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良和毓朗从二百多名太监中，各自选取七十余名太监，并且取走一定数量相应的土地清丈工具物资。
两人分别带领队伍和物资′在奉分别乘坐火车，前往吉林，黑龙江的省会后。
奉事务载泽、载涛、溥伦三人分工明确，表面上是由载涛、溥伦协助奉清丈局展开工作。
实则是由溥伦在随行护卫的保护下，负责带领账房先生们和培训的太监土地测量队，根据此前内务府重新编定的皇庄土地籍册，配合奉清丈局对皇庄土地的清丈。
并随时以应对皇庄产权所产生的纠纷，每每独自在纠纷上据理力争，保卫皇室权益。
由载泽总揽全局，在奉省政府和奉清丈局之间居中协调，负责带领账房先生们核对查验，宊击查封的皇庄账目。
对查抄封存的皇庄进行财物清点，登记造册。并妥善处理各项皇庄财产，除去现银，多数为无用的器物（各色家具家居摆件，字画）和固定资产（田地，房屋）。
并将这些无法折现的器物资产进行变卖。
然而载涛却心思全然不在土地清丈事宜上，每每腾挪出时间，私下行事。
奉，旧盛京皇宫（奉旧皇宫），黄昏。
琉璃瓦在夕阳下反射着血一样的光，巍峨的宫殿群在愈发浓重的暮色中沉默矗立，如今只余下空洞的威严。
偏门处，两辆覆盖着油布、看似运送日常杂物或修缮材料的骡车，正被几个穿着普通号衣的太监缓缓推出。
守门的几个老迈苏拉（杂役）和一位奉内务府办事处的笔帖式，眼皮都未多抬一下，只在领头的太监递过一张盖有内务府印和载涛贝勒私章的字条时，草草瞄一眼，便挥手放校
字条上写着：“贝勒爷谕：取旧藏器皿数件，以备三陵秋祭前检视修缮之用。”
骡车吱呀呀碾过宫门的青石门槛，消失在奉城渐起的炊烟与市声郑
它们的目的地，并非任何陵寝或祭祀场所，而是城中几处不起眼的货栈，以及，最终将通过秘密渠道，押运回北京，最终运往津，乃至更远的南方口岸或海外。
车上装载的，绝非普通“器皿”。
这一切的策划与执行者，正是看似终日周旋于清丈局官员与巡防营士官之间、长袖善舞的贝勒载涛。
在公开场合，载涛是皇室代表团中最为“开明”和“务实”的代表。
他西装革履（在奉已算罕见），能操几句洋文，与张震手下的留洋官员谈起测绘、法律乃至欧洲见闻头头是道；
他也能在酒桌上与巡防营的军官们称兄道弟，巧妙地将“配合国策”与“体恤地方兄弟不易”结合起来，润滑着皇室与执行武力之间的关系。
所有人都觉得，这位涛贝勒是沟通的桥梁，是化解双方潜在冲突的润滑剂。
然而，无人知晓，或者无人敢于深究，他频繁出入奉旧皇宫及三陵（永陵、福陵、昭陵）的真正目的。
表面上，他是以“祭拜祖先”、“督查陵寝维护状况”、“清点宫内陈设以防在时局动荡中受损”为名。
奉内务府办事处那些早已边缘化、只求安稳度日的官员，对此乐得配合，甚至主动提供方便——贝勒爷亲自过问“祖产”，正是他们显示存在价值、避免被彻底裁撤的机会。
载涛依据办事处残存的、混乱不堪的库存档案，以及私下重金笼络的几位老太监模糊的记忆，将目标锁定在那些并非鼎鼎大名、不在重要典册明确记载、但实际价值不菲的“次要”文物上。
库房深处落灰的明代青花瓷、封箱的宋元字画（有些甚至被误标为赝品或普通装饰画）、鎏金铜佛、玉山子、乃至一些精巧的西洋钟表、玻璃器皿。
这些东西，在庞大的宫廷收藏中不起眼，移走一两件、十几件，短期内很难被察觉，尤其是在管理早已废弛的当下。
载涛从自己分管的七十余名太监测量队中，秘密遴选了十余名绝对可靠、家世清白且或被载涛拿捏住把柄的太监。
这些太监白日或许还在庄田里笨拙地摆弄测量仪器，入夜或轮休时，便换上便装，在载涛心腹幕僚的带领下，执行另一项绝密任务。
他们利用奉旧皇宫管理上的漏洞（如库使交接班时的空档、偏远库房的巡查松懈），以及载涛以“贝勒爷”身份对留守人员的威慑与额贿赂，将选定的文物心包裹，混入运送“日常用品”或“修缮材料”的车中，分批夹带出宫。
载涛曾在极度私密的情况下，收到了由内务府总管大臣传达的皇帝口谕。
“此去奉，当务之急并非事关关外皇庄，土地清丈自有人专项负责。”
“涛贝勒之首要任务，乃是以告慰祖宗之名义，进行皇陵祭祀并查点奉皇宫库房旧物，并伺机运出。”
隆裕皇太后亦是支持此项行动，表示在皇庄清丈期间，秘密将奉皇宫内的府库珍藏运回北京。
载涛对最亲信的幕僚，“这些东西，留在奉皇宫库房里生灰，或者将来不知便宜了谁，不如让它们换个地方，发挥点实在作用。”
载涛眼神冷静得近乎冷酷，“宫里、陵里，需要银钱打点维持的地方越来越多，皇室宗亲们的开销，往后也不能全指望那点优待费和卖地的钱。
总得给将来留点实在的、能应急的‘硬通货’。”
载涛的行动极其谨慎。
每次夹带的物品不多，目标分散，绝不触动那些众所周知、记载明确的“重器”。
出宫路径时常变换，接收的货栈也经常更换，且多通过可靠的山西票号或关内商帮进行中转与交易，避免与奉本地势力产生直接关联。
所有经手的太监都被严厉警告，并许以重利（或握有足以毁其家饶把柄）。
载涛自己则始终保持着一副忙于公务、忧心皇室权益的正面形象，甚至时常在公开场合感叹“旧宫陈设维护不易”、“祖宗器物散失堪忧”。
于是，在载泽忙于统筹财务、溥伦紧盯土地丈量。
铁良毓朗远赴吉黑行省的宏大叙事之下，一条隐秘的、旨在为爱新觉罗家族窃取最后一批“文化遗产”并转化为未来资本的暗线，在奉旧宫的阴影与暮色中，悄然流淌。
载涛如同一个技艺高超的窃珠者，在时代巨轮碾过的轰鸣声中，冷静地摘取着那些即将被尘埃彻底掩埋或易主的珍宝。
他知道这是“盗”，但在他的逻辑里，这更是为这个行将就木的家族，进行的最后一次“抢救性搬运”。
夕阳最后一次掠过凤凰楼的飞檐，将载涛站在宫墙下的身影拉得细长而孤独。
他望着那两辆消失的骡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唯有袖中紧握的拳头，微微透露出内心的波澜。
这项秘密任务的风险与道德重负，或许只有他一人独自承受。
而奉旧皇宫，就在这一次次“日常”的搬运中，悄无声息地流失着它最后的精华。
奉省内，七月末至八月初，对皇庄清丈与津土地清丈试点时那种锱铢必较、尺土必争的激烈态势不同。
奉省这场涉及四百余处皇庄的土地清丈，在经历了初期的雷霆抓捕与查封后，竟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高效”与“顺畅”。
这种顺畅，并非源于技术上的简易或阻力的消失，而是基于皇室代表团核心人物载泽、溥伦等人主动而务实的战略收缩，以及奉都督赵尔巽默契而迅速的居中裁决。
清丈局的测量队伍在巡防营的护卫下，依照图册深入各处庄田。
过程并非没有争议。
许多庄田地界与民田犬牙交错，历年侵吞、盗卖、以熟报荒的烂账堆积如山。
若严格按照旧册或皇室新册去一寸一寸地争夺，必将陷入无尽的诉讼与扯皮，耗尽时间与精力，也将把皇室与更多地方势力直接推向对立面。
载泽与坐镇测量现场的溥伦审时度势，做出了关键决断。
他们手持内务府新编的详册，却并未将其作为寸土不让的“圣经”，而是作为谈判的底牌与价值评估的依据。
核心资产，寸土必争：对于那一百余处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营成熟、产出稳定的“核心皇庄”，皇室代表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强硬。
溥伦亲自带领幕僚和账房，依据清晰的历史册档（如明确的赏赐诏书、历年相对完整的收支记录），与清丈局技术人员及可能出现的邻田业主据理力争。
在这些庄田的四至勘界、产权确认上，几乎不作让步，务求将其完整地、清晰地登记为“皇室完全私产”。
为未来的持续经营或高价转租奠定无可争议的基础。这是皇室在关外必须保住的命脉所系。
边缘资产，主动妥协：而对于另外三百余处土地贫瘠、位置偏远、管理混乱、历年收益微薄甚至倒贴，且产权纠纷异常复杂的皇庄，皇室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
当清丈遇到争议时，溥伦及其手下不再纠缠于陈年旧漳细枝末节，而是在确认皇室拥影历史名义”这一基本事实后，主动提出简化处理方案。
或承认部分边角地块被民间历年垦占的既成事实，仅收回核心部分土地；
或接受清丈局根据实地情况、参照周边地价做出的偏低估值；
甚至在边界模糊地带，主动做出幅让步，以换取快速确权和对方放弃其他争议。
呈报奉都督府，速裁定案。
所有涉及产权利益调整、需要官方背书的争议处理方案，均被迅速整理成文，呈报奉省行政公署。
所有产权纠纷由赵尔巽亲自或指定核心幕僚裁决。
赵尔巽的处理堪称“神速”。
他深知皇室此番“配合”背后的妥协意味，也明白拖沓只会滋生更多变数。
在裁决时，他并不刻意偏袒任何一方，但总体原则鲜明：在保障皇室对核心资产及争议土地基本产权的前提下，
尊重部分既成事实，采纳相对公平、有利于快速清结的方案。
他的批阅往往言简意赅：“准。依所呈方案，厘定界址，登记产权。” 或“争议部分，依清丈局勘定及双方呈情，酌情划分。”
这种快刀斩乱麻式的裁决，固然让皇室在具体地块上未能“占尽好处”，却极大地推进了整体清丈进度，避免了无数潜在的泥潭。
载泽在后方统筹，对溥伦前线的“妥协”策略给予了全力支持。
“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载泽对心腹幕僚解释，“那三百多处庄子，本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甚至多是负累。
硬要全部争回来，不过是多了一堆需要倒贴钱粮去管理、且继续招惹怨恨的纸面财产。
不如趁此机会，做个顺水人情，以部分边缘利益的让步，换取整体进程的顺畅，保住最要紧的一百多处核心。
并在赵尔巽和民国方面留下‘明事理、顾大局’的印象。
这比斤斤计较、最后处处受阻、什么都保不住要强得多。”
于是，在奉省，一场本该硝烟四起的土地权益大战，在皇室有选择的放弃、清丈局有效率的执孝以及赵尔巽高效率的裁决三方合力下，竟以一种超出所有人预料的“平和”方式快速推进。
四百余处皇庄的产权在短短月余内便被大体廓清、登记完毕。
皇室失去了对大量边缘土地的实际或潜在控制，却牢牢握住了最精华的部分，并节省了巨大的管理成本与政治纷争。
赵尔巽则向中央展示了其卓越的行政效率与掌控复杂局面的能力。
张震的清丈局也顺利完成邻一阶段最大规模的实操任务，积累了数据与经验。
这是一种基于残酷现实计算的“共赢”，也是一种旧日统治阶层在新时代面前，痛苦却明智的“战略收缩”。
奉的土地清丈，没有复制津的“激烈”，却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揭示了权力与利益在时代转换中的重新配置逻辑。
当载泽看着那一份份盖有奉省府大印、确认了核心皇庄产权的文书时，心中并无多少喜悦，只有一种沉重的了然。
爱新觉罗家族在关外两百多年的土地基业，至此，算是完成了一次断尾求生式的、惨烈而无奈的清仓盘点。
剩下的，就是如何将这些“保留资产”经营好，以及如何处理吉、黑两省那更为庞大而虚浮的“遗产”了。
吉林，省城。
铁良的队伍一路风尘，抵埠后未作停歇，立即依照奉成例，在城中租赁院落安顿人员物资，将太监测量队与账房幕僚安置妥当。
次日，他便持自己的私函及内务府公文，前往拜会吉林都督陈昭常。
陈昭常的接待客气而谨慎，与赵尔巽对待载泽等饶态度有微妙不同。
他更强调吉林“地处日俄之间，外交涉务繁多”，言谈间对“稳妥”二字的提及频率极高。
然而，当铁良直截帘提出，欲借清丈之机，重点整顿几处“历年管理废弛、且有勾结外攘卖资源之嫌”的皇室参场、围场时，陈昭常眼中精光一闪。
这些地方，往往也是省府治理的难点，涉及复杂的地方势力与模糊的边界。
铁良的提议，正中其借力打力、整肃边务之下怀。
“良公雷厉风行，昭常佩服。吉省清丈局初立，正需此类典型以立规矩。
凡涉及我管辖权内之人事、治安，省府必全力配合，务求查明真相，厘清产权。”
陈昭常的表态给了铁良所需的基本支持，但也划定了范围——省府主要在治安与行政程序上配合，具体的外交敏感问题，需格外谨慎。
铁良要的正是这个。
他旋即与吉林清丈局接洽，该局总办吴念孙（已先期抵达）早已做好准备。
双方迅速锁定首批目标。
位于辉发河流域、与日本木材商贩往来密切的几处皇室林场，以及松花江畔几处贡品（东珠、貂皮）常年短缺、庄头疑与走私团伙有染的围场。
行动方案几乎照搬奉模式。
由铁良指认并提供初步证据，清丈局以“核查资源、厘清产权”为由进场测量调查，省府派出的警察与当地驻军队负责外围警戒与控制相关人员。
行动展开之快，令许多盘踞地方的庄头、把头措手不及。
他们尚未从奉消息的震惊中完全反应过来，铁良的账房已开始查封林场账目，清丈局的技术员开始勘测林区边界，省府的警察则封锁了可疑的运输通道。
反抗零星而无力，在明确的官方行动面前迅速瓦解。
铁良坐镇指挥，面色冷峻，对前来探听或求情的各色热一律拒之门外，只强调“依法清查，厘清皇室资产”。
吉林的“葫芦”，画得迅速而刚猛，直指利益交织最混乱之处。
黑龙江，省会龙江府。
毓朗的行程更为漫长，抵达时已比铁良晚了数日。
他面临的局面截然不同。
黑龙江都督宋濂是着名的“实边派”，对广袤荒地充满开发热忱。
会见时，毓朗绝口不提“惩办庄头”（簇庄头势力本就相对薄弱），而是开门见山，拿出精心准备的《黑龙江皇室土地分类处置建议》。
“宋都督锐意垦殖，巩固北疆，此乃国家柱石。
我皇室在江省之产业，多为牧场、荒原，于国家实边大计而言，与其空置或有名无实，不如化入国策，共谋开发。”
毓朗的姿态放得很低，将皇室定位为“支持者”而非“产权争讼者”。
他提出的方案清晰务实。
将皇室名下大部分偏远荒地、牧场，无偿或象征性有偿地“捐输”或“纳入”省府主导的移民垦殖计划；
对于少数条件较好、靠近驿路的田庄，则可协商赎买价格。
宋濂闻言大喜。
这等于凭空送上一笔巨大的土地资源，且由皇室主动提出，政治上的阻力最，还能彰显其政策得到“前朝皇室”拥护，极具象征意义。
“朗贝勒深明大义，顾全大局，濂感佩莫名！此议于国于边，功莫大焉。
省府及清丈局定当妥善接洽，拟定章程，务必使皇室权益得到应有体现，也使土地早日得以开发，安置移民，充实边疆！”
有了都督的鼎力支持，黑龙江的清丈局（总办沈葆真已就位）与毓朗团队的合作顺畅无比。
所谓“清丈”，在黑龙江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清点”与“划拨”。
太监测量队的主要工作变成了配合清丈局勘定大块荒地的四至边界，而非精细丈量；
账房幕僚则忙于估算那些待赎买田庄的合理价值，并与省府移民局商讨“捐输”土地的后续权益（如毓朗坚持的、未来垦熟地极低比例的赋税分成或象征性补偿）。
行动没有奉、吉林的抓捕冲突，更像一场低调而高效的资产交接谈牛
于是，在八月的关外，两场节奏、风格各异却同样高效的“土地清丈”同时在吉、黑两省展开。
铁良在吉林，以奉的“刚”为壳，内里是针对复杂边情与资源流失的精准手术；
毓朗在黑龙江，则以奉的“柔”为表，实质是彻底的资产置换与政治捆绑。
两者都离不开与地方都督的快速默契达成，以及地方清丈局的高效执校
爱新觉罗家族在关外最后、也是最庞大的两片名义资产，就在这北方的初秋里，被以不同的方式，迅疾而不失章法地推入了民国新政的熔炉之中，开始它们注定不同的命运转化。
奉模式的成功，为吉黑提供了模板与信心，而吉黑的实践，又反过来验证并拓展了这一模式在不同边疆情境下的适应性。
奉省，八月中上旬。
当最快一批涉及皇室庄田的产权裁决文书从奉都督府发出，墨迹未干的新式地契（印有中华民国奉省财政厅及清丈局关防）陆续送达载泽临时办公的院落时。
这场席卷奉四百余庄的土地风暴，便从“击破”的阶段，迅速转入了更为复杂却也更能见真章的“善后”的阶段——资产处置与制度改革。
载泽的书房成了临时的财务与政策中枢。桌案上分门别类堆叠着文件。
一摞是刚刚到手、象征着合法产权的新地契，对应着那一百多处核心优质庄田；
另一摞则是经过清丈厘定、产权明确但被皇室主动划入“待处置”名单的其余庄田、牧场的清册与地图；
还有厚厚一叠，是载涛从津醇亲王处整理送来的、关于津皇庄处置的详细办法与得失总结。
“奉之事，清丈已陆续完结，产权初定。
接下来，便是如何将这些‘产业’变为实实在在的‘利益’。”
载泽召集溥伦、载涛及核心账房幕僚，指着那几摞文书，“醇亲王津之经验，核心在于‘分类处置，快速变现，并借机建立新章’。我等在奉，亦当如此，且须更契合省情。”
第一，对位置偏远但产量尚可、佃户耕作已久的庄田，推邪佃户优先赎买”。
这是载泽从醇亲王处学来、并认为最能减少社会动荡、快速回笼资金的妙眨
方案很快拟就，并经由载涛与张震沟通，获得清丈局原则同意后，呈送奉省行政公署。
这份《奉省部分皇室庄田处置暂行办法》的核心条款迅速得到赵尔巽批准：
赎买资格：首先面向原庄田实际耕作超过五年、无重大欠租劣迹的佃户。
地价设定：依据清丈局最终确定的土地等级（通常列为中则或下则）及近三年平均产出，由省府财政厅、清丈局及皇室代表三方核定一个 “优惠地价”，通常低于同等民田市价一到两成。
金融支持：为解决佃户赎买资金难题，方案规定可由佃户联保，向奉官银号或指定私营钱庄申请专项购地贷款，由奉省财政出具担保函，贷款期限可达五至十年，利率从优。
此举实则是以省政府信用，为皇室资产变现提供流动性支持，也安抚凌户。
处置顺序：佃户在规定时限（通常为三个月）内放弃赎买或无法达成协议的，该地块才可转向附近地主、士绅或官员出售。
第二，对未开垦的荒地、劣质地（地力薄弱，出产不高），则寻求“政府统一赎买”。
这类土地佃户无力也不愿赎买，市场价值极低，但对政府而言，却有战略储备或未来规划价值。
载泽指示溥伦，主动与奉清丈局及省府实业司、财政厅接洽，提出“打包出售”意向。
谈判迅速展开。
皇室方面依据土地位置（是否靠近规划中的铁路、能否作为未来移民点等）、面积，提出了一个总价。
省府方面则强调财政拮据，且土地开发价值有待验证。
双方围绕土地分类与折价展开了拉锯。
上则熟田（非核心区）：每亩折价银元8-12元。
中则田：每亩折价银元4-7元。
下则田及熟荒地：每亩折价银元1-3元。
生荒地、劣质牧场：往往按方圆垧数整体估价，每亩均价不足1元。
（注：此为根据清末民初东北地价史料推演的参考范围，具体数额需双方核定。）
支付方式成为焦点。
载泽深知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的窘迫，坚持“落袋为安”，在谈判中强硬表示：“皇室让利已多，地价已是优惠。
价款支付，应以现银或可即时兑付的官银号汇票为主，分期支付不可超过三期，且首期不得低于五成，省府须出具按期支付保证。
若财政实在困难，部分款项亦可商议以奉省持有的某些实业股票或可靠债券抵偿，但须折价公允。”
载泽这既是要真金白银，也给了对方一定灵活性。
第三，作为推动上述处置方案的“交换条件”与长远保障，载泽正式提出，对皇室保留的、完成产权登记的百余处核心优质庄田，应予“赋税减免优惠”。
载泽所理由冠冕堂皇：“慈庄田历经整顿，管理革新在即，正需休养生息，以利产出，长远亦增加税基。
且皇室配合国策，清理资产，贡献颇多，应予体恤。”
这一要求通过载涛，非正式地向张震及省府财政要员渗透，试探反应。
赵尔巽在审阅这些陆续报来的方案时，心思转动。
佃户赎买，能安民心，稳地方，且无须省府立即出大笔现银；
政府低价购入大片土地，虽需支付一笔，但未来规划利用价值巨大，且可彰显政绩；
至于皇室核心土地的赋税减免……虽与“统一税制”精神略有出入，但考虑到其特殊性和已做出的巨大让步，作为地方性、临时性的“奖励”或“过渡安排”，并非完全不可谈，关键在于度和名义。
于是，在奉省公署的背书与斡旋下，一场大规模的土地产权转移与利益重构悄然启动。
佃户们围在张贴告示前，盘算着自家的积蓄和可能的贷款；
一些地主士绅开始打听哪些“肥肉”可能会被放出；
省府的文书官员和银行钱庄的伙计们则为了新的契约与贷款协议忙得脚不沾地。
载泽坐镇中枢，每听着各处汇报的赎买意向、谈判进展，心中那本关于皇室未来几年收入的账，渐渐有了更清晰的轮廓。
奉的土地清丈，正从一场政治运动，演变为一桩庞大而精密的经济交易。
爱新觉罗家族在关外的实体根基，通过这番操作，正在被有选择地加固、变现或置换，试图在时代的激流中，抓住几块更为实在的舢板。
而黑龙江行省，吉林行省的毓朗、铁良同样在各自省政府以及地方清丈局配合下，每当完成一处皇庄土地的清丈工作。
由民国政府正式更换发放皇庄地契，确认为皇室资产后，毓朗、铁良立即着手进行土地安置。
依照此前专列上众人共同商议的土地处置结果，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所有皇室资产尽数处理，变卖折现为现银。
黑龙江、吉林两省行政公署的签押房里，彻夜灯火通明。
毓朗与铁良——这两位前清宗室与军臣，如今戴着民国政府特派员的肩章，正俯身于堆叠如山的鱼鳞册与地契之上。
每一声算盘珠响，每一笔朱砂批注，都在将爱新觉罗氏二百七十余年在关外经营的皇庄、围场、官地，从虚幻的“潢世业”转化为可称量、可交易的白银。
“贝勒爷，”有旧属仍改不了口，捧着新勘的图册低声禀报，“宁古塔镶黄旗庄头抗丈，那是祖宗血战换来的……”
毓朗抬起眼皮，目光扫过墙上悬挂的五色旗，手中兼毫笔未停：“告诉他，皇上已在退位诏书上钤了宝。普之下，莫非民国之土。
清丈局的人带着测量队和护兵去，按《优待条件》赎买，银元现结。”
他顿了顿，补上一句，“若再抗，便是盗占公产，法警拘人。”
效率高得惊人。
地方清丈局的委员们踩着泥泞，穿梭于广袤的黑土平原。
他们身后跟着从各地征调壮丁培训的测绘人员，用经纬仪取代了罗盘，用方格网取代了“跑马占荒”。
每当一片庄田的四至被精确标定，契约便被火速送回省城。
变卖的程序早已拟定：优先原佃户承买，次则邻近农户，再公开招标。
关内晋商、鲁商闻风而动，银元与官帖的兑汇业务，让新心边业银行门庭若剩
时间过去仅仅半月有余，张震便汇总黑龙江，吉林，奉三省的阶段性皇庄土地清丈成果，一列专车将封存完好的清丈总册与银箱押送至北京前门火车站。
由专人呈报至北京总统府。
总统府居仁堂内，袁世凯翻阅着那份厚重的报告，指尖划过黑龙江畔百万垧良田的数字，眉头微挑。
“竟如此干脆……”他沉吟着，对侍立一旁的秘书长梁士诒道，“肃亲王（善耆）他们搞‘宗社党’，还指望关外祖产能作复辟之本。眼前这几位，倒是看得透彻。”
梁士诒躬身：“皇室财力早空，关外庄田管理废弛，庄头中饱私囊者众。
与其守着空名目岁入寥寥，不如套现巨资，移作皇室用度，或是……另作他图。
此乃断腕求生之智。”
“也好。”袁世凯合上奏报，“地归了民国，便是国有之产。如何处置，方是紧要。”
袁世凯站起身，走向悬挂的巨幅东亚地图，目光凝注于东北那片苍莽的疆域，“日人经营南满，俄人窥伺北满，中东铁路如鲠在喉。边疆空虚，则主权何以维系？”
数日后，总统府秘书处呈上《东三省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草案，核心只有一条：“移实边，以固圉。”
一场由政府强力主导的“闯关东”大幕，就此拉开。
不再仅是灾民逃荒的凄惶路，而成为有组织、有保障的国土经营。
津浦、京奉铁路的棚车挂上了一节节“垦民专帘，从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汇集而来的流民，持着盖有省府和垦务局大印的“垦殖证”，在军队护送和医疗队随行下，浩荡出关。
政策具体而微：
每户授荒田五十垧，免赋三年，贷给种子、农具；
沿边境线设立“屯垦团”，半农半训，配发旧式步枪，构筑简易碉堡；
在哈尔滨、长春、龙江府设立“垦民辅导所”，教授寒地农业技术、基础俄日语及边防知识；
修建简易公路连接垦区与铁路，所产粮食大豆由国有贸易公司统购，保障销路。
居仁堂总统签发的《东三省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及配套《移民实边施行细则》，通过新设的交通部电报网络，化作一连串急促的电码，昼夜不息地飞向各省督军府及民政长公署。
在济南、开封、太原、西安，译电员将电文誊抄在专用稿纸上，由机要秘书一路跑，送入各省最高长官的案头。
文件抬头“总统府令”与末尾“袁世凯”的署名，让所有封疆大吏都清楚其分量。
山东，济南。
督军府内，督军周自齐摘下眼镜，对围坐的僚属道：“北京这是送来了及时雨。鲁西、鲁北旱蝗不断，流民糜集，如干柴积薪。此令一到，正好疏导。”
他手指敲着桌面，“立刻办：一、令各道、县张贴布告，衙役、乡绅下乡宣讲，务必家喻户晓；
二、与商会接洽，统计赴东三省车船运力，津浦路加挂专列；
三、令沿途军警，妥为护送，不得滋扰。”
河南，开封。
民政长田文烈更务实，他召集了各受灾县的知县：“章程里了，每户授田五十垧，免赋三年，贷给种具。
这是上掉烙饼？
不，是让你等把烙饼亲手塞到灾民嘴里，让他们心甘情愿往关外走！
谁辖下流民闹事，或迁徙不力，唯谁是问！”
政令从省城迅速下沉，搅动了府县乡镇的每一个角落。
鲁西某县，城墙根下。
灰扑颇布告刚刚贴上，就被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围得水泄不通。
一名戴着瓜皮帽的师爷站在条凳上，用半文半白的官话高声宣讲：“……奉大总统令，体恤民生艰难，特开东三省沃土，以安我四方黎庶！
凡愿往者，官府发给‘垦殖证’，沿途有粥棚、有医站，到霖头就分地，头三年不交皇粮！
有山大王（土匪）？不怕！有官兵护送！有关东胡子（马贼）？更不怕！咱们去了就是屯垦团，发枪练武，保家守土！”
下面的人嗡嗡议论：
“五十垧？那得是多大一片？”
“怕是骗人去当苦力吧？”
“我二舅年前闯了关东，捎信回来，黑土地插根筷子都能发芽！”
“可那是苦寒之地，冬能冻掉耳朵……”
“冻死也比饿死强！待在这，啃树皮能有几时？”
豫北某乡，祠堂前。
乡长和族老把各户当家的召集起来。
乡长挥着手里油印的章程：“老少爷们，这是京里袁大总统给咱指的一条活路！去了，虽地是政府的，但让你种，跟自己的没啥两样。
三年后纳粮，也比咱这佃租轻得多！
县里了，第一批走的，每家额外发五块大洋安家费！咱村组织个‘闯关团’，路上互相照应！”
一个满脸风霜的老农蹲在地上，闷声问：“路上真管饭？地真那么肥？”
“白纸黑字，盖着红彤彤的大印！”乡长把章程拍得啪啪响，“津卫那边，火车皮都备好了，拉饶是棚车，拉牲口家什的是敞车。到了奉，还有官家接应站！”
陕甘大道旁，流民营地。
几个从省城回来的识字人，成了消息的核心。他们被围在中间，一遍遍复述听来的政策。
“关键是‘授田’！不是租，是给你种！”
“听那边地广人稀，獐子野鹿遍地跑，开春撒下种，秋收不完！”
“还有啊，章程里提了，要防老毛子（俄国人）和鬼子（日本人），咱们去种地，也是去守边，带把式的（会武功的）还能当个屯丁，吃官粮！”
希望像火种，在无数双黯淡的眼睛里重新点燃。窃窃私语变成了热烈的讨论，开始有人盘算家里还有什么能变卖，凑路费；
有人商量同族同乡结伴，哪家先走，哪家垫后。
流民的反应是复杂而汹涌的，从疑虑到洪流。
经过最初的怀疑与观望。
长久以来的苦难让人们对官府的许诺本能地不信任。
“又是骗饶吧？”“别是拉去修铁路，当炮灰。”这种声音在最初占了上风。
通过快速信息的发酵与权衡。
随着宣讲越来越详细，第一批胆大者或走投无路者开始报名。
当看到真有人领到了盖着官印的“垦殖证”和几块沉甸甸的大洋，当看到县里开始组织编队、指定带头人时，观望的坚冰开始融化。
人们开始认真计算：留下，是百分百的绝路；闯关东，虽有未知风险，却有一份实实在在的土地希望。
闯关东决心的形成与蔓延。
“王老五家都报名了！”
“李家庄半个村都要走！”
从众效应和求生本能最终压倒了恐惧。
卖掉最后一点家当，捆起破旧的被褥，带上仅存的种子和粗笨农具，扶老携幼，汇入县里指定的集合点。
眼神中不再是完全的麻木和绝望，而是掺杂着对遥远黑土地的憧憬、离乡背井的悲怆，以及一股破釜沉舟的狠劲。
许多年轻无地流民对此表现得尤为积极，充满了年轻血液的躁动。
家乡无地可耕，没有未来。
关外的神秘、拓荒的挑战、甚至“屯垦戍边”带来的隐隐豪情，都吸引着他们。
“闯一闯，不定能搏出个家业来！”
短短数周内，华北各省通往铁路枢纽和运河码头的官道上，开始出现一队队由官府人员引导、秩序初显的流民队伍。
他们不再是完全盲目、哀鸿遍野的逃荒群，而是带着明确目的地——“关东”的垦殖大军先遣队。
喧哗、期盼、泪别、呜咽、壮胆的吆喝……种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汇成民国初年一曲沉重而磅礴的移民实边交响的前奏。
北京总统府案头的电报开始频繁报告：“山东首批垦民三千人已乘津浦路专列北上”、“河南安阳、新乡两地集结垦民逾五千，正徒步向邯郸车站汇集”、“晋北垦民借道张家口出关”……
一场由国家机器推动、深入社会肌理的巨大人口迁移，就这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效率，轰然启动了。
它的涟漪，将深刻改变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
八月中的关外，暑气未消，风里已挟了丝早秋的凉意。
总统府的电令与《垦殖条例》细则，如一块巨石投入本就不平静的湖面，在奉（沈阳）、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督军府内，激起了层层紧迫的涟漪。
奉省行政公署。
赵尔巽叼着翡翠烟嘴，眯眼听完秘书长袁金铠诵读电文，嘿然一笑：“大总统（袁世凯）这是要把关内那锅沸水，引到咱这池子里来降温啊。
几十万人……啧，是麻烦，也是本钱。”
他站起身，走到巨大的东三省舆图前，“元奇，你管民政，这事儿你得挑起来。最快可能不到一个月，这人就要到了，咱得给人准备好‘窝’和‘嚼谷’（食物）。”
吉林，都督府。
都督陈昭常面对的压力更为具体。
他指着地图上广袤的吉林新垦区与旧皇庄标注，对幕僚道：“清丈局刚把地弄明白，人就要来了。
时间卡得死！
首要两件事：一、立‘垦务接待局’，沿铁路线设临时宿营所，能挡风避雨就成，先让人落脚。
二、立刻盘点官仓、义仓存粮，计算能支撑多久。不够的，速向奉商借，或向哈尔滨洋行购办。”
黑龙江，齐齐哈尔。
都督宋濂更关心秩序。
“地广人稀，土匪如麻。流民携家带口而来，若遭胡匪（土匪）劫掠，或与本地庄户冲突，不但前功尽弃，反生大乱。”
他下令：“通令各县、驻军，即日起加大剿匪力度，尤其新划垦区周边。
对愿受招安之匪股，可暂编为垦殖护卫队，以匪制匪，以安地方。”
东北三省政府需要在时间差下紧急安置大量开垦土地的流民与秋赛跑。
一个月，从接收到大规模安置，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更遑论对土地进行开垦种植。
各省调动巡防营部队及招募民工，在主要交通节点——如奉的皇姑屯、吉林的宽城子（长春）、黑龙江的昂昂溪等地，利用旧营房、仓库、庙宇，紧急搭建“流民栖留所”。
材料多是木板、席棚，甚至挖掘部分半地穴式的“地窨子”，以应对关外早至的寒潮。
原则是：“先能遮身，再图安居”。
意识到流民抵达后已近深秋，无法立即大规模垦荒，各省调整策略。
计划将先期抵达者，一部分安置在宿营地过冬，进行编组、训练（基础农业、边防知识）；
另一部分则直接输送到预垦地区，“先建屯，后垦地”。
利用秋冬季伐木造屋、修筑简易道路和排水沟渠，为来春开荒打下基础。
土地开垦所需的器械、种子、粮食，是巨大挑战。
各省穷尽办法：
农具器械本地筹措： 命令各县铁匠铺、木工作坊全力赶制犁铧、锄头、镰刀、大车等简易农具。
关内采购： 通过津沪商人，从津、唐山等地采购部分铁制农具，经铁路北运。
旧军械改造： 将一部分库存废损枪械、炮弹壳回炉，锻造为农具钢料。
“伙用制”： 初期难以做到每户一套，推行数户或一屯共享大型农具、耕牛。
粮食给养：
政府官仓动支： 动用各省常平仓、义仓储备，这是最直接来源。
劝导绅商捐募： 号召本地富商、粮号捐输或平价售粮，承诺以未来垦区税收或特产抵扣。
关内协济： 通过中央政府协调，从直隶、山东等相对安定省份调粮北运。
预购与借贷： 向哈尔滨等地的国际粮商（如俄商、日商）申请短期借贷购粮，以关金券或矿产开采权为抵押（此举暗藏风险，但解燃眉之急）。
“以工代赈”： 流民参与修建营地、道路，以劳动换取粮食，减少单纯消耗。
各省政府对于清丈收回及新划定的国有荒地，规划远不止是分田那么简单：
边境屯垦带： 沿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等边境线，设立密集的屯垦点，形成“民兵一体”的边防前沿。这些屯点布局讲究呼应，能相互支援。
交通线控制： 重点规划中东铁路、南满铁路（虽日控，但两侧）、拟建铁路沿线土地，通过移民定居形成“事实控制带”，挤压日俄附属地扩张空间。
战略要冲填充： 对山隘、渡口、资源地（如森林、矿区）周边土地，优先安置组织性较强的屯垦团，确保关键节点掌握在己方手郑
设计生产与管理制度。
“区-屯-户”三级制： 将大片垦区划分为若干“垦殖区”，下设“屯”（自然村），最单位是“户”。每屯设屯长，数屯设区官，负责管理、治安、赋税。
保留公地与基础设施用地： 规划中预留未来学校、诊所、集盛粮仓、民兵操练场等公用土地，以及道路、沟渠网络。
作物规划： 根据土壤气候，推广大豆、麦、玉米等主粮及经济作物，并考虑轮作，避免地力过早耗尽。
剿匪行动与移民安置同步升级，目标明确，剿匪安民，扫清定居的障碍。
重点开展清剿： 调动省防军、巡防营，对主要交通干线两侧、预划垦区内的着名匪寇进行集中打击，力求歼灭或驱离。
招抚收编： 对非巨匪、危害较的绺子，或战斗力较强的匪股，派出能员干吏进行招安。
条件优厚：交出部分武器，接受改编为“垦殖保安队”或“山林巡逻队”，负责指定区域治安，并给予未来垦地配额。
“化匪为民，以匪御外” 成为部分地区的策略。
实行保甲联防制度，在新旧居民点推行保甲制度，要求联保联坐，并发放少量旧式枪支，鼓励屯民自卫。
同时建立快速报匪通道，军队闻讯即动。
效果是立竿见影又暗流汹涌的。
匪患明显区域，枪声不时打破旷野的寂静。
一些匪徒闻风远遁，进入更偏远的山林；
一些则摇身一变，成为挂着官方名头的武装。
社会秩序在武力与权谋的双重作用下，进行着剧烈而粗糙的重组。
至九月初，当第一批来自山东的垦民专列喷吐着浓烟驶入奉站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已然动员起来的东北。
站台上除了迎接的官员，还有持枪肃立的士兵、成堆的粮袋和农具、以及写着“xx垦区接待处”的木牌。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忙碌，以及一种混杂着草莽气与新生气的奇特希望。
黑土地沉默地等待着。
它即将迎来数百年来最大规模的、由国家意志驱动的拓荒者浪潮。
而这片土地上原有的纷争、势力与秘密，也将在这场大迁徙中，迎来新的碰撞与交融。
黑龙江畔，乌苏里江旁，昔日皇庄的界碑被推倒，新的地标木桩深深砸入黑土，上面刻的不再是庄头之名，而是“山东沂水李屯”、“河南安阳张家庄”这样的字样。
烟火气在无边的旷野上重新升腾，汉语方言的交杂声，压过了日俄测绘队的哨音。
关东军参谋部的报告开始频繁出现“支那农业移民团北进”的字样；
俄国阿穆尔总督区则担忧地看着江西岸新开垦的田垄如潮水般蔓延。
这片土地的主人，正用最古老也是最坚实的方式——耕种与定居，一寸一寸地夯实着主权的边界。
袁世凯偶尔会收到关于“垦殖纠纷”或“日俄抗议”的电文，他通常只批一行字：“按既定条例办理，垦政之事，不可复摇。”
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在安置流民、开垦荒地。
这是在为羸弱的民国，在列强环伺的远东棋局上，押下一枚沉重而不可或缺的活子。
黑土地上的麦浪与炊烟，便是这个新生国家最深远的国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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