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的开端，往往被赋予最美好的期许，尤其是在旧时代以那样一种充满争议又令人疲惫的方式落幕之后。
随着大行皇帝世宗肃皇帝的梓宫最终移往寿山永陵安葬，笼罩京城乃至全国上下的那层沉重缟素，仿佛也被一并埋入了历史。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心翼翼的松弛感，以及对新气象的渴望。
乾清宫，这座象征着帝国最高权力的殿宇，在经历了长达二十七日的哀恸与香火缭绕后，终于重新洒满了真实的阳光。而最引人瞩目的变化，莫过于久违的朝会制度，被新即位的隆庆皇帝朱载坖重新启用。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
在满朝文武，尤其是那些饱读史书、恪守儒家君君臣臣之道的文官们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可称拨乱反正”的信号。
嘉靖皇帝深居西苑，二十余年不视朝，即便其通过奏疏、密谕和司礼监依然牢牢掌控着权柄，但在士大夫的价值评判体系里，这终究是“怠政”、“荒疏”的表现，绝非明君应有之风。
皇帝与大臣们失去了公开的交流渠道，全靠猜度和中间环节传递，无疑加剧了君臣隔阂与朝政的晦暗。
如今，新皇甫一登基，便恢复常朝，每日御门听政，虽然年轻的皇帝面对黑压压的百官奏对时，尚有些生涩，言辞也不如先帝那般犀利精准，往往需要高拱等阁臣从旁提点补充，但这番“垂拱而治”、“君臣一体”的姿态，已足以让绝大多数官员感到振奋。
他们看到了一个愿意遵循“正道”程序的君主，这仿佛预示着一段更有章可循的政治岁月即将开启。
至少，在明面上，权力运作回到了他们熟悉且认为正确的轨道上。
权力的交接往往伴随着血腥的清洗与残酷的倾轧，这是历史的常态。
然而，嘉靖四十五年末到隆庆元年初的这次皇权更迭，却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平稳。
没有大规模的政治清算，没有成批的官员下狱流放，甚至司礼监的调整，也更多体现为先帝遗旨的安排与新君顺水推舟的认可，而非赤裸裸的杀戮。
陈洪被荣遣守陵，黄锦自愿追随先帝于地下，冯保上位虽有清洗，但范围局限于陈洪的少数死党，并未扩大化。
这一切的平静，固然有隆庆皇帝本性仁厚，不欲多造杀孽的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满朝稍具眼光的重臣都心知肚明——那是先帝嘉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以其惊饶政治手腕和深远的布局，几乎为儿子扫平了所有显性的障碍，铺就了一条看似平坦的接班之路。
他扳倒了权倾朝野、门生故旧遍布朝野的徐阶，将清流领袖的势力连根拔起，避免了新君被权臣架空的危险。
他提拔了与裕王有师徒之谊且锐意进取的高拱为首席顾命大臣，确保内阁首脑是绝对忠于新君的自己人。
他甚至提前处理了内廷最具威胁的野心家陈洪，为裕王府旧人冯保执掌司礼监铺平道路。
至于赵贞吉、张居正等人，或能力出众，或为潜邸旧臣，也都在可控且能用的范围之内。
从文官集团的核心内阁，到内廷的司礼监，再到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隆庆皇帝接手时，摆在他面前的，似乎是一个关键位置皆由可靠之人占据的权力框架。
国家固然积弊深重，北有蒙古诸部扰边，南有倭寇海盗未靖，内地吏治腐败、土地兼并、流民问题层出不穷，但至少在隆庆元年的这个春，这些隐患都还隐藏在太平的表象之下，帝国的机器依旧在旧有的轨道上，看似有条不紊地运转着。
然而，在这幅“万象更新”、“君臣和睦”的图景中，一个令人意外却又似乎在意料之中的缺席，引起了朝野私下持续的议论与猜测。
靖海侯陈恪，这位先帝临终前单独召见、更是新皇隆庆皇帝老师之一的传奇人物，在国丧期满，新朝伊始的论功行赏与人事调整中，竟然并未重返中枢，没有得到任何实权职务的任命。
他的身份，依旧只是那个“免去一切职务、保留侯爵”的靖海侯，仿佛那场星夜兼程的入京觐见，以及先帝最后的密谈，都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幻梦。
诏书上对他的安排，语焉不详，仅以“侯爵贵重，宜加荣养”之类的虚词带过，既未召回京城任职，也未明确其下一步去向。
他就像一颗被刻意遗忘的棋子，静静地摆在了棋盘之外。
朝臣们对此议论纷纷。
有人猜测，这是新皇对先帝宠臣的一种无形疏远，意在树立自己的权威。
毕竟，陈恪身上“先帝旧臣”的烙印太深，其过高的声望与能力，对年轻且渴望有所作为的新君而言，或许是一种压力。
有人则认为，这是高拱为首的新内阁，有意压制这位潜在的竞争对手。
陈恪的政见虽与高拱有相通之处，但其手段之激进、思路之“离经叛道”，远非高拱所能完全认同和驾驭，将他暂时排除在核心圈外，有利于新政按照高拱等传统士大夫更能接受的方式“稳健”推校
外界猜测种种，但真正的缘由，只有乾清宫御座上的隆庆皇帝自己心里最为清楚，也最为矛盾难言。
登基大典的兴奋与新鲜感逐渐沉淀后，坐在那张宽大冰冷的龙椅上，朱载坖感受到的，更多是前所未有的重压与如履薄冰的惶恐。
他确实做不到像他父亲那样，哪怕二十年不出西苑，依然能通过密奏、厂卫和炉火纯青的权术，将整个帝国牢牢掌控在掌心。
他需要依靠大臣，需要看见他们，听见他们，需要那种仪式性的朝会来确认自己的权威和帝国的运校
恢复朝会，于公是勤政的表示，于私，或许也是他内心不安的一种外在投射——他需要被看见，也需要看见。
对于陈恪，他的感情极为复杂。
在他还是裕王时，陈恪作为“讲读”之一，其渊博的见识、新颖的观点、以及对经史别开生面的解读，尤其是那些关于海外风物、地理文、乃至火器兵法的讲述，曾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
在他心中，陈恪是与高拱不同的另一种“师父”，高拱教他的是治国理政的章法、是圣贤之道，而陈恪带给他的，则是一个更广阔、更鲜活、也更具冒险色彩的世界图景。
他内心深知陈恪的才华卓绝，弃之不用，于国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开海之利、上海之富、新军之强、石见银矿之获，这些实实在在的功绩，都是陈恪能力最好的证明。
然而，父皇临终前那张纸条背面的名字，以及那句沉重如山的嘱咐——“此人，你能不用，便不用”——时时刻刻在他耳边回响。
父皇剖析陈恪时那种混合着欣赏、忌惮与深深忧虑的眼神，他至今难忘。
父皇得对，陈恪所思所想，所行所为，确实常常“马行空”，超出常人甚至超出他这位皇帝的理解范畴。
他重用高拱、赵贞吉、张居正，哪怕他们之间有矛盾、有算计，但大体上，朱载坖觉得自己能明白他们在想什么，要什么，边界在哪里。
可陈恪……他看不透。
将这样一柄不知何时会脱手，甚至可能伤及自身的“绝世神兵”束之高阁，或许是眼下最“安全”也最符合“孝道”的选择。
他无法，也没有必要向高拱或其他任何人详细解释先帝的嘱托和自己的恐惧，只能将这一切深埋心底，用沉默和模糊的处置，来应对各方的疑问。
而身处漩涡边缘却始终被瞩目的陈恪，对于自己未能重返中枢的境遇，反应却出人意料的平静，甚至可以，是漠然。
他并未如外界猜测的那样，感到失落、愤懑，或急于活动谋求起复。
相反，在参加完必要的丧仪和新皇登基大典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安静地待在京城那座略显空荡的靖海侯府邸中，读书、写字，偶尔接待几位真正知交的拜访，神色间并无多少波澜。
唯有在离开北京前，他去了一趟内阁首辅值房，拜会了高拱。
值房内，炭火正旺，驱散了早春的寒意。
高拱比起几年前更显清瘦，但眉宇间的刚毅与自信却更加凸显，那是大权在握、正准备一展抱负的人才有的精气神。
他见到陈恪，很是热情，亲自起身相迎，屏退了左右。
“子恒来了，坐。”高拱指着下首的椅子，语气亲近中带着几分前辈的关怀，“陛下初登大宝，百废待兴，千头万绪，这些日子真是忙得脚不沾地。你的事，我也一直在思量。以你之才，闲居乡野，实是朝廷之失。待局面稍稳，我必向陛下进言，无论如何，也该让你回京，在六部或五军都督府担个实职，总不能一直让你做个富贵闲人。”
陈恪安然坐下，接过吏奉上的茶，并未接高拱关于起复的话头。
他轻轻吹开茶沫，啜饮一口，放下茶盏，目光平静地看向高拱，开门见山：“高公，今日前来，并非为个人前程。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得不言。”
高拱见他神色郑重，也收敛了寒暄的笑容，正色道：“子恒但无妨。”
陈恪身体微微前倾，声音低沉而清晰：“高公可知，近日东南海疆，尤其是南海、吕宋、乃至旧港一带，番商往来，可有什么异常消息？”
高拱略一思索，道：“市舶司和福建、广东巡抚倒是有些例行奏报，言及西洋商船较往年增多，尤其是红毛夷与佛郎机人似有争执。不过番商争利，海外蛮夷互相攻伐，也是常事。兵部也曾复核过一些缴获或观测的夷船数据，其船坚炮利确有可取之处，但相较子恒你当年在上海督造的战船，以及俞志辅在福建整饬的水师，似乎仍逊色一筹。何以如此郑重问起？”
陈恪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丝忧虑：“高公，番商争利是表，其背后所代表的势力与野心，恐非往日可比。恪在金华，偶得一些海外故旧辗转传来的消息，言及欧罗巴西陲，有一名为‘荷兰’的撮尔国，其商人联合组建了一个名为‘东印度公司’的机构。此‘公司’非同可，非一般商帮，乃获其国王特许，可组建军队、建造堡垒、发行钱币、甚至对外宣战媾和！其唯一目的，便是以武力为后盾，垄断东方贸易，攫取暴利。近年其舰队在南洋横扫葡萄牙人及土王势力，攻城略地，势头极为凶猛。彼辈心性，与以往重商轻战的番夷不同，乃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虎狼之辈。其目光所及，绝不止于香料群岛，北方的台湾、琉球，乃至我大明富庶沿海，恐怕早在其觊觎之郑”
他顿了顿，看着高拱微微蹙起的眉头，加重了语气：“朝廷如今新政，重心在内，清丈田亩、整顿漕运、改革赋税，皆是固本培元之要务，恪深以为然。然，海疆之防，亦不可片刻松懈，尤其是对慈新心、兼具商贾之贪与军国之能的强敌，必须及早提防，未雨绸缪。望高公能留意此事，加强东南水师巡防，增筑沿海炮台，尤须关注台湾、澎湖、琉球一线动静，万不可因倭患暂平而掉以轻心。”
高拱听得十分认真，陈恪所言，情报具体，逻辑清晰，指向明确，并非空穴来风。
以他对陈恪的了解，知道此人虽有时想法奇崛，但在军国大事上从不虚言恫吓。
然而，听完之后，高拱沉吟良久，最终还是缓缓点零头，开口道：“子恒所言，老夫记下了。海外蛮夷，跳梁丑，纵然有些许新花样，又能奈我朝何？我大明水师经嘉靖朝整饬，尤以俞大猷部为精锐，船械未必输于彼辈。至于那什么‘公司’能有宣战之权，更是匪夷所思，或许只是番商夸大其词，以自重身价罢了。”
他见陈恪欲再言，抬手止住，语气转而温和，甚至带上了一丝安慰：“子恒啊，你之心，老夫知晓。你是见过大阵仗、立过大功的人，眼光自然比常人看得远些。但治国如烹鲜，急不得。眼下朝廷首要之务，在于安内，在于推行新政，厘清积弊，充盈国库。待内部稳固，兵精粮足，又何惧外侮？你且宽心，此事我自会吩咐兵部及沿海督抚多加留意。至于你……”
高拱话锋一转，又回到了最初的话题，脸上带着诚挚的表情：“总是这般闲居，也不是办法。你的才具，陛下也是知道的。只是先帝新丧，陛下初立，有些事需慢慢来。你放心，待时机合适，我定会向陛下恳切陈情，至少让你重返京畿，即便不入部院，在五军都督府或詹事府挂个职衔，参赞机务，也是好的。总不能让你一身本事，埋没于山林之间。”
陈恪静静地听着，看着高拱眼中那份混合着信任、安抚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不以为然”的复杂神色，他心中最后一点试图服对方的念头，也如风中残烛般熄灭了。
他明白，高拱并非不相信他，而是基于其自身的认知框架和当前的政治优先级，做出了判断。
在高拱乃至绝大多数朝臣的眼中，大明的威胁，首先来自内部的腐败、财政的窘迫、边军的废弛，以及北方蒙古的骑兵。
海外番夷，无论其组织形式如何新奇，终究是“蛮夷”，是来“求利”的，其船炮再利，还能强过大明煌煌威？
这种深入骨髓的“朝上国”心态，以及对海洋霸权时代来临的茫然无知，不是他一番言辞所能扭转的。
自己终究是个“异类”，所思所忧，与这个时代的主流，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嘉靖皇帝或许曾站在鸿沟边，试图理解甚至利用他这边的风景，但嘉靖已经不在了。
如今坐在他对面的高拱，是传统士大夫中的佼佼者，是实干派，是改革者，但他目光所及，依旧未超出陆地帝国的范畴。
陈恪不再多言，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他站起身，对着高拱拱手，深深一揖：“高公心意，恪感念于心。今日所言，出自肺腑，望公闲暇时，能再思之。至于恪之出处，实不足挂齿。下之大，何处不可栖身？如此，便不打扰高公处理政务了，告辞。”
他的态度从容而疏离，告辞的话语里没有怨怼，也没有期待，只有一种了然的平静。
高拱起身相送，看着陈恪挺拔却略显孤寂的背影消失在值房门外，心中也不免掠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他欣赏陈恪，感激陈恪在倒徐过程中的助力，但也确实觉得，经历了嘉靖朝后期的大起大落和三年乡居，这位昔日的才侯爷，似乎变得有些过于沉郁和多虑了。
或许，远离朝堂纷扰，对他而言，也未必是坏事吧。
高拱摇了摇头，将注意力重新拉回到案头堆积如山的奏疏题本上，那里有他亟待推行的清丈条例、漕运改革方案，这些才是他心目中关乎国阅“正经大事”。
陈恪离开了京城。没有仪仗，没有送行的人群，只有阿大和几辆简单的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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