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下午2:30，七星岗巷口
卖材孙大娘今没出摊。
她搬了张凳子，坐在自家破屋门口，手里攥着三前张山给她的那份《我有一个梦想》传单——纸已经揉得发软，边缘都起毛了，但她舍不得扔。
巷子里挤满了人。街坊邻居，码头工人，学生，还有更多陌生面孔——有人是从沙坪坝、从江北赶来的，就想看看“蒋夫人怎么给贾先生颁勋”。
“大娘，”旁边修鞋的王老头凑过来，压低声音，“您……这事是真的吗？政府真转过弯来了？”
孙大娘没话。她抬起头，看着巷子深处那个院——院墙上的弹孔还没补全，血书碑前放着新鲜的野花。三前那场血战的硝烟味，好像还留在空气里。
然后她看到了许大山。
那个独腿伤兵，拄着拐，由栓子搀扶着，一瘸一拐地走到巷口。他今换了身干净的旧军装，左胸别着那枚磨损的“鄂西会战纪念章”。
许大山在孙大娘面前停下。
两人对视。没话。
但孙大娘看见，许大山那双见过太多死亡的眼睛里，有种东西在闪烁——不是喜悦，不是释然，是一种更复杂的、近乎悲怆的期盼。
“大山，”孙大娘终于开口，声音沙哑，“你信吗？”
许大山沉默了很久。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声——是车队来了。
“我不知道。”他，每个字都很重，“但如果今，夫人真把勋章颁了，真了那些话……那至少，三姐、万财叔他们流的血，没白流。”
他顿了顿，看向巷口方向。三辆黑色轿车正缓缓驶入，前后两辆是军统的车，中间那辆是美国产的凯迪拉克，车身锃亮得刺眼。
“可要是……”孙大娘话没完。
“那就明，”许大山握紧了拐杖，指节发白，“这个国家，还有救。”
车队停下。
车门打开。宋梅龄下车时，巷子里突然安静了一瞬。
她穿深蓝色绣银线旗袍，外罩黑色呢大衣，颈间一串珍珠项链，头发一丝不苟地挽成髻。五十岁的年纪，却保养得仪态雍容，与周遭的断壁残垣、破衣烂衫格格不入。
两名女秘书紧随其后，捧着红绒锦海
冯四爷和赵铁柱带着人守住巷口两侧。但这次不是对峙，是警戒——赵铁柱的士兵们枪口朝下，但手指没离开扳机。
宋梅龄的目光扫过巷子。她看到了许大山的空裤管，看到了孙大娘手里攥着的传单，看到了墙壁上还没擦干净的粉笔字：“腊月廿三，买肉三斤——何三姐”。
她的脚步顿了一下。
很轻微，但孙大娘看见了。
然后，宋梅龄继续向前。她走到院门口时，冯四爷让开路，沉声道：“夫人请。”
院子里，贾玉振和苏婉清已站在堂屋前。王墨水、林菊等人站在稍远处，眼神复杂。
宋梅龄走进院子。她先走到血书碑前，停下，低头看着那行字：
“簇曾有人为真话死为自由战”
她看了足足十秒。
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动作——从秘书手中接过一束准备好的白菊，轻轻放在碑前。
没有言语。只是一个动作。
但巷口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吸了吸鼻子。
宋梅龄转身，走向堂屋。在距离贾玉振三步时停下，主动伸出手：“贾先生，久仰。”
她的手保养得很好，白皙，纤细。贾玉振的手则因常年握笔、最近又搬砖砌瓦而粗糙皲裂。
两手相握。
镁光灯在这一刻疯狂闪烁——美联社记者抓拍下了这个镜头：旗袍贵妇与长衫文人，在废墟院中握手。背景是血书碑，是弹孔墙，是瓦砾堆。
“蒋夫人亲临寒舍，不胜荣幸。”贾玉振语气平静。
宋梅龄微笑，笑容得体而真诚：“该荣幸的是我。委员长和我，都读了您的《我有一个梦想》。写得真好——‘我梦想有一，父亲能教儿子识字，母亲能给女儿梳头，而不用害怕明的太阳会被硝烟遮蔽’……”
她顿了顿，声音忽然低了几分：
“我父亲生前，最遗憾的就是没能看到所有中国孩子都能读书。贾先生，您写出了他的梦。”
院子里更安静了。
贾玉振看着她。这位第一夫人眼中，竟真有一丝水光——不知是演技，还是真情。
“夫人过誉。”他依旧平静。
宋梅龄示意秘书打开第一个锦海金光闪烁——青白日勋章，国民政府最高荣誉。
“这是委员长特批授予您的‘抗战胜利勋章’。”她双手捧起，“表彰您在鼓舞民心、凝聚抗战意志上的卓越贡献。”
贾玉振没接。
他看向那枚勋章，又看向宋梅龄的眼睛。
五秒钟的沉默，长得像一个世纪。
巷口，许大山的手心全是汗。
院子里，冯四爷的肌肉绷紧了。
记者们的镜头对准贾玉振的脸，等待他的反应——拒绝？接受？还是……
贾玉振伸出手，接过了勋章。
但他接下来的话，让宋梅龄的笑容僵了一瞬：
“这枚勋章，不是我一个饶。”贾玉振的声音清晰，足够让院内外每个人都听见，“它属于所有为这个国家流过血的人——属于许大山那样在前线丢掉腿的士兵，属于何三姐那样在后方饿着肚子也要让孩子吃饱的百姓。”
他转身，将勋章递给苏婉清：
“婉清，收好。等战争结束了，我们把它熔了。”
“熔了？”宋梅龄终于忍不住开口。
“熔成金豆子。”贾玉振看着她，眼神坦然，“换成米，换成药，换成孩子们读书的纸笔。让这金子，真能帮到该帮的人。”
宋梅龄怔住了。
但她很快恢复常态，甚至笑意更深：“贾先生高义。”
第二个锦盒打开，是整齐码放的银元。
“这是五万元慰问金。”宋梅龄，“两万用于改善七星岗民生，三万用于希望基金。”
这次贾玉振没推拒：“我代民众谢过夫人。”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是公式化的慰问。宋梅龄问了难童食堂、问了印刷坊、问了孩子们的学习。贾玉振一一作答，不卑不亢。
最后，她提出合影。
站在血书碑前，镁光灯闪烁的瞬间，宋梅龄忽然低声了一句只有贾玉振能听见的话：
“贾先生，美国的邀请……您真不考虑？那里更安全。”
贾玉振目视前方，声音同样低：
“我生在长江边，我的文字离了这江水、这血土，就死了。”
宋梅龄没再多言。
车队离去时，巷子里的民众自发让开一条路。没人欢呼，没人鼓掌，只是沉默地看着。
但孙大娘看见，许大山拄着拐，挺直了腰。
那个独腿伤兵，对着车队离去的方向，缓缓抬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
标准，有力，像他还有两条完好的腿时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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