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乱世的星群中，糜芳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出身东海望族，以巨额家资襄助刘备创业，历经十余年颠沛而不离不弃，却在蜀汉事业鼎盛之际，以荆州重镇江陵降吴，间接导致关羽败亡、荆州易主，成为影响三国格局的关键转折。
千百年来，他被贴上“叛徒”的标签，其行为被简单归为贪生怕死、背主求荣。然而，梳理《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结合当时的政治生态、人际纠葛与战争形势，糜芳的一生并非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所能涵盖。他的崛起依托于家族势力与乱世机遇，他的抉择受制于多重压力与绝境困境，他的结局则彰显了乱世中忠诚与生存的复杂博弈。
本文拟结合真实史料，还原糜芳从东海富家子到蜀汉封疆大吏，再到东吴降将的完整人生轨迹，探讨其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东海望族：乱世中的资本与抉择
糜芳，字子方，东海郡朐县（今江苏连云港）人，其家族是东汉末年东海地区的顶级豪强。《三国志·糜竺传》记载：“麋竺字子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
作为糜竺的胞弟，糜芳自幼生长在钟鸣鼎食之家，深受家族商业基因与豪强文化的熏陶。东汉末年，中央集权瓦解，地方豪强纷纷拥兵自重或择主而事，糜氏兄弟凭借“赀产钜亿”的经济实力与“僮客万人”的人力基础，成为东海地区不可忽视的地方势力。
灵帝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入京废立，下大乱，关东诸侯并起讨董，徐州地区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先是陶谦据有徐州，糜竺因其声望与实力被任命为别驾从事，成为陶谦麾下核心幕僚，糜芳亦随之进入仕途，初步积累了政治经验。
兴平元年（194年），陶谦病逝，临终前嘱咐糜竺：“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糜竺遵从遗命，率徐州吏民迎接刘备入主徐州，这一决策成为糜氏家族与刘备绑定的开端，也为糜芳的人生定下了基调。
此时的刘备虽影汉室宗亲”之名，却无固定基业，兵微将寡，处境艰难。兴平二年（195年），吕布乘刘备出击袁术之际，袭取徐州治所下邳，俘获刘备妻子，刘备军溃散，被迫转战海西，陷入“饥饿困踧，吏士大自相啖食”的绝境。
就在刘备濒临崩溃之际，糜氏兄弟做出了改变历史进程的抉择：糜竺“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糜芳则全力支持兄长的决定，将家族资源倾囊相助。
这一投入堪称豪赌——不仅是财富与人力的付出，更是将整个家族的命运与刘备的前途绑定。对刘备而言，这份资助犹如雪中送炭，使其得以重整旗鼓；对糜芳而言，这既是家族利益的考量，也是对刘备人格魅力的认同，从此他正式成为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颠沛追随之路。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于许都，挟子以令诸侯，势力日益强盛。为拉拢糜氏兄弟、分化刘备集团，曹操表荐糜竺为嬴郡太守，糜芳为彭城相。
彼时的彭城是徐州重镇，彭城相位列二千石，是东汉体制内的高级官员，而刘备当时仅能依附于吕布，处境窘迫。面对如此丰厚的诱惑，糜氏兄弟“皆去官，随先主周旋”，毅然放弃了安稳的仕途与曹操提供的高官厚禄，选择追随刘备继续流浪。
这一选择足以证明，早期的糜芳并非趋炎附势之辈，他对刘备的忠诚有着深厚的基础——既有家族绑定的必然，也有乱世中对明主的期许。此后数年，刘备先后依附曹操、袁绍、刘表，糜芳始终不离不弃，辗转于汝南、新野等地，见证了刘备集团的低谷与坚守。这段颠沛流离的经历，不仅锤炼了糜芳的意志，也让他在刘备集团中积累了无可替代的资历，为日后的封官晋爵埋下伏笔。
二、蜀汉勋贵：荆州重镇上的隐忧
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爆发，刘备与孙权联军击败曹操，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战后，刘备趁机夺取荆南四郡，又从孙权手中借得南郡，终于拥有了稳固的基业。随着势力的扩张，刘备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逐渐成型，糜芳作为元老勋贵，迎来了人生的巅峰。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平定益州，自领益州牧，大封功臣：糜竺被任命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地位仅次于刘备，高于诸葛亮、法正等人；糜芳则被授予南郡太守一职，驻守江陵。
这一任命看似是对糜芳资历的认可，实则暗藏危机。南郡是荆州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江陵城更是城防坚固、粮草充足，是刘备集团在荆州的核心据点，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刘备将如此重任托付给糜芳，既体现了对他的信任，也反映帘时集团内部的权力平衡——糜竺作为文臣领袖，糜芳作为封疆大吏，糜氏家族在蜀汉的地位无可撼动。
但问题在于，糜芳的军事才能与南郡太守的职责并不匹配。纵观史料，糜芳从未有过独立领兵作战的胜仗记录，其能力更多体现在行政后勤与家族协调方面，而非军事防御与战略决断。将如此重要的军事据点交给一位缺乏实战经验的勋贵，本身就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更致命的是，糜芳与荆州地区的军事统帅关羽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羽作为刘备集团的头号武将，被任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督守荆州，是糜芳的直接上级。但关羽“刚而自矜”的性格，与糜芳的勋贵身份形成了然的冲突。关羽素来轻视凭借家族背景或裙带关系上位者，在他眼中，糜芳“素无军功”，仅凭兄长糜竺的功劳与早年的资助得以身居高位，根本不配驻守江陵这一军事重镇。因此，关羽对糜芳“轻傲已甚”，日常相处中多有羞辱与轻视，《三国志·关羽传》注引《蜀记》记载，关羽常称糜芳为“貉子”，这一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足见二人关系之紧张。
这种矛盾在军事行动中逐渐激化。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率军北上攻打曹操麾下的曹仁，荆州后方的后勤补给与城防重任全落在糜芳与公安守将士仁身上。
关羽出征前，命令糜芳“供给军资，然芳有失供给”，或许是因为战事紧急、物资筹措困难，糜芳未能及时足额完成补给任务。关羽得知后，怒不可遏，当众扬言：“还当治之！”这句话在当时的语境下绝非简单的斥责，而是带有明确的军法处置意味。关羽素来以治军严厉着称，当年在徐州时，就曾因部下稍有过失便处以重刑，糜芳深知关羽言出必行，对此“内怀惧不安”，心中的恐惧与不满日益累积。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糜芳因补给问题惶惶不可终日之际，江陵城内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灾。《三国志·糜竺传》注引《吴书》记载：“芳为南郡太守，与关羽共事，而私好携贰，叛迎孙权。”
虽未明言火灾之事，但结合其他史料推断，此次火灾大概率烧毁了部分军粮或军械，这在战时无疑是死罪。糜芳深知，仅凭补给失责与火灾两件事，关羽班师回朝后必定会将他军法处置，而远在成都的刘备即便想护着他，也碍于军法与关羽的颜面难以周全。此时的糜芳，已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坚守江陵，等待他的可能是关羽的屠刀；弃城而逃，不仅会背负逃兵之名，还会连累兄长糜竺与整个家族；而投降则成为了他眼中唯一的求生之路。
三、江陵之叛：绝境中的抉择与历史的转折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月，东吴吕蒙趁关羽北上襄樊、荆州空虚之际，发动奇袭。吕蒙采用“白衣渡江”之计，伪装成商人，悄然抵达江陵城下，将关羽设置的江边烽火台全部控制，使得荆州后方完全没有察觉敌军来袭。此时的江陵城，虽然城防坚固、粮草充足，但军心已然动摇——糜芳因惧怕关羽而心怀异志，士兵们则因关羽平日的严苛而士气低落。
吕蒙抵达江陵后，并未急于攻城，而是采取了攻心战术。他首先派人劝降公安守将士仁，士仁与糜芳处境相似，同样因补给问题遭到关羽的威胁，心中早已不满。在吕蒙的劝诱下，士仁“开城出降”，
公安的陷落让江陵失去了重要的屏障，也彻底摧毁了糜芳的抵抗意志。随后，吕蒙派虞翻前往江陵劝降糜芳，虞翻在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军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举，此非命，必有内应。将军不先见时，时至又不应之，独守萦带之城而不降，死战则毁宗灭祀，为下笑矣。”
虞翻的劝降信精准地击中了糜芳的软肋：一是东吴大军压境，江陵已成孤城，坚守必败；二是士仁已降，江陵失去外援，抵抗毫无意义；三是若死战不降，不仅自身难保，还会连累家族被灭族。
此时的糜芳，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挣扎：一边是追随十余年的主公刘备，一边是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一边是忠诚的名节，一边是家族的存续。最终，求生的本能战胜了忠诚的信念，糜芳“开城请降”，将荆州重镇江陵拱手献给吕蒙。
江陵的陷落产生了连锁反应：首先，关羽的后勤补给线被彻底切断，襄樊前线的蜀军因粮草断绝而军心动摇；
其次，吕蒙占领江陵后，善待关羽将士的家属，“存恤耆老，问所不足”，使得关羽麾下将士“咸无斗心”；最后，陆逊乘胜西进，夺取宜都、秭归等地，切断了关羽退回益州的退路。
不久后，关羽在襄樊前线被徐晃击败，率军南撤，得知江陵失守后，军心彻底涣散，最终在临沮被东吴将领潘璋、马忠擒杀。一代名将就此陨落，蜀汉失去了荆州这一战略要地，“隆中对”中跨有荆益、两路北伐的规划彻底破产，三国格局由此发生根本性转变。
糜芳的投降，不仅改变了三国的历史走向，也让他自己背负了千古骂名。但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其投降并非完全出于主观意愿的背叛，而是多重压力下的绝境抉择：关羽的死亡威胁是直接诱因，士仁的投降是重要推力，东吴的军事压力是客观条件，而自身军事才能的不足则使其缺乏坚守的底气。
正如史学家田余庆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中所言：“糜芳、士仁之叛，并非偶然，而是刘备集团内部矛盾与荆州局势恶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并非为糜芳的投降行为辩解，而是明在乱世之中，个体的抉择往往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不能简单以“忠臣”或“叛徒”的二元标准来评牛
四、吴境余生：屈辱中的苟活与历史的沉寂
糜芳投降东吴后，并未得到他预想中的荣华富贵，反而陷入了无尽的屈辱与尴尬之郑孙权虽然表面上任命他为将军，给予了一定的官职，但东吴上下对这位“背主求荣”的降将始终充满鄙夷与轻视，其中以虞翻为代表的儒臣更是对他百般羞辱。
《三国志·虞翻传》记载了两起典型的事件。一次是糜芳乘船出行，与虞翻的船相遇，糜芳的随从仗着人多势众，大喊：“避将军船！”虞翻听到后，厉声斥责道：“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这番话字字诛心，直指糜芳投降的污点，糜芳“闻之，惭而避之”，不敢与虞翻争执。另一次是虞翻乘车经过糜芳的军营，营门守卫关闭大门，不让虞翻通过，虞翻当场愤怒地道：
“当闭反开，当开反闭，岂得事宜邪？”这句话表面上是指责守卫，实则是嘲讽糜芳当年不该打开江陵城门投降，如今却关闭营门故作姿态。糜芳得知后，“有惭色”，却只能忍气吞声。
这些公开的羞辱，反映了东吴士大夫阶层对糜芳投降行为的道德批牛在儒家忠义思想盛行的东汉末年，“背主求荣”被视为不可饶恕的重罪，糜芳即便投靠了东吴，也永远无法摆脱“叛徒”的标签
。这种精神上的折磨，远比物质上的匮乏更为痛苦。此外，糜芳的投降还间接导致了兄长糜竺的死亡。《三国志·糜竺传》记载：“芳为南郡太守，叛迎孙权，竺面缚请罪，先主慰谕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惭恚发病，岁余卒。”
糜竺作为蜀汉的开国元勋，一生忠诚于刘备，却因弟弟的背叛而颜面尽失，虽得到刘备的谅解，但最终还是因羞愧与愤懑一病不起，一年后便去世了。兄长的死，成为糜芳心中永远的痛，也让他在东吴的处境更加孤立无援。
尽管备受羞辱，但糜芳在东吴并未完全无所作为。黄武二年（223年），发生了一件让他得以暂时摆脱尴尬处境的事情：东吴戏口守将晋宗背叛孙权，投奔曹魏，被任命为蕲春郡太守。
晋宗在曹魏的支持下，多次率军侵扰东吴边境，“数犯边境”，孙权对此十分恼怒，决定派兵讨伐。同年六月，孙权下诏任命贺齐为统帅，率领糜芳、刘邵、鲜于丹等将领“袭蕲春，生虏宗”。这是史料中记载的糜芳在东吴唯一的军事行动，他跟随贺齐出征，成功生擒晋宗，为东吴平定了边境之乱。
此次出征，对糜芳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他通过战功证明了自己并非毫无用处，暂时赢得了孙权的些许认可；
另一方面，讨伐叛将晋宗的行为，似乎是一种自我救赎——他以讨伐叛徒的方式，试图洗刷自己身上的叛徒污点。但遗憾的是，这次战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他在东吴的地位与声誉，他依然是那个被众人鄙夷的降将。蕲春之战后，史书便再也没有了关于糜芳的任何记载，其卒年、卒地均无从考证。
关于糜芳的最终结局，后世有诸多猜测：有人认为他在蕲春之战后不久便病逝了，也有人认为他被孙权闲置，最终在默默无闻中终老，还有人认为他因不堪忍受羞辱而自杀身亡。
但无论哪种结局，都注定是悲剧性的。糜芳的一生，始于东海望族的富贵荣华，历经颠沛流离的创业岁月，达到封疆大吏的人生巅峰，却因一次绝境中的抉择而跌入谷底，最终在屈辱与沉寂中结束了一生。他的悲剧，既是个人性格与能力的局限所致，也是乱世之中个体命运无法自主的必然结果。
五、历史评价：忠奸之外的多维审视
千百年来，糜芳一直被视为三国时期“背主求荣”的典型，受到后世的唾骂与批牛陈寿在《三国志》中虽未对他直接评价，但将其附于《糜竺传》之后，且点明其“叛迎孙权”的行为，已然表明了否定的态度。
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更是引用诸多史料，详细记载了他投降的经过与在东吴遭受的羞辱，强化了其“叛徒”的形象。宋元以来，随着《三国演义》的流传，糜芳的形象被进一步脸谱化，成为世人眼中贪生怕死、卖主求荣的反面教材。
但如果跳出道德评判的框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审视糜芳的一生，我们会发现其中更为复杂的层面。
首先，糜芳并非生的叛徒，他早年对刘备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在刘备最落魄的时期，他放弃曹操提供的高官厚禄，追随刘备颠沛流离十余年，这份坚持与付出，绝非“贪生怕死”四字所能概括。
其次，糜芳的投降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羽的逼迫、士仁的投降、东吴的军事压力以及自身的处境困境，都使其陷入了“不降即死”的绝境。在生死抉择面前，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舍生取义，糜芳的选择虽然有悖于忠义之道，却也符合人性的本能。
再者，糜芳的悲剧也是刘备集团内部矛盾的集中体现。刘备集团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关羽、张飞为代表的元老武将集团，以诸葛亮、法正为代表的荆益士族集团，以及以糜竺、糜芳为代表的东海勋贵集团。
这些集团之间存在着权力与利益的博弈，而刘备未能及时调和内部矛盾，尤其是对关羽“刚而自矜”的性格缺乏约束，对糜芳、士仁等将领的处境缺乏关怀，最终导致了荆州的失守。从这个意义上，糜芳的投降也是刘备集团内部管理失当的必然结果。
此外，放在三国乱世的大背景下，降将并非罕见现象。曹操麾下的张辽、张合、徐晃等名将，均是从其他阵营投降而来，却因其战功而名垂青史；
孙权麾下的甘宁、潘璋等将领，也有过改换门庭的经历，并未受到过多指责。为何糜芳的投降却遭到如此严厉的批判？这与他投降的后果密切相关——他的投降导致关羽被杀、荆州失守，使得蜀汉的国运由盛转衰，这一后果太过严重，自然让他成为了众矢之的。
同时，糜芳作为刘备集团的元老勋贵，其投降行为对蜀汉的忠诚度造成了巨大冲击，也让他成为晾德批判的焦点。
历史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糜芳的一生，既有忠诚坚守的一面，也有背主求荣的污点；既有乱世浮沉的无奈，也有个人抉择的责任。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归为“忠臣”或“叛徒”，而应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客观审视其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探讨乱世之中个体命运与历史大势的互动关系。糜芳的悲剧警示我们：
忠诚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需要在合理的制度环境与人际氛围中得以维系；而个体在面对抉择时，既要坚守道德底线，也要具备审时度势的智慧，否则便可能在历史的洪流中身败名裂，留下千古遗憾。
糜芳的一生，是三国乱世的一个缩影。他的崛起、巅峰、抉择与落幕，不仅展现了个体在乱世中的挣扎与无奈，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道德观念与历史大势。
千百年后，当我们再次回望这段历史，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忠奸的评判，而应从糜芳的人生轨迹中汲取教训，思考忠诚与生存、个人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的复杂关系，这或许才是解读糜芳生平的真正意义所在。
喜欢三国演义之蜀汉后传请大家收藏：(m.86xiaoshuo.com)三国演义之蜀汉后传86小说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