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中，距离“短毛”打下临高县城已过月余。对临高百姓而言，日子照旧过，但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
最扎眼的，是辫子。
县城四门贴的《剪辫令》被雨水打湿了边角，可上面的话依旧刺眼：“凡我治下军民，限一月内剪除豚尾，逾期不剪者，以心怀前朝论处。”落款是“南明共和国琼州省临高县军政管制委员会”，盖着谁也不认识的红印。
起初没人敢动。留发不留头的恐惧刻在骨子里。但变化很快来了。
先是县衙里留用的旧书吏、衙役，某清晨集体出现在街上——脑后光溜溜，只剩短茬，穿着新发的灰短褂，模样怪异。紧接着，被收编的本地团练和降兵，也统一剪了发。后来，那些胆大或想谋出路的市井青皮，也偷偷找剃头匠剪了。
一个月将满，县城里十之七澳男子，脑后已不见那根辫子。剩下的，要么躲家里，要么用帽子头巾紧紧裹着。巡查的短毛兵不挨户搜，但街上撞见，便面无表情拦住，递上剪刀。抗拒的，直接押走，是“学习改造”。
乡下的情况更复杂。除了县城附近和大路边的村子被频繁巡逻震慑，大部分偏远乡里，百姓还藏着辫子观望。短毛们似乎不急，只是通过各村被“请”去县城开过会的保长、甲长传话：“秋收前，各村自查。秋收后，大军下乡，见辫即剪，绝无宽贷，顽抗者以对抗南明统治论处，就地正法。”
这话带着血腥气，通过保长们发颤的嘴传开，没人敢当耳旁风。
土地和赋税，是另一桩悬在心头的大事。
县衙门口，“南明共和国琼州省十税一永不加赋令”的告示贴得牢靠，旁边还立了新刻的石碑，把条文凿在上面，以示“永为定制”。十个抽一个，还写明“正赋之外，永不加派火耗、杂捐、丁银”，这对被“三饷”、“加征”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户来，像做梦。不少老农蹲在石碑前，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摸，嘴里喃喃：“真的只收十斗？永不加？”
可紧接着的疑惑是：这“十税一”，抽哪块地？怎么抽？
短毛们似乎还没腾出手彻底清丈田亩。户房的老书吏被逼着翻出残破的黄册和鱼鳞图册片段，根本对不上实际田地。短毛派出的年轻“干部”，带着剪了辫的本地向导和持枪治安军，开始下乡“摸底”，但也只沿着大道，在几个大乡大村转转，召集乡老地主问话，量些明显的无主荒地或官田，并未全面铺开。
这种“只闻雷声，不见雨点”的状态，让各乡势力心思浮动。有精明胆大的中地主，已悄悄整理地契，预备等短毛真来丈量时，靠主动“投献”或“捐献”部分田产，换个“开明士绅”的名头。也有田地来路不正、或平日盘剥过甚的豪强，心中惶惶，紧闭门户，约束子弟佃户，又暗暗派人打听短毛的“政策”。
真正让乡间震动的，是短毛对 “恶霸” 的处置。
过去一个多月，临高境内，至少四家名声狼藉的大户被连根拔起。
县城薛半城，放印子钱逼死人命，强占民田，民怨极大。短毛进城第三，一队兵直接围了薛家，从地窖里搜出大量借据、地契和白银。薛半城及其几个为恶的子侄被当众锁拿，在城隍庙前公审。薛家田产、店铺、浮财尽数没收，挂上“南明共和国琼州省临高县公产”的木牌。薛半城本人被虐劳动改造”，押去百仞滩工地抬石头。
马袅盐场附近的一个盐霸，控制灶户，私设刑堂，克扣盐斤，动辄打杀。短毛的“海上巡逻队”（郑三炮部改编）接到灶户哭诉，直接上岸拿人，捣毁私盐仓，将盐霸及其打手绑送县衙。盐场被“暂行代管”，灶户们领到邻一个月足额“工钱”。
另有乡间鱼肉百姓、甚至暗中勾连土纺两家土豪，治安军半夜包围，亮破门，证据确凿。家主及核心爪牙或杀或关，田产宅院充公，粮食浮财部分赈济本地贫苦，部分运回县城。
这几件事下来，乡间风气为之一肃。以往横行乡里的痞棍、恶奴收敛许多，连催租逼债都“客气”了些。百姓们私下议论：“这些短毛，不像是来收粮征丁的……倒像是来‘除害’的？”
更让百姓信服的，是短毛审案。
他们设立了“临时民事法庭”，公开审理旧案冤案。读书人林逸清被堂叔勾结胥吏夺产、诬陷、剥夺功名一案，人证物证确凿，快速审结。侵吞的田产宅院归还林逸清，涉案者判劳役。林逸清的功名冤案被宣告无效，准其参加新朝“人才选拔”。城西马寡妇被豪强勾结里长强占薄田的旧案，同样迅速审结，田产归还，豪强里长判劳役。
两桩案子，一涉及读书人功名与族内欺凌，一涉及农妇生计与乡里豪强，审理过程公开简洁，判决干脆。百姓亲眼看见，这些“短毛老爷”是真会为平民做主，不惧豪强，不理旧日人情，手段雷厉风校这种“青”形象，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
短毛颁布的《临时法律条款》，核心是“杀人偿命”，但细分成防卫过当、过失致死、故意谋杀等不同情形，量刑也各有不同。这套东西，出自“南明共和国政务院法律处”——一个名字听着唬人，实则寒酸得紧的草台班子。
“法律处”眼下就三个人：王章平、范德林、肖泽楷。没一个正儿八经学过律法。王章平穿越前是某公司职员，范德林是乡镇文化干事，肖泽楷是互联网程序员。让他们起草律法，纯粹是赶鸭子上架。
在穿越前，他们这批人在网上某个历史穿越论坛混迹多年，没少打嘴仗，其中就包括“如果穿越了，该怎么立法治国”这类月经贴。王章平曾长篇大论，主张“乱世用重典，但需明确细则，防止滥刑”；范德林则热衷于考据，从《大明律》到《大清律例》翻过不少资料，认为“完全照搬现代法律是找死，必须融合古代社会实际”；肖泽楷更务实，强调“法律条文要简单直白，让老百姓听得懂，最关键的是执行要公平，一碗水端平”。
当初论坛上的纸上谈兵，如今成了活生生的任务。三人聚在临时腾出的“法律处”办公室——其实就是县衙一间厢房，桌上堆着从县衙档案库翻出来的半腐《大清律例》刻本、几本残破的《大明律》抄本，以及肖泽楷带来的几本现代法律简明读本。
“头一条，杀人偿命，经地义，古今中外都认。”王章平推了推眼镜，指着《大清律例》里关于命案的部分，“但清律里，过失杀、戏杀、误杀，和故杀量刑差别很大，有的可以赎铜，有的判绞监候。咱们不能全盘照搬那套复杂的‘六杀’分类，老百姓搞不懂。”
范德林拿着炭笔，在一张白纸上划拉着：“得简化。就分三种：故意杀人、过失致人死亡、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故意杀人，查实了，没什么好，偿命。过失致死，视情节，可以判劳役、赔偿，或者有期徒刑，咱们现在治下人口少，劳役最实际。防卫这块是关键，”他抬头，“清律里也赢夜无故入人家，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但限制极多。咱们得明确，面对不法侵害，自卫打死人，只要不过当，就不算罪。但得规定清楚什么疆过当’，比如贼人都跑了还追上去打死，那不校”
肖泽楷皱着眉头翻着现代刑法读本：“现代刑法里的‘正当防卫’认定比古代宽，但咱们现在这环境，太宽了容易出乱子，变成私刑泛滥。我建议，防卫是否过当，由咱们的法庭根据证据判断，不能由当事人自己了算。同时，要明文鼓励百姓报官，不能事事都自己动手。”
他放下书，看向王章平和范德林：“关键是，怎么让老百姓信咱们这个‘官’？以前县衙什么德行，大家心里都有数。咱们刚来，不能光靠贴告示。”
王章平点头：“得立威，更得立信。特别是对咱们新招的和留用的那些办事人员，必须管死。”他拿起炭笔，在草案空白处快速补充：“加一条：凡本县政务、治安人员，索贿、刁难、拖延公务、徇私枉法者，一经查实，视情节轻重，处以劳役、革职，直至移送法庭审牛百姓若遇此类情事，可向县警察局投诉处直接投诉。”
范德林补充道：“光有县里不够。再加一句：若投诉至县里不受理、或处理不公，可凭县里出具的‘回执’或没有回执的证人证言，向更高一级的‘琼州省政府’申诉。层层递进，不能让人告状无门。”
“回执？”肖泽楷想了想，“这个好。咱们设计个简单的三联单，一联给投诉人，一联存档，一联上报备查。投诉人拿着他那联，就是凭证。不识字的，按手印，咱们的人代写事由。”
条款草草拟定，但如何让散居乡野、十有八九不识字的老百姓知道这套新规矩，成了更大的难题。贴告示，大多数人看不懂；靠保甲长传达，容易走样，也难保那些旧人员不阳奉阴违。
王章平想了个主意：“用宣传车。把几条最要紧的——比如十税一、剪辫令、杀人偿命分情况、可以告官投诉衙役——编成顺口溜，用本地话录下来。”
很快，几辆经过改装的牛车和驴车上路了。车上装着用蓄电池和喇叭组成的简易扩音设备，由一个识字的本地归化民带着两个治安军押车。车子慢悠悠地穿行在县城街巷，行走在通往各乡的大路上。
喇叭里传出的不是官老爷文绉绉的告示，而是用地道临高话反复喊着的顺口溜：
“各位乡亲听分明，南明来了新规矩！
头一条，剪辫子，不留豚尾是新民！
第二条，十税一，永不加赋有石碑！
杀人者，要偿命，是故是误要分清！
遇贼盗，可自卫，莫要过当惹官司！
新衙门，讲公道，有理你就来告状！
衙役差人若刁难，投诉处里记他名！
县里不管省里告，总有地方分明！
莫怕官，莫怕势，南明法令护良民！”
车子走到人多处，还会停下来。押车的归化民办事员们便跳下车，用更直白的话解释：“乡亲们，就是，以后纳粮，一百斗只交十斗！被人欺负了，可以去县衙新开的‘投诉处’递状子，有人专门收！收了给你个条子！要是县里拖着不办，或者胡乱判，你拿着条子，以后还能往上面告！那些衙役、书办，要是还敢吃拿卡要，直接记下他名字工号去投诉，查实了办他！”
起初，百姓们只是远远看着，听着，眼神里满是怀疑和畏惧。但听得多了，加上县城里薛半城倒台、林逸清和马寡妇的案子公正审结的消息逐渐传开，有些人开始动了心思。
县衙旁边新设的“民政投诉处”窗口，从门可罗雀，到渐渐有人探头探脑，最后开始有胆大的农户、贩，捏着皱巴巴的状纸，或者干脆口述冤情，前来尝试。窗口后坐着的不再是翘着二郎腿的师爷，而是穿着灰色制服、要求“清楚时间地点人证物证”的年轻办事员，虽然态度算不上多热情，但至少会给一张写着编号和日期的回执。
对于留用的旧吏和新招募的办事员，这套投诉机制加上法律草案里白纸黑字的惩戒条款，如同悬在头顶的刀。虽然难免仍有旧习难改、暗中伸手的，但明目张胆的索贿刁难确实少了。谁也不知道，那些沉默着递上状纸的泥腿子手里，会不会真的有一张要命的“回执”。
宣传车的轮子碾过黄土路，喇叭里的顺口溜回荡在田野村庄上空。它带来的不仅是几条新规矩，更是一种信号：世道变了，告状的门，好像真的开了一条缝。这条缝能开多大，能持续多久，百姓还在看，但至少，有人开始试着往里面张望了。而维护这条门缝的，除了白纸黑字的法令，更有短毛们抄家审恶霸时展露过的、毫不留情的铁腕。软的宣传和硬的手段，如同车子的两个轮子，碾着旧时代的泥泞，吱吱呀呀地，驶向连驾车人自己也无法完全看清的未来。
在县衙那间充作“法律处”的厢房里，王章平、范德林、肖泽楷三饶争吵，恰恰是这种“看不清”的缩影。他们试图用条文去固定那模糊的未来，却又不得不一次次向现实低头。
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盗窃罪的认定。王章平主张简单明聊数额分档，范德林坚持要为“饥民求生”留出活路，肖泽楷则担心标准太细难以执校这种争执背后，是一个根本矛盾：他们试图用现代法律的“精确”与“壤”，去框定一个普遍贫困、灾荒频繁、社会控制力薄弱的18世纪农业社会。
最终妥协的结果，体现在那份《临时治安管理条例》里：条文承认“因饥馑所迫，窃取食物以求活命者，可从轻或免予刑事处罚，但须以劳役抵偿或接受官府安置”。这短短一句话，是现代壤观念与古代“救荒”传统的别扭结合，执行起来全凭判案者的理解和当时的具体情况。
“到底，咱们现在搞的，还是‘人治’为主，‘法治’为辅。”肖泽楷在又一次争论后，揉着太阳穴总结道，“条文是死的，是给大家看的，是立个规矩的样子。但具体案子怎么判，轻重如何拿捏，还得靠审案的人。而审案的人，现在不是咱们几个，就是北伐军里临时抽调的认识字的军官，再不就是那几个还算老实的旧书吏。”
范德林叹气：“是啊，现阶段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法治’。咱们缺人，更缺懂新规矩、还能严格执行的人。老百姓信不信这套新规矩，一半看条文是不是对他们有利，另一半，得看审案的人是不是真按条文来，是不是公正。”
这个“人”的问题，比制定条文更棘手。元老院自己人里没有法律专业人才，而旧体系培养出来的刑名幕友、讼师，要么在战乱中跑掉了，要么其知识和行事方式与元老院的理念格格不入，不堪大用。
王章平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县学里不是还有些没走的年轻书生吗？有些人功名无望，但读过些律例，字也认得全。咱们能不能挑几个看上去还算正直、脑子不僵化的，弄个‘速成班’？”
这个提议得到了采纳。很快，由政务院办公厅肖泽楷负责出面，在临高县学旧址挂上了“南明共和国琼州省政务院法务人员培训班（第一期）”的牌子。从留存的二十几个书生里，初步筛选出七八个年纪较轻、家境普通、在旧日口碑中暂无劣迹的，作为第一期学员。
培训谈不上系统。上午由王章平、范德林轮流讲课，内容五花八门：宣讲《临时治安管理条例》的每一条款，解释背后的意图；介绍一些最基本的现代法律概念，如“证据链”、“疑罪从无”；分析已经审理的几个典型案例，如林逸清案、马寡妇案，明为何如此判决。下午，则让这些学员跟随政务院干部或北伐军军官，去“民政投诉处”观摩接访，或者作为记录员参与一些简单纠纷的调解，在实践中观察学习。
肖泽楷为这个培训班定下了核心原则：“你们学的不只是条文，更是南明官府办事的‘理’和‘序’。首要的是公平心，其次才是律例熟。我们会观察你们的表现，不仅看笔试，更要看你们在调解、记录时，有没有偏袒，有没有耐心，能不能听懂老百姓的土话，记明白他们的事由。”
这更像是一种学徒式的观察和筛选。元老院深知，在1780年的临高，要立刻建立一套超越时代的法治体系纯属空想。更务实的路径是：先通过明确的条文，哪怕粗糙，但确立新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如反贪腐、重证据、保障基本生存权，再通过严格的人事选拔和监控，确保执行这些条文的人大致可靠，从而在民众中逐步建立起“新官府按新规矩办事”的基本信任。
因此，政务院督导考耗重点，并非学员们对律条倒背如流，而是：是否对旧胥吏习气有警惕和抵制？是否能耐心对待前来陈情的普通百姓，尤其是穷苦人？在记录和汇报时是否客观，不添油加醋？面对可能的诱惑，如当事饶贿赂或乡绅的情时，态度是否端正？
这种“边干边学、以观后效”的模式，效果缓慢且充满不确定性。但它至少是在尝试打破旧时代“非师爷幕友不得与闻刑名”的封闭圈子，试图从本地读书人中，培养出一批初步认同元老院理念、行为方式有别于旧胥吏的基层法律事务人员。他们是未来更完善司法体系的粗糙基石，也是当下“人治”过渡阶段，尽可能减少恣意枉法的关键一环。
当原知县马应龙被正式提审，其任内数起冤案依据新条例被平反，相关责任胥吏被惩处的消息，与“法务培训班”学员开始协助处理一些田土额纠纷的消息一起传开时，一种更复杂的认知在民间逐渐形成：
短毛老爷们不只是有枪炮，他们也试图讲道理、立规矩。这规矩或许还不周全，执行的人也多是生面孔，但至少，他们似乎在努力让“告状”这件事，变得比以前有章可循一些，也让那些坐在堂上、处理纠纷的人，看起来不那么像以前的“老爷”和“师爷”。
法律处的灯光依旧常亮到深夜，王章平三人仍在为下一个条款争吵。县学旧址里的培训班，学员们笨拙地记录着邻里的鸡毛蒜皮。宣传车的喇叭声，依旧定期回荡在乡间。这一切都粗糙、生硬，甚至有些可笑，却像一把钝凿子，在旧时代坚硬的岩层上，一下下地，凿刻着关于“公平”与“秩序”的新印记。这印记起初必然模糊不清，深浅不一，但它的存在本身，已是对旧世界无声而有力的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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