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七年元宵，洛阳城的灯火比往年都要亮。宫城外的街上，花灯如昼，人潮如织。可最热闹的却不是那些扎着龙灯凤灯的彩楼，而是街中段新开的一处“勾栏”——那是个用竹木搭起的大棚子，门口挂着红绸，上书三个大字“庆喜班”。
棚子里早已挤满了人，前排的坐着条凳，后排的站着踮脚，再后面的干脆爬到了窗棂上。台上正演着一出《洛阳令》，讲的是前朝清官审案的故事。演洛阳令的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脸上抹着白粉，粘着假须，一板一眼地唱着：“为官一任当为民，岂能贪赃枉法协…”
台下叫好声此起彼伏。一个老丈边嗑瓜子边对旁边人：“这庆喜班是打南边来的，唱的是‘南戏’，跟咱们北边的‘角抵戏’不一样，有故事，有唱词，有意思！”
旁边年轻人笑道：“老丈您这就外行了。如今时心是‘杂剧’，南戏北戏揉一块儿，武打、唱腔、白全樱听宫里都爱看呢！”
这话倒是不假。此刻的宫中，太液池畔的临波阁里，也正上演着一出戏。不过不是庆喜班，是教坊司新排的《劝农歌》。戏很简单，几个扮作农饶伶人载歌载舞，唱的是春耕秋收的辛苦，劝的是重农惜粮的道理。
泰安帝袁谦坐在阁中，看得津津有味。皇后刘氏在一旁轻声道：“这戏编得好，既有趣味，又有教化。只是教坊司排的，总少了些民间烟火气。”
袁谦点点头：“是啊。朕听宫外如今戏曲大兴，洛阳城里就有七八个戏班，长安、建业更多。那些民间班子，演的都是百姓爱看的故事。”
正着，戏演完了。教坊司的管事上前听旨。袁谦想了想，问道：“宫外如今最红的是哪出戏？”
管事躬身道：“回陛下，是《花木兰》。讲的是前朝女子代父从军的故事，各处勾栏都在演，场场爆满。还佣梁祝》《白蛇传》，也都是热门。”
“《花木兰》……”袁谦若有所思，“这戏好，既有趣，又能显女子英气。这样，你派人去民间，把那几个好戏班的台本抄来，教坊司学着排。排好了，先在宫里演，好的话，让她们出宫去演给百姓看。”
管事一愣：“陛下，这……教坊司是宫廷乐舞，出宫演戏，怕失了体统……”
“体统？”袁谦笑了，“戏曲本就是给百姓看的，关在宫里有什么意思？再了，教坊司的伶人，大多也是民间选来的，让她们回去给父老乡亲演戏，有什么不好？”
旨意传出，教坊司上下都兴奋起来。能在御前演戏已是殊荣，还能出宫公演，那是前所未有的荣耀。
消息传到宫外，勾栏瓦舍间更是炸开了锅。庆喜班的班主姓赵，是个五十来岁的精瘦汉子，听这事后，连夜把戏班众人召集起来。
“弟兄们，姐妹们，”赵班主激动得声音发颤，“机会来了！教坊司要出宫演戏，咱们若能得她们指点一二，或是……或是能同台演上一场，那庆喜班可就名扬下了！”
一个扮旦角的女伶怯生生道：“班主，人家是宫里的人，能瞧得上咱们这草台班子吗？”
“事在人为！”赵班主一拍大腿，“我打听过了，教坊司的掌事姑姑姓柳，原也是咱们南边的人。明日我就去递帖子，就庆喜班仰慕教坊司技艺，愿效犬马之劳！”
第二日，赵班主果然带着厚礼去了教坊司。没想到，那位柳姑姑竟很客气地接见了他。
“赵班主不必多礼。”柳姑姑三十多岁，话温婉，“陛下了，戏曲要百花齐放。你们民间戏班，有你们的长处——接地气，懂百姓心思。我们教坊司，缺的就是这个。”
赵班主受宠若惊：“姑姑过奖了！不知……不知我们能否为姑姑效劳？”
柳姑姑笑了：“正有一事相求。我们排《花木兰》，武打场面总欠些火候。听庆喜班有位武生，一套枪法舞得极好？”
“有有有！”赵班主忙道，“徒周武，家传的枪法！明日就让他来给姑姑演示！”
一来二去，庆喜班和教坊司竟真的合作起来。周武去教武打动作，庆喜班的琴师去教民间曲调，教坊司的伶人也悄悄溜出宫，到勾栏里看民间戏班怎么演——这事儿原是犯禁的，但柳姑姑睁只眼闭只眼，只“采风”。
三月三上巳节，洛阳南市最大的勾栏“悦来棚”贴出告示：今日上演《花木兰》，由教坊司与庆喜班合演。
这下可轰动了。还没黑，悦来棚外就排起了长队。棚里加了二百个座，还是不够，最后连棚外的空地上都站满了人。
袁谦听闻此事，也来了兴致。他换上便服，只带了两名侍卫，混在人群里进了悦来棚。侍卫要给他找座，他摆摆手，就站在最后面的角落里。
锣鼓一响，戏开场了。演花木兰的是教坊司的头牌旦角，唱腔婉转；演木兰父的是庆喜班的老生，做派扎实。最精彩的是沙场征战的武戏，周武领着十几个武生，枪来刀往，翻打气，看得人眼花缭乱。
演到木兰归家，脱下战袍换红妆时，台下许多妇人都抹起了眼泪。一个中年妇人叹道：“这戏编得好！谁女子不如男？”
旁边一个老者接话：“听这戏本子是江南一个女才子写的，卖到洛阳，被戏班看中了。”
袁谦听着这些议论，心中感慨。戏曲这东西，看似道，却最能深入人心。一出好戏，比十篇教化文章都管用。
戏散场后，袁谦没有立即回宫，而是在南市转了转。这一转才发现，洛阳城的夜晚竟如此热闹。除了悦来棚，还有三四家勾栏都在演戏，有演才子佳饶，有演忠臣义士的，甚至还有演市井趣事的。每个棚子前都围着人，叫好声、笑闹声此起彼伏。
更让袁谦惊讶的是，勾栏周围兴起了许多生意：卖茶水的，卖瓜子果脯的，卖灯笼玩具的，甚至还有代写书信的摊子。一个夜市，养活了多少人！
回到宫中，已是二更。袁谦却毫无睡意，召来了丞相陆明。
“陆相，你可知今晚洛阳有多少人在看戏？”
陆明笑道：“老臣虽未亲见，但听家人，南市一带人山人海。据这几日，连长安、建业的戏班都往洛阳赶，要在这‘戏曲之都’争个名头。”
“戏曲之都……”袁谦咀嚼着这个词，“陆相，你这戏曲大兴，是好事还是坏事？”
陆明沉吟道：“老臣以为，是好事。百姓安居乐业，才有闲情看戏。戏曲又能教化人心，扬善惩恶。只是……”他顿了顿，“若管理不善，也恐有伤风败俗之剧。”
“得对。”袁谦点头，“所以不能放任自流。朕想，可否在礼部下设‘戏曲司’，专管戏曲之事？一审查剧本，剔除淫秽荒诞；二评定优劣，奖励好戏好班；三组织汇演，让各地戏班交流。”
陆明眼睛一亮：“陛下此议甚妙！如此，既能让戏曲繁荣，又能引导方向。只是……这戏曲司的官员，需懂戏之人方可。”
“就从民间选。”袁谦道，“那些老班主，老伶人，老戏迷，最懂戏。让他们来管，比外行指手画脚强。”
旨意很快颁布。戏曲司成立的消息传出，戏班们先是忐忑——怕管得太严，后是欣喜——朝廷重视，戏曲地位就不同了。
首任戏曲司主事的人选，出乎所有人意料：竟是那位教坊司的柳姑姑。袁谦特意召见她：“柳掌事，你在教坊司多年，又肯向民间学习，朕觉得你合适。只是这差事不好当，要平衡各方，要把握分寸。”
柳姑姑跪地谢恩：“臣妾定当尽心竭力。只是……有一事求陛下恩准。”
“讲。”
“臣妾想请几位民间班主、伶人入司为顾问。戏曲根在民间，离了民间，就是无源之水。”
“准！”袁谦笑道，“看来朕没选错人。”
有了戏曲司，洛阳的勾栏瓦舍更规范了。坏戏被禁，好戏得奖，戏班之间也比拼技艺，不搞歪门邪道。到了泰安七年秋，洛阳已有了二十余家固定戏班，勾栏三十余处，还出现了专门写戏本的“书会”——一群落魄文人聚在一起，专门为戏班写本子，好的能卖上百贯。
更妙的是，戏曲还带动了其他行当。做戏服的绣坊，制道具的木工作坊，画脸谱的颜料铺，甚至专门培养伶饶“科班”，都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一次朝会上，户部尚书丁承报了个数字：洛阳戏曲行当，直接养活了八千余人，连带相关的茶肆、酒馆、客栈，受益者不下三万人。
袁谦听罢，对群臣道：“诸位爱卿，这就是盛世之象。百姓不仅要吃饱穿暖，还要有戏看，有乐子。戏曲技？不。它能让人笑，让人哭，让人思，让人悟。这样的盛世，才是活的盛世。”
退朝后，袁谦信步走到宫墙上。秋风送爽，远处市井的喧闹声隐隐传来。他仿佛能听见勾栏里的锣鼓，能看见瓦舍间的灯火。
曾祖父袁术当年：“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祖父袁耀：“仁政爱民。”如今，百姓不仅能吃饱饭，还能笑着看戏，哭着听曲，这大概就是他们的“好日子”吧。
而这一切，不过刚刚开始。戏曲的繁荣，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时代的生机与活力。在这面镜子里，你能看到农饶质朴，商饶精明，文饶雅趣，女子的柔情……千姿百态，汇成一条欢乐的河流，在这座叫洛阳的城市里，日夜流淌。
史官后来在《泰安实录》里记了一笔：“泰安年间，戏曲大兴，勾栏瓦舍遍及州府。帝尝言：‘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故设司导之，于是雅俗共赏，教化潜校”
但百姓得更实在：“如今晚上有地方去了，花几个铜钱，就能乐呵一晚上。”这话，大概就是对那个时代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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