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六章 董琰布防定宫闱
伏完叛乱的余烟尚未完全消散，董琰便在相国府的书房里铺开舆图，指尖划过皇宫与长安城郊的布防标记。属官捧着刚整理好的“平叛复盘册”，轻声道：“相国，伏完残余已尽数清缴，宫内外安插的眼线也已拔除。此次能如此迅速平乱，全靠您提前布下的三道防线。”
董琰点点头，翻开复盘册，目光落在“禁军布防”一页——早在永隆元年，他察觉伏完暗中联络洛阳旧部时，便以“加强宫禁”为由，将亲信禁军统领调至太极殿周边，还在宫门、御花园等关键处增设了“暗哨”，这些暗哨多是当年随他平定关中的旧部，忠心且精锐，伏完的人刚闯入太极殿，便被暗哨缠住；第二道防线是“情报网”，他让属官伪装成宫人、侍卫，潜入伏府与东宫，实时传回伏完的动向，连伏完约定叛乱的时辰，都提前一日告知了献帝；第三道防线则是“各地联动”，在颍川、汝南等地布防的锦衣卫，与长安禁军同步行动，伏完刚动手，各地便封锁了他的退路，断了他向外求援的可能。
“不是我布防周密，是伏完太过自负。”董琰合上复盘册，语气平静，“他以为能借士族作乱、太学闹事乱我阵脚，却忘了新政早已得民心，他的阴谋不过是自寻死路。”
平叛的喜悦尚未褪去，皇宫内便掀起了新的波澜——献帝的两位妃嫔早已先后诞下皇子：董贵人生下刘懿，曹节生下刘熙。董承与曹操作为外戚，虽都支持新政，却在“太子位”上动了心思，暗中较量起来。
董承性子急躁，刚得知伏完伏诛，便迫不及待地拉拢朝中旧臣，甚至私下拜访董琰，想借“董家同宗”的身份求支持：“相国，刘懿是董家血脉，若立为储君，将来新政必能更稳。您若肯帮忙，我愿承诺将来让董家子弟多掌兵权。”
董琰却婉拒道：“储君之位，当由陛下定夺，臣身为相国，只知辅佐朝政，不敢干涉后宫与储君之事。”他深知董承虽为同宗，却野心勃勃，若真让刘懿为储，董承恐会借“外戚”身份专权，重蹈伏完覆辙。
另一边的曹操则沉稳得多。他没有主动拉拢官员，反而劝曹节：“你只需好好侍奉陛下，照顾皇子，不必急着争位。陛下心中自有一杆秤，感情比什么都重要。”
曹节本就与献帝情深——当年献帝被刘备挟持时，曹节便陪伴左右，后来献帝复位，力排众议纳她为妃，两人历经患难，早已心意相通。
她每日除了照顾刘熙，还会陪献帝批阅奏折，偶尔还会以“民间视角”提些新政建议，比如“减轻佃户夏季赋税”“在市集设‘投诉点’方便百姓告官”，都深得献帝认可。
一日，献帝在御花园与曹节散步，起储君之事，曹节轻声道：“陛下不必为了外戚为难，无论是刘懿还是刘熙，只要将来能遵行新政、为百姓办事，便是好储君。臣妾只盼陛下身子安康，下太平。”
这番话让献帝心中愈发笃定。他想起董贵人平日里总被董承教唆，多次为董家求官；而曹节从不争权，反而处处为百姓着想。次月，献帝便下旨：册立曹节为皇后，其子刘熙为皇太子；董贵人为贵妃，赐董嘲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职，削去其部分兵权，断了他争储的念想。
董承虽未被重罚，却心有不甘，仍想暗中争权——他拉拢被削权的士族残余，试图在朝堂上散布“太子年幼，需外戚辅政”的言论，甚至想借“修订礼仪”为由，安插自己的亲信。
可此时的董承，早已没了往日的势力：士族残余元气大伤，连董家内部都有不少人支持董琰的新政，不愿跟着他冒险。一次朝堂议事，董承提议“让外戚参与太子教育”，立刻被满宠反驳：“《民法典》载明‘储君教育由太学与朝臣共同负责，外戚不得干预’，董公此议，有违律法。”
献帝也顺势道：“满卿所言极是，储君教育当以律法、实务为主，就交由蔡邕祭酒与董相国统筹，不必劳烦外戚。”
董承见献帝态度坚决，朝臣也多不支持，只能悻悻作罢。此后，他虽仍有动作，却掀不起大浪——董琰早已安排锦衣卫暗中监视，他的每一步动作，都在掌控之郑
解决了伏完叛乱与储君之争，董琰身上的压力骤然减轻。他终于能将全部精力投入新政推行，却并未急于求成，而是先组织属官与地方官员，梳理《民法典》推行职不合汉末实际”的条款，逐一调整。
在“奴婢赎身”条款上，原规定“奴婢需缴纳十两白银方可赎身”，可汉末百姓贫困，十两白银对普通奴婢而言如同文数字。董琰便改为“奴婢可按‘劳役折算’，每年为雇主劳作满十个月，可抵一两白银，或通过‘立功赎罪’减免赎身银”，还允许地方官根据当地富庶程度，微调赎身银额度，比如关症中原按原额的八成，凉州、并州按原额的五成。
在“土地限额”上，原规定“无论地域，每户最多拥有五十亩良田”，可凉州多戈壁，并州多山地，五十亩良田对当地百姓而言难以实现。董琰便改为“按地域定限额：关症中原每户五十亩，凉州、并州每户八十亩，且‘山地、戈壁’不计入限额，鼓励百姓开垦”，还配套推出“开垦补贴”——开垦荒地满十亩，可免三年赋税。
在“税收制度”上，原规定“按户缴纳固定赋税”，可有的家庭人口多却土地少，有的家庭土地多却人口少，明显不公。董琰便改为“按‘人丁和土地’混合征税：每丁每年缴纳两石粟，每亩良田缴纳半石粟，贫瘠土地免征税”，还增设“救灾免税”条款——遇旱灾、水灾的地区，可凭地方官奏报，免一至三年赋税。
这些调整并非凭空而来，而是董琰派属官深入各州调研，收集了上万份百姓与地方官的反馈后定下的。调整后的条款推行时，百姓反响热烈——凉州有奴婢靠“劳役折算”，三年便赎了身；并州百姓开垦荒地，次年便多收了五石粟；关中佃户因“混合征税”，每年少缴了近一石粟。
曹操见董琰推行新政成效显着，特意来相国府拜访：“伯瑜公如今推新政得心应手，看来是真卸下了重担。”
董琰笑着递上一杯茶：“不是我得心应手，是新政本就该‘顺势而为’。律法是死的，人是活的，若不顾实际，再好的律法也落不霖。如今储君已定，叛乱已平，正是推新政的好时候。”
窗外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案上的《新政调整章程》上，上面密密麻麻的批注，都是董琰与属官反复商议的结果。董琰看着章程，眼中满是期许——他知道，新政不会一蹴而就，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但只要保持“务实调整”的初心，总能让律法真正贴合百姓需求，让新政在这片土地上扎得更深、更稳。
永隆二年的夏，长安街头的市集愈发热闹，太学的学子们忙着下乡实践，地方官们按调整后的律法处理事务，百姓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董琰站在相国府的廊下，望着这生机勃勃的景象，心中终于松了口气——他与弟弟董牧多年的努力，终于在这片土地上开出了希望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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