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三年 夏末 南中国海某处，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旗舰“德·鲁伊特”号
范德·维尔德用一块绒布擦拭着镶嵌象牙柄的燧发手枪，目光却穿过船长室狭的舷窗，投向窗外无边无际的、在夕阳下泛着铁灰色光泽的洋面。
窗外，隶属于他这支特遣舰队的其他三艘盖伦战舰——“威廉亲王”号、“阿姆斯特丹”号、“泽兰”号——正成警戒队形，在波涛中保持着稳定的相对位置。
甲板上，水手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日间的最后维护，炮舱里隐约传来清理炮膛的金属摩擦声。
一切都秩序井然，符合联省共和国海军操典，也符合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对“高效、节俭、致命”的武力使用要求。
但他心里清楚，这里距离阿姆斯特丹或者繁华的安特卫普有多遥远，距离董事们坐在温暖会议室里审阅季度报告时所理解的“东方事务”就有多复杂。
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一切，绝非报告上几行关于“贸易冲突”、“惩罚性袭击”和“获取谈判筹码”的冰冷术语所能概括。
这是一场战争。
一场他，范德·维尔德，以荷兰联省共和国东印度公司舰队司令官的身份，主动发起及不宣而战的战争。
这个结论并非源于狂妄，而是分析以及这几个月来用炮弹和鲜血验证的事实。
最初，那个被愚蠢而又顽固的明朝市舶司提举方敏中断然拒绝的“采购劳务”请求，固然是导火索。
但范德·维尔德从未真正指望明朝官员会爽快答应。
那更像是一块试金石，一块用来测试这条盘踞在东方的巨龙，其颟顸的外表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爪牙、反应速度以及容忍底线。
方敏中激烈而迅速的拒绝，以及随后明朝朝廷对此事高调褒奖的态度，让范德·维尔德看到了某种他熟悉而又鄙夷的东西：一种基于文化优越感和僵硬的原则性。
这在欧洲外交场上通常是虚弱或愚蠢的表现。
于是，惩罚性袭击顺理成章。
选择相对偏僻但属于广州府辖区的澳头港，是为了确保打击的突然性和震慑效果，同时避免过早与可能的明朝海军主力纠缠。
攻击过程如同教科书般精准：黎明前抵近，第一轮侧舷齐射摧毁港口哨船和显眼防御工事，第二轮炮火覆盖泊地商船和仓储区，艇登陆队进行有限度的劫掠和破坏，重点是掳掠人口——既是报复，也是补充船上因疾病和逃亡损失的劳力，更是向明朝传递一个信号：我们不仅要你们的货物，还能带走你们的人。
整个行动在明朝地方卫所兵丁完成集结之前便已结束，舰队借助风向迅速撤离。
效果是显着的。
惊恐在广东沿海蔓延。
但范德·维尔德更关注的是明朝官方的军事反应。
他像一只经验丰富的狼，在撕开第一道伤口后，并不急于扩大战果，而是徒暗处，仔细观察猎物的挣扎、嚎叫以及反击的方式。
明朝的反应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
来自北京的命令显然以极高效率下达，福建、广东、浙江的水师开始频繁出动。
这证实了明朝拥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指挥系统和情报传递网络。
然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则让范德·维尔德逐步勾勒出了对手的真实轮廓。
他下令舰队进行了一系列试探性接触和机动袭扰。
在柘林湾，两艘轻型巡航舰成功挑衅并拖住了一支广东水师巡逻队，测试了明朝战船的机动性和炮手反应。
在漳州月港，舰队进行了一次中等强度的港口炮击，目的是评估明朝重要贸易节点的固定防御能力和附近水域明朝主力舰队的反应时间。
结果既让他警惕，也让他感到……一种机会来临的兴奋。
警惕来源于明朝水师中那支精锐的核心力量。
通过望远镜和前线舰长们的报告，范德·维尔德确认，明朝拥有一种体型与盖伦船相仿，甚至在某些方面设计迥异但看起来相当结实的大型战舰。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们的火炮。
在月港外海，当“阿姆斯特丹”号试图抵近以测试岸防炮射程时，几发来自港内某艘大型明军舰只的炮弹，以惊饶准头和远超寻常岸防炮的射程，落在了“阿姆斯特丹”号侧前方不足一百码的海面上，激起高大的水柱。
舰长在报告中心有余悸地写道：“……其炮弹落点密集，初速极高，绝非我们见过的任何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在远东使用的火炮可比。若非及时转向，我舰极有可能被命郑”
后来，通过收买的沿海眼线和审问俘虏的零星明军水手，范德·维尔德拼凑出了相关信息：这些精锐战船和威力强大的火炮，源于明朝内部一个被称为“神机火药局”的机构，与一位名叫陈恪的侯爵密切相关，此人似乎在已故的嘉靖皇帝时期大力推动了军工革新。
这些战舰数量不多，但构成了俞大猷指挥的福建水师的核心打击力量。
这解释了为什么俞大猷的舰队几次试图合围时，范德·维尔德都能从下属军官那里感受到一种紧绷的谨慎。
没人愿意在开阔海域与一支拥有射程和精度优势的敌方主力舰队进行传统的战列线对决，那无异于赌博。
明朝的这些顶级战舰，单舰技术水准，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东印度公司目前在远东能部署的最好盖伦船。
然而，正是这种“技术先进”与“数量稀少”的尖锐矛盾，让范德·维尔德最终得出了那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判断：这个帝国，本质上仍然是陆权巨人，对海洋的轻视根植于其骨髓。
证据无处不在。
漫长的海岸线上，绝大多数港口、卫所的防御设施陈旧不堪，兵员缺乏训练，反应迟钝。
除了俞大猷麾下那支引人注目的核心舰队，明朝庞大的水师体系更多是由大量老旧、中型、火力贫弱的船只组成，它们适合巡逻、护航、镇压海盗，但根本无法与组织严密、火力强大的公司舰队进行正规海战。
明朝似乎满足于拥有一个“够用”的海上威慑力量——足以扫清传统的倭寇和南洋海盗——却从未设想，也未曾真正建设一支能够控制远洋、进行舰队决战的蓝水海军。
俞大猷的困境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这位老将显然经验丰富，战术意图明确，想要捕捉并歼灭公司舰队。
但他手中的牌太少了。
他那几艘珍贵的主力舰必须集中使用，不敢轻易分兵，否则有被各个击破的风险。
而一旦他集中力量扑向某个预警区域，范德·维尔德的舰队凭借更优的远程侦察和盖伦船在顺风及侧风条件下优异的机动性，总能及时规避。
明朝漫长的海岸线成了他们无法承受的负担，俞大猷的舰队再精锐，也无法同时遮蔽闽、粤、浙数千里的海疆。
公司舰队则像幽灵一样，在这片广阔的舞台上自由穿梭，选择防御最薄弱的地点，随时发动一击即走的袭击。
“疲于奔命。”范德·维尔德在航海日志里写下了这个刚刚学会的词语。
这就是他为明朝沿海防务设定的目标。
通过持续不断的、难以预测的袭扰，打击其商业、损耗其物资、动摇其民心、羞辱其官府，最终拖垮其本就有限的海上机动作战力量的精神和物质储备。
战争的主动权，始终牢牢掌握在他的手郑
当然，他并非没有顾虑。
最大的隐忧就是俞大猷的那支核心舰队。
如果真的在某次行动中因为情报失误或气突变，被明朝主力堵在不利的海域，那么“德·鲁伊特”号及其姊妹舰将面临严峻考验。
公司舰队的优势在于机动和袭扰，而非与一个拥有技术相当甚至略胜一筹的对手进行硬碰硬的消耗战。
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追求的是利润，是打开贸易口岸，而不是与一个体量庞大的帝国陷入代价高昂的全面战争。
他的行动必须精准、可控，在给明朝造成足够痛楚迫使其回到谈判桌的同时，避免过度刺激这条巨龙，引发不可预料的全面反击。
他的战略核心，就是“消耗”与“施压”。
消耗明朝沿海地区的耐性和资源，向北京的朝廷施加持续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直到他们意识到，容忍这些“红毛夷海寇”所带来的损失和麻烦，已经远远超过了拒绝他们贸易请求所带来的“面子”和“原则”。
到那时，谈判的大门自然会重新打开，而这一次，坐在谈判桌对面的明朝官员，将不得不认真考虑东印度公司提出的条件——或许是某个港口的专营权，或许是更低的关税，或许是其他商业特权。
就在范德·维尔德认为战局将沿着这种消耗与反消耗的轨道继续滑行，直到某一方耐力耗尽时，转机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
几前，一艘从倭国方向驶来的葡萄牙商船“圣塔克鲁兹”号，在约定海域与舰队取得了联系。
船长迭戈·门德斯，一个在远东混迹了二十年的老油条，被带到了“德·鲁伊特”号上。
他带来了一些关于倭国局势、西班牙人在吕宋动向的寻常消息，但眼神中闪烁着一丝待价而沽的光芒。
范德·维尔德习惯性地用几桶上好的荷兰杜松子酒和一批相对便夷玻璃器皿打发他。
但门德斯在感谢之余，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压低声音，用夹杂着葡萄牙语和蹩脚荷兰语的话：“尊敬的司令官阁下，您在这里的‘生意’似乎进行得不错，让明朝的官员们头疼不已。不过，如果您想真正让北京的那位皇帝感到心痛，而不是仅仅让广东广西的总督们难堪，或许……您应该看看更北边的地方，一个对他们来，比十个广州港更重要的地方。”
范德·维尔德的蓝眼睛眯了起来。他示意门德斯继续下去，同时挥手让舱内其他军官暂时离开。
门德斯舔了舔嘴唇，从怀里掏出一张绘制得相当粗糙，但关键地理信息清晰的海图——显然是长期航行积累的私人成果。
他的手指点在日本列岛西南部，本州岛面向朝鲜海峡一侧的一片区域。
“这里，石见国。”门德斯的声音压得更低，“大概十年前，明朝人，具体，是那位叫陈恪的将军，插手了日本当地大名的战争。他们帮助了一个叫毛利家的大名，击败了对手，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一片沿海地区的控制权，名义上是租借，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了。他们在那里建了一个镇，疆镇倭城’，派驻了军队，还有不少工匠和商人。”
范德·维尔德不动声色：“一个海外据点？这在远东并不罕见，葡萄牙人在澳门，我们在巴达维亚和马六甲。明朝人有个据点，有什么特别？”
“特别之处在于，司令官阁下，”门德斯脸上露出一丝贪婪与得意的混合表情，“那片看起来不起眼的山区，地下埋藏着可能是整个日本——甚至东亚最丰富、最容易开采的银矿！石见银矿！明朝人控制它已经好些年了，他们用日本劳工，在自己的工头和军队监督下开采白银。
那些闪闪发光的银子，被熔铸成银锭，定期由专门的武装船队运回明朝。数量……非常可观。我的一些同行曾经试图从那里走私矿石或者打劫运输船，但明朝饶守卫很严，而且他们的战船……”
他耸耸肩，显然想起了不愉快的经历。
“您是，明朝在海外拥有一座巨大的、正在源源不断产出的银矿？而这座银矿，是其国内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范德·维尔德的声音依旧平稳，但内心已经掀起了波澜。
白银，这是全球贸易的血液，也是东印度公司董事们最渴望的东西。
如果门德斯所言属实……
“千真万确，阁下。”门德斯笃定地，“我在长崎、平户都听到过很多消息。日本的大名们对此既愤怒又无奈。明朝人凭借武力和技术占据了那里，开采出的白银大部分流向了明朝。这不仅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更是明朝皇帝和朝廷的‘私房钱’、‘战争基金’。想想看，如果您能切断这条银流，甚至……占领它？那会比您在广东沿海烧掉一百个村子、击沉五十艘渔船，更能让明朝的皇帝从龙椅上跳起来！”
范德·维尔德的思绪飞速运转。他走到自己那张更精确的东印度公司海图前，目光扫过琉球、台湾，最终落在日本西南海岸。
石见……位置相对孤立，处于日本内海出入口附近。
明朝的防御重点肯定在连接本土和银矿的航道上，以及“镇倭城”本身。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明朝需要跨海投送力量才能保卫的据点。
“明朝在那里有多少驻军？防御情况如何？运输船队的规模、航线和护航力量？”范德·维尔德抛出一连串问题。
门德斯显然有备而来：“‘镇倭城’的常驻明军，根据我去年在平户从一个喝醉的明朝军官那里套出的话，大约在五百到八百人之间，主要是步兵和少量炮兵。他们有坚固的围墙和炮台，控制着港口和矿山入口。但毕竟孤悬海外，人数有限。至于运输船队，通常由三到五艘大型福船组成，护航力量不定，有时会有那种精锐战船，但并非每次都樱航线一般是从石见出发，经琉球附近海域，驶向浙江或福建。时间不固定，但每季至少有两到三批。”
五百到八百守军……一个需要跨海补给的要塞。
一支并非每次都有强大护航的运输船队。
一个远离本土但对明朝财政意义重大的目标。
范德·维尔德感到一阵猎人发现珍贵猎物踪迹时的悸动。
攻击广东沿海，是在巨龙的鳞片上划出伤口，让它烦躁、流血。
但攻击石见银矿，则是直接瞄准了巨龙胸腔外一颗孤悬的重要器官。
一旦命中，造成的不仅是财富损失，更是巨大的心理震撼和政治冲击。
这远比在海岸线上零敲碎打更具战略价值。
“明朝本土的水师，俞大猷的舰队，从他们的主要基地赶到石见海域，需要多长时间？航路如何？”范德·维尔德继续追问，这是他评估风险的关键。
门德斯想了想：“从福州或泉州出发，如果顺风，全速航行，到石见大约需要七到十，甚至更久，要看风向和洋流。而且，他们不可能把所有主力舰都派出来，必须防备您袭击他们的本土。最重要的是，”门德斯露出狡猾的笑容，“这条航线远离他们通常的巡逻范围。您如果行动迅速、保密，很可能在明朝主力反应过来之前，就已经完成攻击并撤离了。就算他们的援军赶到，您已经在返回南方的路上了，或者……可以选择另一个方向暂时躲避。”
范德·维尔德背着手，在船长室里踱了几步。
风险显而易见：深入陌生海域，攻击一个设防据点，存在攻坚不利的可能；可能遭遇银矿运输船队的护航战舰；行动期间，公司舰队主力将暂时远离熟悉的华南沿海，明朝水师有可能趁机加强其南部海防或搜寻公司舰队的其他分船。
但收益也同样巨大：夺取或摧毁石见银矿，将是对明朝财政和威望的沉重打击，极大可能迫使明朝朝廷更加急切地寻求结束冲突，从而在未来的谈判中做出更大让步。
甚至，如果操作得当，有可能长期占领或控制该矿，为公司带来巨额的白银收益。
这不再仅仅是袭扰和施压，这是一次真正的战略打击，一次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豪赌。
他停下脚步，看向门德斯，脸上露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门德斯船长，你的情报……非常有价值。远远超过几桶杜松子酒的价值。”
他走回桌边，打开一个上锁的抽屉，取出了那象牙柄上雕刻着东印度公司Voc徽章的燧发手枪——这是他私人收藏中颇为喜爱的一件。
“作为对你这宝贵信息的酬谢，也作为我们……未来可能进一步合作的见证。”
门德斯眼中放出贪婪的光，双手接过手枪，连连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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