首领，他“操弄威柄”，凭借孙权的信任，滥用职权，陷害忠良，排挤异己，使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吏治腐败。
吕壹的专权跋扈，首先针对的是丞相顾雍。顾雍为东吴重臣，为人正直，深得百官敬重，但因其多次反对吕壹的不法行为，遭到吕壹的嫉恨。
吕壹捏造罪名，上奏弹劾顾雍，孙权不辨真伪，将顾雍软禁起来，不准其参与朝政。随后，吕壹又将矛头指向左将军朱据等多位重臣，“奏按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皆见禁止”，朝廷的正常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当时，满朝文武皆因畏惧吕壹的权势与孙权的信任，敢怒而不敢言。潘濬当时正与陆逊一同屯驻武昌，“共掌留事”，负责镇守荆州、辅佐太子孙登处理后方事务。
得知吕壹的种种恶行后，潘濬怒不可遏，多次上书孙权，弹劾吕壹的奸佞行径，但由于吕壹深得孙权宠信，这些奏疏都石沉大海。黄门侍郎谢厷曾在与吕壹的交谈中试探道：“顾丞相被弹劾，若其被罢免，谁将接替他的职位？”
吕壹沉默许久后答道：“你的大概是潘太常吧？”谢厷趁机警告他：“潘太常常对你切齿痛恨，只是相距遥远，无法对你采取行动。若他真的接替顾丞相，恐怕你明日便会遭殃。”
吕壹听后大惊失色，深知潘濬的刚正不阿，若潘濬入朝执政，自己必然没有好下场，于是赶紧解除了对顾雍的软禁，顾雍才得以官复原职。
但潘濬并未就此罢休，他深知吕壹一日不除，朝廷一日不得安宁。于是，他主动请求入朝面见孙权，欲“尽辞极谏”，当面揭发吕壹的罪校抵达建业后，潘濬得知太子孙登早已多次向孙权进谏，弹劾吕壹，但孙权始终不听。
在这种情况下，潘濬意识到，仅凭言语劝谏已无法撼动吕壹的地位，于是他决定采取极端手段——“大请百寮，欲因会手刀杀壹，以身当之”。他计划在宴请百官的宴会上，亲手斩杀吕壹，然后自己承担所有罪责，为国家除去这一祸患。
吕壹通过眼线得知了潘濬的计划，心中恐惧万分，于是“称疾不斜，拒绝参加宴会，潘濬的计划未能成功。但即便如此，潘濬也并未放弃。
此后，他每次进见孙权，无不“陈壹之奸险也”，详细列举吕壹的种种罪行，分析其对朝廷的危害。与此同时，陆逊、顾雍等重臣也纷纷加入弹劾吕壹的行列，百官联名上书，要求严惩吕壹。在确凿的证据与百官的压力下，孙权终于认清了吕壹的真面目，意识到其专权已经严重威胁到东吴的统治根基。
最终，孙权下令诛杀吕壹，并“引咎责躬，因诮让大臣”，向百官承认自己的过失，责备大臣们未能及时直言进谏。
潘濬在弹劾吕壹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担当。他不畏强权，敢于直面君主的宠臣，甚至不惜以自身性命为代价，为国家除去奸佞，这种“方严疾恶，义形于色”的品格，赢得了百官的敬重与孙权的进一步信任。
经此一事，东吴的吏治得到了极大的整肃，朝廷风气为之一清，中央集权也得到了加强。潘濬也因此成为东吴朝廷职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的代表人物，与顾雍、陆逊并称为东吴的三大支柱。
四、忠谨一生：家族传承，青史留名
潘濬在东吴为官二十余年，始终坚守“公清割断”的原则，无论是治理地方、统军作战，还是辅佐君主、整肃朝纲，都尽心尽力，鞠躬尽瘁。
他的忠诚与才干，不仅得到了孙权的信任，也赢得了同僚的敬重。上大将军陆逊曾称赞他“忧深责重，志在谒诚”，丞相步骘更是将他与顾雍、陆逊并列，称三人“夙夜兢兢，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是东吴的“社稷之臣”。
赤乌二年（239年），潘濬病逝于任上，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潘濬去世后，孙权深感悲痛，追赠其官职，厚葬于建业郊外。其子潘翥继承爵位，官拜骑都尉，后来也统领军队，继承了父亲的军事才能，“后代领兵，早卒”。
除潘翥外，潘濬还有一子潘秘，官至尚书仆射、荆州大公平，娶孙权的甥女陈氏为妻，继续为东吴效力。潘濬的女儿则嫁给了建昌侯孙虑（孙权次子），成为皇亲国戚，潘氏家族也因此成为东吴的名门望族，其家族荣耀一直延续到东吴末年。
潘濬的一生，跨越了汉末三国的乱世，见证了荆州的三次政权更迭。他早年事刘表，中年事刘备，晚年事孙权，却始终坚守士大夫的操守与底线——事主则尽心尽责，为官则清正廉明，遇明主则倾心辅佐，遇奸佞则坚决斗争。
这种品格，在乱世之中尤为可贵。后世对潘濬的评价颇高，陈寿在《三国志》中赞其“公清割断”，郝经称其“梗梗有大节，有吴之栋石也”，胡三省则认为“潘濬所以自见者，与陆逊、诸葛瑾班，识者当于此而观人”，将其与陆逊、诸葛瑾等东吴顶级重臣相提并论。
当然，也有部分史学家对潘濬的“易主”行为提出了质疑。北宋文学家苏辙便曾评论道：“权克荆州，将吏悉降，而浚独坚卧不屈，其于所事，何其厚也。既而樊伷欲以武陵自拔归蜀，浚为权画策，自将讨平之，其于所厚，又何薄也。”
在苏辙看来，潘濬既对刘备影厚恩”，却又帮助孙权讨伐蜀汉旧部，未免影背主”之嫌。但这种评价，显然忽视帘时的历史背景——在汉末乱世，政权更迭频繁，士大夫“择主而事”已成为普遍现象。潘濬并非不忠，而是忠于自己的职责与良心：事刘表时，他严惩贪官，治理地方；事刘备时，他尽心辅佐，坚守名节；事孙权时，他平定叛乱，整肃朝纲，始终以“安国利民”为己任。这种“在其位谋其政”的忠诚，远比狭隘的“一臣不事二主”更为可贵。
潘濬的一生，是汉末三国时期士大夫群体的一个缩影。他们在乱世之中，既面临着生存的挑战，也面临着道德的抉择；既需要展现出过饶才能，也需要坚守自己的品格。
潘濬的故事，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既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正确的选择；也要坚守自己的品格与底线，不随波逐流；
更要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责任与使命，用一生的努力，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正如潘濬那样，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始终“梗梗有大节”，以“公清割断”的作风，成为乱世中的一股清流，成为后世敬仰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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