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三十五年春，洛阳城外的柳树刚抽出嫩芽，宫中御花园的杏花已开得如云似霞。
甘露殿西暖阁里，永徽帝坐在靠窗的软榻上，手里拿着一份已经泛黄的奏折，目光却飘向窗外那几株开得正盛的杏花。这是他登基第十年时，时任扬州刺史王浚关于漕运改革的奏疏。那时他刚过不惑之年，雄心勃勃，在这份奏疏上批了长长一段朱批，如今看来，有些见解仍算中肯，有些则显得过于理想化了。
“陛下，参知政事张大人求见。”内侍轻手轻脚地进来禀报。
“让他进来吧。”永徽帝放下奏折，揉了揉有些发酸的眼睛。
参知政事张浚今年六十八岁，是永徽朝任职最久的内阁大臣之一。他步履已有些蹒跚，但精神矍铄，进来后恭敬行礼：“老臣参见陛下。”
“坐吧。”永徽帝示意内侍搬来绣墩，“今日召你来，是想聊聊这些年的事。”
张浚在绣墩上坐下，看着皇帝手边那摞厚厚的旧奏折，心中已明白几分：“陛下是在翻阅旧档？”
“是啊。”永徽帝叹口气，指着那堆文书，“这些都是朕登基头十年的重要奏议和批答。有些事当时觉得处理得当，现在看来未必尽然；有些当时觉得是权宜之计，没想到一直沿用至今。这人啊，上了年纪就爱回想往事。”
张浚笑道：“陛下这是要着书立，为后世留训？”
“着书立太过了。”永徽帝摇摇头，“只是想着，该把这几十年执政的心得体会、得失教训整理整理。世祖佣治国箴言》，仁宗佣御批集要》，宣宗佣政事纪要》，到朕这儿，总不能什么都没有吧？”
张肃然起敬：“陛下圣明。若能将永徽朝三十余年的治国经验编纂成书，实乃社稷之福、子孙之幸。”
永徽帝站起身，在暖阁里缓缓踱步：“朕这些日子常想，自登基以来，做了不少事。整顿吏治、改革税赋、推广义仓、完善驿站、开拓海疆……有些成了，有些半成，有些则不了了之。这其中得失，若不记录下来，后世人只看到结果，却不知过程，难免重蹈覆辙。”
他停在一幅巨大的帝国疆域图前，指着北疆一带：“比如这北疆都护府的‘以夷制夷’之策。当初薛延陀部统一漠北，朝中多有主张直接征讨者。朕力排众议，采纳了扶植亲附部落、分化制衡的策略。如今看来，虽然边境偶有摩擦，但确实避免了大规模战事，节省了不知多少军费民力。这个决策的考量、实施的过程、遇到的困难、调整的办法，都该详详细细写下来。”
张浚点头：“老臣记得，当时为这事，陛下与兵部、枢密院商议了整整七日。最后定下三条：一不直接出兵，二不公开支持，三不承诺庇护。执行起来分寸极难把握，北疆都护换了三任，才找到合适的人选。”
“是啊，陈继先那老子，在草原上摸爬滚打十几年，才把这套玩转。”永徽帝想起那位满脸风霜的北疆都护，不禁笑了，“他上次回京述职，跟朕草原上的事，比书还精彩。什么暗中送一批生锈的铁器给甲部落，转头又‘不心’让乙部落知道；什么在边境集市上给两个有仇的部落划定不同的交易时间，让他们碰不着面却又都能得利……这些法子，奏折上是不会写的，但恰恰是政策能否落地的关键。”
张浚也笑了：“陈都护那性子，写奏折跟写家书似的，什么‘昨日臣宴请某某部落首领，灌醉后套出话来’、‘今日臣假装醉酒，了些挑拨离间的话’，看得御史台那帮人直摇头。可偏偏就是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把北疆稳住了。”
永徽帝走回榻边坐下，神情变得认真：“所以朕想写的，不是那种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而是要实实在在的记录。哪些政策是怎么想出来的，朝中有什么争议，执行中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调整的，最后效果如何——都要写清楚。甚至朕犯过的错，走过的弯路，也要写进去。”
张浚有些惊讶：“陛下，这……”
“觉得不妥？”永徽帝看着他，“朕知道，为尊者讳是常理。可你想，若是朕只写成功的事，不写失败的，后代子孙看了，以为治国如此容易，岂不是害了他们？世祖的《治国箴言》里就写过：‘为君者，勿惧言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朕记得清清楚楚。”
张浚沉吟片刻，拱手道：“陛下有此胸襟，老臣佩服。只是……具体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分寸如何把握？”
“这正是朕找你来的原因。”永徽帝从案头拿起一份提纲，“朕拟了个大概的框架，你看看。”
张浚接过细看。这份提纲将全书分为十卷：第一卷总论为君之道，第二卷论用人任事，第三卷论民生经济，第四卷论赋税财政，第五卷论边防军事，第六卷论司法刑狱，第七卷论文化教化，第八卷论宗室外戚，第九卷论君臣关系，第十卷论身后之事。每卷下又分若干条目，如“论科举取士之得失”、“论海运漕运之利弊”、“论藩镇节度之置废”等等。
“框架甚好。”张浚看完后道，“只是内容浩繁，非一朝一夕可成。陛下日理万机，恐怕……”
“所以才要你帮忙。”永徽帝笑道，“朕打算成立一个编纂班子，以你为首，再从翰林院、史馆、秘书监抽调几个学问扎实、记忆力好的年轻人。朕每日抽出一两个时辰，口述往事，你们记录整理，再补充相关档案文书。如何？”
张浚起身深深一揖：“老臣荣幸之至，定当竭尽全力。”
三日后，编纂班子正式成立。除了张浚，还有四位翰林学士、两位史馆修撰、三位秘书监官员，都是四十岁上下、在朝中已有十余年阅历的中年才俊。他们在甘露殿旁的文思院设了值房，每日辰时入宫，酉时出宫，开始了这项浩大工程。
第一次口述是在一个春雨绵绵的下午。
永徽帝坐在文思院的正堂上首，面前放着香茶。张浚等人分坐两侧，每人面前都有案，备有纸笔墨砚。屋外春雨淅沥，打在院中芭蕉叶上，发出沙沙声响，更衬得屋内宁静。
“今日就从朕登基之初起吧。”永徽帝喝了口茶，缓缓道，“朕记得很清楚，那是泰安二十八年三月初六，父皇宣宗皇帝驾崩七日后，朕在太极殿即位。当时朕三十五岁，年轻不年轻，老不老。”
一位翰林学士迅速记录着。
“即位后的第一道难题，不是外敌，不是灾，而是……”永徽帝顿了顿，“而是朕的那些皇叔、皇伯们。”
堂中众人会心一笑。这是公开的秘密，永徽帝即位时，几位年长的亲王确实颇有微词，认为应该兄终弟及而非父死子继。
“秦王叔，朕的三叔，当时掌着左卫军；楚王伯，朕的大伯，管着宗正寺；还有赵王、齐王……一个个都是朕的长辈，在朝中根基深厚。”永徽帝回忆着，眼神有些悠远，“朕当时若强硬处置，必生祸乱；若一味退让，则君威不立。难啊。”
张浚接话：“老臣记得，陛下用了半年时间，慢慢调整。先是加封诸王食邑，稳住人心；然后借着整顿禁军的机会，将秦王调任闲职；又通过宗室禄米改革，削减了楚王的实际权力。步步为营，不露锋芒。”
“对，但也不全对。”永徽帝摇头，“你们只看到表面的步骤，却没看到背后的考量。朕当时每日与几位心腹重臣商议至深夜，分析每位亲王的性格、软肋、人际关系。秦王好面子，就给他加封太傅虚衔；楚王贪财，就许诺其子孙世袭某地盐引；赵王与齐王不和，就利用他们的矛盾……这些手段，不上光明正大，但确实有效。”
他看向几位年轻的编纂官：“这些都要记下来。为君者，不能只讲王道，有时也要用些权术。关键是要有度，过了就是昏君，不及则是庸主。”
雨声渐大，内侍进来添疗烛。永徽帝继续讲述，从处置宗室讲到整顿吏治，从第一次大计考核讲到设立“风闻言事”制度。他讲得很细，有时到某位官员的轶事，还会笑起来；有时提到某项政策的失误，又会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陛下，关于漕运改革一事，”一位史馆修撰问道，“档案记载，永徽六年您力排众议，将江南漕粮的三成改为海运。当时反对者众多，认为海运风险大、损耗多。您是如何决断的？”
永徽帝笑了：“这事儿有意思。当时朕也不是十分有把握，但算了一笔账。运河漕运，沿途关卡林立，漕丁、纤夫、闸吏层层盘剥，一石粮食从扬州越洛阳，实际损耗高达四成，还要耗时两月。海运虽然有大风大浪之险，但直来直去，没有中间环节，算下来损耗反而只有三成，时间更缩短到二十余日。更重要的是……”
他眼中闪过狡黠的光：“更重要的是，海运掌握在朝廷手中，运河却牵扯太多地方势力。你们想想，那些靠着运河吃饭的官员、胥吏、商家，能愿意看到漕运改革吗？他们反对得越厉害，朕就越觉得这事该做。”
堂中众人相视而笑。这位皇帝的心思，果然比表面上看起来要深得多。
口述进行了整整一个时辰。结束时，永徽帝显得有些疲惫，但精神很好。他看着满堂奋笔疾书的臣子，忽然问道：“你们，后世子孙看到这些，会怎么评价朕？是会赞朕英明，还是会笑朕太过算计？”
张浚正色道：“老臣以为，后世明君必会感激陛下坦诚。治国理政，本就不是非黑即白的事。陛下将这些权衡、算计、不得已都写出来，正是给后来者最好的借鉴。”
永徽帝点点头，没再什么。
编纂工作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有时永徽帝精神好，能连续讲两三个时辰；有时身体不适，就只讲半个时辰。他讲的内容包罗万象：如何应对永徽十二年的大旱，如何处置江南织工闹事，如何与萨珊波斯建立外交，如何在宗室禄米改革中平衡各方利益……
每讲完一个主题，编纂班子就会整理出初稿，呈给永徽帝审阅。皇帝看得很仔细，常常亲自修改，在边批上写下“此处不够详尽”、“这个例子不妥当”、“加一段当时朝议的情况”等批示。
有一次，讲到“一条鞭法”税制改革时，永徽帝看着初稿，提笔加了一段：“此法虽好，然推行不可过急。朕初在江南三省试点，即有豪强勾结胥吏，将杂税并入户税，民负担反增。后派御史暗访，惩处三百余官吏，方得纠正。故改革之道，良法美意固然重要，执行监督更为关键。后世若有改制，当设三年观察期，徐徐图之。”
张浚看到这段批注，感慨道：“陛下这是把血淋淋的教训都写进去了。”
永徽帝淡淡一笑：“不写进去，后人怎么知道改革之难？”
转眼到了夏。洛阳城热得像蒸笼，文思院周围种满了大树，倒是凉爽些。这日永徽帝讲到海军开拓之事，兴致特别高。
“珊瑚洲都督府的设立，现在看起来是拓土之功，当时可是被不少人骂作‘好大喜功’。”永徽帝摇着扇子，“什么万里之外的荒岛，要之何用？每年还要派船巡视，耗费钱粮。可他们不懂啊……”
他站起身，走到墙边的海图前：“海疆之利，不在眼前，而在长远。有了珊瑚洲，我们在南海就有了支点。商船可以在那里补给休整，水师可以在那里驻泊训练。更重要的是，向下昭示：凡日月所照、舟楫所至，皆可为仲朝之土！”
这话得掷地有声，几位年轻编纂官听得心潮澎湃。
“不过，”永徽帝话锋一转，“拓土容易守土难。珊瑚洲设府八年，换了三任都督，前两任都不称职。要么对土着过苛，激起反抗；要么过宽，失了朝廷威严。直到现任都督刘启到任，才真正站稳脚跟。他的做法是：尊重土着头人，但要求其子弟到广州府学读书；允许土着保留习俗，但必须学习朝廷礼仪；不强行征税，但要求以珍珠、珊瑚抵扣……”
他讲得很细，从刘启如何学习土着语言，如何与头人结盟，如何建立贸易集市，一一道来。最后总结：“所以啊，拓疆不是插面旗子就完事的。要有人，要有耐心，要懂得‘因俗而治’的道理。”
编纂官们飞快地记录着，心中对这位老皇帝的认识又深了一层。
到了秋，书稿已完成了大半。这日太子袁昶前来请安，永徽帝让他也看看部分章节。
太子在文思院坐了整整一下午，读得十分认真。看完后，他来到甘露殿，对父亲：“父皇，儿臣看了税赋、漕运、边防三卷，受益匪浅。许多事儿臣只知结果，不知其中曲折；只知决策，不知权衡。如今看了这些记录，才真正明白治国之难。”
永徽帝欣慰地看着儿子：“你能看懂其中的难处，这很好。朕写这本书，不是要你们照搬照抄——时移世易，过去的法子未必适用于将来。朕是要你们明白：治国没有一成不变的良方，每个决策都是在特定情境下的权衡。重要的是学会这种权衡的思维。”
太子肃然：“儿臣谨记。”
永徽三十五年腊月，历经八个月的努力，《永徽政要》初稿终于完成。全书共十卷、八十二篇、约三十万字。从为君之道到治国方略，从用人任事到理财安民，包罗万象，且每篇都有具体案例，夹叙夹议，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指导。
腊月二十，年。永徽帝在文思院设宴，款待编纂班子的全体成员。
宴席不算奢华，但很精致。永徽帝亲自举杯：“这大半年，辛苦诸位了。来，朕敬大家一杯。”
众人连忙起身举杯，一饮而尽。
张浚感慨道：“能参与编纂此书，是老臣晚年最大的荣幸。这八个月，老臣跟着陛下回顾这三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仿佛重新活了一遍。许多当年懵懂之事，如今才真正明白。”
一位年轻的翰林学士也：“臣等更是受益匪浅。读史书不如听活历史，陛下口述的这些往事，比任何史书都生动真牵”
永徽帝笑了：“书是编成了，但事情还没完。朕打算让人抄录三份：一份存于宫中，一份存于秘书监，一份……朕要放进太庙，供奉在世祖、仁宗、宣宗灵前。”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低沉：“朕这一生，承袭祖宗基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虽不敢有多大功业，但自问无愧于心。如今把这些得失教训写下来，呈给列祖列宗，也算是……也算是给先辈们一个交代吧。”
堂中一时安静下来，只听得见炭火噼啪的声响。
窗外飘起了雪花，这是永徽三十五年的第一场雪。雪花纷纷扬扬，落在文思院的屋檐上、庭院里，将一切都染成素白。
永徽帝走到窗前，望着漫飞雪，良久，轻声：“瑞雪兆丰年。希望来年，江山依旧，百姓安康。”
张浚站在他身后，看着这位两鬓已斑白的老皇帝，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这位统治帝国三十余年的君主，此刻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老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在担忧子孙的未来。
《永徽政要》最终在永徽三十六年春正式定稿。永徽帝亲自写了序言，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朕自即位以来，三十六年矣。其间有得有失，有成有败。今辑录于此，非为自诩，实为训诫。后世子孙观此书，当知治国之难，守成之艰。勿以祖宗基业为可轻忽，勿以下百姓为可欺瞒。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则社稷可保，国祚可延。若骄奢淫逸，怠惰政事，则虽有万世之基，亦难逃倾覆之祸。慎之，慎之！”
这本书后来成为仲朝皇室内部最重要的治国文献之一，与世祖的《治国箴言》、仁宗的《御批集要》、宣宗的《政事纪要》并称“四朝政训”。而永徽帝在这本书中展现的务实精神、反思勇气和坦荡胸襟，也成为后世史家评价其统治的重要依据。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此刻，永徽帝看着刚刚装订成册的《永徽政要》，心中一块大石终于落地。他知道，自己能做的已经做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交给子孙，交给这个他治理了三十余年的庞大帝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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