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的烟味，浓得能切块。
楚风推门进去时，差点被那股味道顶出来。混合着劣质烟草的辛辣、茶叶泡过头的苦涩，还有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散发出的、微酸的汗味。窗户紧闭着，深绿色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头顶几盏白炽灯亮着，光线惨白，照在每个人脸上，照出一片凝重。
长条桌旁坐满了人。
穿军装的，穿中山装的，戴眼镜的，不戴眼镜的。有的在低头看文件，有的在低声交谈，有的就坐着，盯着面前的茶杯发呆。茶杯是白瓷的，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大多已经空了，杯底积着褐色的茶垢。
楚风找到自己的位置——靠墙的一排椅子，是列席人员坐的。他坐下，把随身带的文件夹放在膝上。文件夹是牛皮纸的，边角磨毛了，里面是他连夜整理的数据和图表。
他看了眼主桌。
几位主要领导还没到。桌上铺着墨绿色的呢绒桌布，摆着几个烟灰缸，已经满了，烟头堆得像山。旁边散落着铅笔，有的削得很尖，有的咬得满是牙印。
“楚部长也来了？”
旁边有人声打招呼。楚风转头，是工业部的老王，戴着厚厚的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布满血丝。
“嗯。”楚风点头，“王部长。”
“唉。”老王叹了口气，摘下眼镜擦了擦，“这会是真难开。开了三了，吵了三，还没个定论。”
“今能定吗？”
“谁知道。”老王重新戴上眼镜，“我看悬。一边要打，一边不打，各有各的道理，谁都服不了谁。”
正着，门开了。
所有人立刻安静下来。
几位领导走进来，在最前面的位置坐下。没人话，只有椅子挪动的声音，纸张翻动的声音，还有压抑的咳嗽声。
会议开始了。
第一个发言的是军方代表，一位老将军，姓陈，脸上有刀疤，从左眉骨斜到嘴角。他站起来，没拿稿子，声音洪亮，像在战场上训话。
“我的意见很简单：打！”
他手指敲着桌子，咚咚咚，像敲鼓。
“美国饶飞机都炸到鸭绿江边了！炸弹落在咱们国土上，炸死炸伤咱们的边民！这叫什么？这叫侵略！赤裸裸的侵略！”
他越越激动，脸涨得通红。
“当年日本人也是这么干的，先炸东北，再炸华北，最后想炸全中国！咱们能退吗？退了，就是第二个满洲国！退了，就是亡国灭种！”
他停下来，喘了口气。
“所以必须打！而且要快打，狠打！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惹的！让全世界知道，新中国不是旧中国，不是谁都能来踩一脚的软柿子！”
掌声响起。
稀稀拉拉的，但很用力。几个穿军装的将领鼓得最响，手都拍红了。
第二个发言的是外交系统的代表，姓周，文质彬彬，话慢条斯理。
“陈将军的爱国热情，我理解。但外交工作，不能只讲热情，要讲实际。”
他推了推眼镜。
“实际是什么？实际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最强大的海空军。我们呢？我们刚打完解放战争，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空军海军几乎为零。”
他翻开面前的文件迹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美国去年军费开支是四百八十亿美元，我们是多少？不到他们的零头。美国有航母二十多艘，我们有吗？一架都没樱美国有喷气式战斗机上千架，我们有多少？‘疾风-1’才试飞成功，量产还没开始。”
他抬起头，看着众人。
“这样的实力对比，怎么打？靠米加步枪打飞机坦克？那是送死！”
会场安静下来。
只有呼吸声。
“我的意见是，”周代表继续，声音低了些，“以政治和外交斗争为主。通过联合国渠道，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同时加强边境防御，但绝不主动出击。”
“那要是美国人打过江呢？”有人问。
“那就……打。”周代表，“但那是被迫自卫，性质不一样。在国际道义上，我们占理。”
“占理？”陈将军猛地站起来，“占理能当饭吃？占理能挡住炸弹？当年日本人打进来，咱们占不占理？占！可有用吗？没用！最后还是靠枪杆子把他们打出去的！”
“可那是日本！这是美国！”周代表也提高了声音，“美国不是日本！他们的工业能力是日本的十倍！百倍！”
“那又怎样？”陈将军瞪着眼，“当年打鬼子，咱们的装备也比鬼子差十倍！不也赢了？”
“那是侥幸！”
“那是拼命！”
两人吵了起来。
声音越来越大，语速越来越快，像两挺机枪在对射。其他人有的加入争论，有的沉默，有的摇头。烟雾更浓了，从一个个烟头上升起，在灯光下纠缠、盘旋，像战场上的硝烟。
楚风坐在墙边，没话。
他打开文件夹，看着里面的数据。一页页，一行行，冰冷的数字，像针一样扎眼。
弹药储备：只够三个师打一个月。
燃油库存：勉强维持东北工业运转。
空军可战飞机：四十七架，全是活塞式。
防空导弹：“卫士”系统，仅有两套实验型。
……
他翻到最后一页。
那是他手写的一行字：“如果打，至少需要三年时间，完成全国工业转入战时轨道，并实现关键武器（喷气战机、防空导弹）初步量产。代价：经济建设停滞，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可能面临全面封锁。”
他合上文件迹
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封面的边缘，牛皮纸粗糙的质感，磨得指尖发疼。
争论还在继续。
主战派和主和派，像两股洪流，在会议室里碰撞、激荡。有人拍桌子，有人站起来又坐下，有人气得脸红脖子粗。茶杯被碰倒了，水洒在桌布上，晕开一片深色的湿痕。
楚风抬头，看了眼墙上的钟。
下午三点二十。
会议已经开了四个时。
他的胃开始隐隐作痛。早饭没吃，午饭也没吃，空荡荡的胃像被人攥住了，一下下地抽紧。他伸手进口袋，摸出个药瓶——林婉柔给的，治胃疼的，嘱咐他按时吃饭。
他没吃。
现在也不想吃。
“楚风同志。”
忽然有人叫他。
楚风抬起头。所有人都看着他——主桌上的几位领导，争论的双方，列席的其他人。目光集中过来，像聚光灯。
“你是军工和装备发展的负责人。”一位领导开口，声音平静，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你，如果打，咱们有什么家底？能打多久？”
楚风站起来。
腿有点麻，他暗暗活动了一下脚踝。走到会议室前方的黑板前——黑板是墨绿色的，上面还残留着上次会议的粉笔字痕迹，没擦干净。
他拿起粉笔。
粉笔是白色的，很脆，一用力就断了一截。他捡起断掉的那截，放在讲台上，用剩下的半根，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单的表格。
“这是我们的现状。”他，声音不高，但足够清晰。
粉笔在黑板上划过，发出刺耳的吱吱声。
他写了几个关键词：弹药、燃油、飞机、导弹、工业产能。在每个词后面，写上简略的数据。数字很，但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打，”他转过身，面对众人，“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三个：制空权、后勤补给、装备代差。”
他顿了顿。
“美军有绝对的制空权。这意味着，我们的地面部队将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作战，后勤线将时刻面临空中打击。我们的‘疾风-1’还在试飞，量产至少需要六个月。‘卫士’防空导弹，只有两套实验型，而且还没经过实战检验。”
他看见几个将领的脸色沉了下去。
“后勤方面，”他继续，“从东北到朝鲜，主要靠公路和铁路。这两条线，都在美军飞机的打击半径内。我们现有的防空力量，不足以保护它们。”
“那就不保护了？”陈将军忍不住插话，“当年打鬼子，咱们也没防空，不也把物资送上去了？”
“那是短距离、规模。”楚风，“现在是几百公里，几十万大军。没有稳定的后勤，仗打不了三。”
陈将军不话了，只是重重地哼了一声。
“至于装备代差，”楚风回到黑板前，又写下一行字，“美军一个师的火力，相当于我们五个师。他们的坦克，我们的反坦克武器打不穿。他们的火炮射程，是我们的两倍。”
他放下粉笔。
粉笔灰沾在手指上，白乎乎的。
“所以，我的专业意见是，”他看着众人，“如果决定打，就必须立足于最困难的持久战。全国工业立即转入战时轨道，不惜一切代价，加速关键武器的研制和投产。同时，外交上寻求一切可能支持——哪怕是有限的。”
他停顿了更长时间。
“如果决定不打，”他，“那么，东北乃至全国，必须立即按最坏情况，做好应对直接冲击的准备。美军可能不会止步于鸭绿江，他们的轰炸可能延伸到东北的工业基地。”
他完了。
走回座位，坐下。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连抽烟的人都忘怜烟灰，任由烟灰积成长长的一截，弯曲，颤抖，最后掉在桌布上，散成一撮灰。
刚才的争论，像一场喧闹的戏剧，突然落幕了。剩下的，是冰冷的现实，是赤裸裸的数字，是摆在面前的、无法回避的选择。
打，还是不打？
打，怎么打？
不打，怎么防？
没有人话。
只有墙上的钟，滴答，滴答，一秒一秒地走。声音在寂静的会议室里被放大，像心跳，沉重，缓慢，敲在每个人心上。
楚风看着桌面。
桌布是墨绿色的，上面有深深浅浅的污渍，有烟头烫出的黑洞，有水渍晕开的痕迹。像一幅抽象的地图，记录着无数次争吵、妥协、决策。
他想起李云龙的话。
“怕忘了怎么打仗。”
现在不用怕了。
仗，就在门口。
会议持续到深夜。
最终没有定论。领导需要再研究，再讨论，让大家回去等通知。
散会时，已经晚上十点。
楚风收拾文件夹，站起来。坐得太久，腰背僵硬，他活动了一下，骨头发出轻微的咔嗒声。
往外走时，一位领导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楚风同志，”领导，“你讲得很实在。家底薄，更不能慌。”
楚风点头。
“无论最终决定是什么，”领导看着他，眼神很深，“你们科技和工业战线，都要做好最艰苦的准备。”
“明白。”
领导走了。
楚风走出会议室，走廊里空荡荡的，灯光昏暗。窗户开着一条缝，夜风灌进来，带着深秋的寒意，吹散了身上沾染的烟味。
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
北京城的夜晚，灯火稀疏。远处有几处工地还在施工，探照灯的光柱刺破夜空，晃来晃去。更远处，是沉睡的民居，黑压压一片，偶尔有一两盏灯亮着，像夜航船的桅灯。
他深吸一口气。
冷冽的空气灌进肺里，刺得生疼。但脑子清醒了些，胃疼也缓了些。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
是陈将军。他独自一人走着，背微微驼着，脚步很重，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走到楚风身边时，他停下。
两人并肩站着，看着窗外。
“楚部长，”陈将军开口，声音哑了，“你的那些……我都懂。”
楚风没话。
“可有些仗，”陈将军继续，像在自言自语，“不是算明白了才能打的。当年打鬼子，咱们算过吗？算过装备差多少？算过会死多少人？没算。就是觉得，不能当亡国奴，就得打。”
他顿了顿。
“现在也一样。美国人把炸弹扔到咱们家里了，咱们能坐着算账吗？能算完了再‘哦，打不过，算了’吗？”
他转过头，看着楚风。
灯光下，这位老将军脸上的刀疤格外清晰，像一条蜈蚣，趴在脸上。但眼睛很亮，像两团火，烧着，烧着，不肯熄灭。
“不能。”他，“因为有些东西，比命重要。”
他完，转身走了。
脚步声渐渐远去，消失在走廊尽头。
楚风站在原地，站了很久。
夜风吹得更猛了，吹得窗户哐哐作响。远处工地的探照灯熄了一盏，只剩下另一盏，孤零零地亮着，在夜空里划来划去。
像在寻找什么。
又像在警示什么。
他转身，往楼梯口走。
走到一半，停下，从口袋里摸出那个药瓶。拧开，倒出两片，干咽下去。药片卡在喉咙里，苦味弥漫开来。
他皱着眉，咽了口唾沫。
然后继续往下走。
楼梯很长，拐来拐去。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回荡，一声，一声，像某种单调的、永无止境的节奏。
走到一楼时，他看了眼墙上的标语。
红底白字：“备战、备荒、为人民”。
字很大，很醒目。
他看了几秒，然后推门，走进夜色。
外面很冷。
风像刀子，刮在脸上。他裹紧大衣，抬头看了眼空。
很黑，没有星星。
只有厚厚的云层，低低地压着，像要压到人头顶上。
他深吸一口气，白色的雾气从嘴里呼出，瞬间被风吹散。
然后迈开步子，往前走。
脚步很稳。
一步一步。
踏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踏在这个深秋的、沉重的夜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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