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之行的寒意，并未随着飞机降落在布加勒斯特而消散，反而如同附骨之疽，更深地浸入米哈伊一世的骨髓。他带回的不是和平的保证，而是一份悬而未决、充满威胁的《联合防御协定》草案，以及克里姆林宫那道冰冷而耐心的目光。几乎在他回国理顺国内事务的同时，一股在苏联阴影下滋养已久的力量，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公开性，登上罗马尼亚的政治舞台，并迅速成为他必须面对的、迫在眉睫的“内部困难”——罗马尼亚工瘸（共产党）。
这股力量的领导者，是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一个在王室档案和秘密警察报告中出现过多次的名字，一个在战前和战争时期多次入狱的“硬骨头”共产党员。如今，他走出阴影，身着剪裁得体的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言谈举止间少了几分往昔地下工作者的激愤，多了几分政客的沉稳与计算。但那双眼睛里闪烁的，依然是毫不妥协的意识形态信念和对权力的炽热渴望。
工瘸的崛起，并非悄无声息，而是伴随着一套组合拳，精准、迅猛，且背后清晰晃动着苏联的影子和“莫洛托夫”式的冷酷逻辑。
他们的第一战场，选在了议会。此时的罗马尼亚议会，虽经战后改组，仍是一个多种政治力量并存的舞台，残留着旧时代的贵族议员、代表农民和城市中产的民族自由党、民族农民党成员，以及一批新近崛起的、背景各异的社会主义倾向代表。工瘸的议员人数起初并不占绝对优势，但他们极其善于利用议会规则和程序，将这里变成了一个喧嚣的角斗场。
德治本人并非每次都亲自下场，他更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导演。在议会中冲锋陷阵的，是几位以辩才和激进闻名的工瘸议员，如那位言辞犀利、善于捕捉对手只言片语进行无限上纲的基伏·斯托伊卡，以及那位总是阴郁着脸、不断抛出各种耸人听闻的“资本家阴谋”和“法西斯残余颠覆活动”报告的扬·格奥尔基·毛雷尔。
一次关于国家预算分配的辩论，本应围绕经济议题展开。一位民族农民党的议员，谨慎地提出，在保障重工业和国防必要投入的同时，是否应考虑增加对农业和微企业的贷款扶持，以缓解农村的贫困和城市的失业问题。
这原本是一个合理的经济提议。但话音未落，斯托伊卡便猛地站起身，手指几乎要戳到对方鼻尖，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整个议事厅：
“同志们！听听！这就是隐藏在民主面具下的反动声音！在国家需要集中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巩固国防以应对帝国主义威胁的关键时刻，有人却试图将宝贵的资源分散给那些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农经济和投机倒把的私人资本！他们的目的何在？就是要延缓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削弱我们的国防力量，为国际资本和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复辟打开方便之门！我强烈要求，不仅不能增加这些贷款，反而要审查提出此建议的议员，其立场是否真正站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祖国一边！”
一顶“反动”、“削弱国防”、“为复辟开门”的巨大政治帽子，就这样扣了下来。辩论瞬间从经济层面跳到了政治立场和忠诚度的审判台上。那位农民党议员气得脸色发白，试图辩解，但他的声音很快被工瘸议员们集体的嘘声和抗议声淹没。议长费力地敲着木槌，场面一片混乱。
米哈伊一世通过王室渠道收到的议会简报中，这类场景的记录越来越多。工瘸的策略很明确：利用一切机会，将对手污名化，将任何不同于他们极端路线的政策主张，都打上“反苏”、“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烙印。他们不在乎辩论的逻辑和事实，只在乎政治上的杀伤力和制造出的噪音分贝。议会，这个本应理性协商的平台，正在被他们成功地改造成一个制造政治恐怖和舆论压力的工具。
与此同时，第二战场在工会领域也如火如荼地展开。罗马尼亚的工会组织在战后处于重建和分化阶段。工瘸的触角，凭借其“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然政治正确和来自北方的秘密资金支持，迅速而有效地渗透进各大主要工会，特别是布加勒斯特、布拉索夫、普洛耶什蒂等工业中心的工会组织。
在普洛耶什蒂的一家大型炼油厂，工人们原本只是因为食堂伙食质量下降和加班费计算不公而酝酿着一次规模的抗议。这本是常见的劳资纠纷（尽管“资方”现在往往是国家）。但工瘸的工会骨干迅速介入，接管了领导权。他们不再仅仅谈论伙食和加班费，而是将诉求迅速拔高到“清算工厂管理层中的法西斯残余分子”、“要求实行工人自治管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等政治层面。
集会上的演讲者，模仿着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腔调，慷慨激昂：
“工友们！我们流血流汗，为祖国生产着宝贵的石油，可有些人却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和旧时代的资本家、地主有什么不同？他们就是钻进我们内部的蛀虫！我们要团结起来，不仅要改善生活，更要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罗马尼亚工瘸，是我们工人阶级唯一的、真正的代表！”
罢工的标语上，开始出现“拥护工瘸”、“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等政治口号。原本单纯的经济诉求，被巧妙地引向吝覆现有管理秩序和挑战政府权威的政治轨道。当政府试图派员调解时，工瘸的代表会站出来，指责政府“偏袒官僚集团”、“镇压工人运动”，进一步激化矛盾。
米哈伊一世和他的首相面临着两难选择：强力干预，会被工瘸和其背后的莫斯科指责为“镇压工人阶级”、“反民主”；坐视不管，则意味着坐视工会一个个被工瘸控制，成为他们随时可以动用的街头政治力量和罢工武器。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议会内的攻讦和街头工潮，并非孤立事件。它们与莫斯科的官方言论，与《真理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对罗马尼亚“内部反动势力”的批判，保持着惊饶同步和呼应。德治在公开演讲中，越来越频繁地引用斯大林的话录，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其潜台词不言而喻：不顺从工瘸的政治要求，就是破坏阵营团结，就是背叛国际主义。
科特罗切尼宫的书房里，米哈伊一世放下厚厚一叠关于最新一次码头工人罢工的报告，揉了揉眉心。窗外，布加勒斯特的夜晚灯火阑珊，但他感受到的，却是从北方蔓延而来的、越来越浓重的寒意。工瘸的崛起，不再是潜在威胁，而是已经刺入国家肌体的现实匕首。德治和他的同志们，正熟练地挥舞着意识形态和群众运动这两把利器，在苏联巨饶阴影下，一步步地蚕食着王室的权威和国家的独立。他知道，与这位“同志”加“对手”的正面较量，已经不可避免。而这场较量，将比在莫斯科红场上的外交斡旋，更加凶险，更加贴近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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