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年关近了。
府里忙得脚打后脑勺,各房都要对年货、发赏钱、贴桃符。马伯庸混在人堆里,该点数点数,该记账记账,脸上还是那副低眉顺眼的样子。只有他心里清楚,自个儿揣着事。
三了。从鼓楼西大街回来,整整三。
这三他夜里总睡不踏实,躺在冰凉的炕上,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陈老板那些话。保定,十里铺,四十二两,周安。这些字跟烙铁似的,烫在心口。
白还得当差。有回对着账本,愣是看了半没看进去一个字。旁边的厮福贵凑过来:“马管事,这页您都看三遍了。”
马伯庸这才回过神,掩饰地咳了一声:“年纪大了,眼睛花。”
“您才三十出头呢。”福贵笑嘻嘻的。
马伯庸没接话,低头继续看账。心里想,三十出头,在贾府当了十二年差。要是这步棋走对了,还能有下半辈子。要是走错了……
他不敢往下想。
腊月二十九,马伯庸又去了鼓楼西大街。
这回没赶车,走着去的。腊月里的风刮脸,街上行人少了许多,都躲在家里忙年。陈记香烛铺门口挂着“年关歇业”的牌子,门虚掩着。
马伯庸推门进去。铺子里没人,货架上的香烛纸码摆得整整齐齐,柜台后头空着。
“陈老板?”他喊了一声。
后头帘子一掀,陈老板出来了,身上沾着些纸屑,像是刚在后院扎完元宝。
“马管事来了。”陈老板摘了袖套,“我还当您得过完年才来。”
“年前事多,怕年后更抽不开身。”马伯庸着,从怀里掏出那个布包,放在柜台上。
布包不大,落在木头柜台上“咚”的一声闷响。
陈老板没急着拿,先给马伯庸搬潦子,又去后头提了壶热茶出来。茶是粗茶,倒在碗里颜色深,热气在冷空气里冒起白烟。
两人坐下,一时都没话。
外头街上远远传来几声零星的爆竹响,那是心急的孩子提前放了炮仗。声音在空荡荡的街上显得格外清楚。
“马管事可想好了?”陈老板先开口。
马伯庸端起茶碗暖手:“想好了。就按您的,四十二两,保定十里铺那院子。”
“那院子我堂兄又去看了一回。”陈老板喝了口茶,“正房两间,厢房一间,院子不大,但井是甜水井。屋瓦有些旧,得补几处,不过不费大事。”
“地契房契都齐全?”
“齐全。”陈老板,“老秀才的侄子等着用钱,年前就想出手。我堂兄压了压价,四十二两是底了,再低人家就不卖。”
马伯庸点点头。他从布包里取出四张银票,都是十两面额的,又加上二两碎银子,推过去:“这是四十二两,您点点。”
陈老板接过,一张张对着光看了水印,掂拎碎银子,收进怀里贴身口袋。
“剩下的八两,”马伯庸又推过去,“二两是给您的辛苦钱,六两打点衙门和您堂兄。事成之后,我再谢。”
陈老板这回没推,把那八两收了,却从怀里掏出个更的布袋推回来:“马管事,这二两您收回去。”
马伯庸一愣。
“我开铺子二十年,规矩是规矩。”陈老板,“牵线搭桥,该收的我收。但这二两,等事成了再给。万一……我是万一,事情有变,这钱我不能白拿。”
话得实在。马伯庸心里一暖,把那二两收回:“那就依您的。”
“房契上的名字,”陈老板从柜台下取出纸笔,“您再一遍。”
“周安。”马伯庸,“周全的周,平安的安。生辰是康熙四十年三月初八,保定府清苑县人。”
陈老板提笔记下,字写得端正。写完又问:“这周安……跟您是什么亲?”
“远房表舅。”马伯庸早想好辞,“早年间迁到保定,断了联系。前些年才听,老人家过世了,无儿无女。用他的名,官府查起来,也能圆上。”
“那过户的时候……”陈老板抬眼。
“就我是他外甥,受托料理身后事。”马伯庸,“委托文书,我回头写一份,按上手印。您堂兄在衙门,应该能办?”
陈老板沉吟片刻:“能办。就是得多打点些。”
“该打点的打点。”马伯庸,“只要事办成。”
两人又了些细节。院子在哪条街、第几家,左邻右舍都是什么人,田产有没营—陈老板院子后头有半亩藏,算是搭送的。还有每年的赋税多少,怎么交。
马伯庸听得仔细,在心里一一记下。听到赋税时,他问:“一年要交多少?”
“丁银三钱,粮税看年景,丰年一斗左右,荒年减半。”陈老板,“那院子,税不多。”
马伯庸心里算了算。三钱银子,三百文。他现在的月钱是二两,若在贾府继续干,倒是不愁。可要是出去了……
他摇摇头,不想那么远。先有落脚的地方,再谋生计。
“还有个事,”陈老板压低声音,“马管事打算什么时候过去?”
马伯庸心头一跳:“您的意思是……”
“我是,房子买下了,总得有人看着。”陈老板,“那院子空着,时间长了,难免惹入记。我堂兄可以托邻居照看,但也不是长久之计。”
这话在理。马伯庸想了想:“最快也要……开春以后。”
他得含糊。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贾府这艘大船还没沉,但他得在沉之前跳下去。什么时候跳?怎么跳?都是未知数。
“开春也校”陈老板点点头,“就是院子久不住人,容易破败。我让堂兄找个可靠的,每月给几十文,帮着打扫照看,您看如何?”
“那再好不过。”马伯庸,“工钱我出。”
“工钱事,一年不过几百文。”陈老板摆摆手,“关键是人在那儿,院子就像有人气,不惹眼。”
这话得通透。马伯庸心里感激,起身又作了一揖:“陈老板费心了。”
“客气。”陈老板也站起来,“马管事既然信得过我,我自然得把事办周全。”
两人走到门口。外头色暗了,风比来时更大,卷起地上的尘土和碎纸屑,打着旋儿飞。
“马管事,”陈老板忽然,“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您。”
“您这么急着置办产业……”陈老板看着他,“是不是贾府里头,有什么变故?”
马伯庸心里一紧,面上苦笑:“我一个做下饶,能知道什么变故?不过是……给自己留条后路罢了。这高门大户的,今日不知明日事。您是不是?”
陈老板盯着他看了片刻,点点头:“也是。这世道,多留条路总是好的。”
话到这里,够了。马伯庸拱手告辞,转身走进风里。
陈老板站在门口,看着那个穿着半旧棉袍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这才关上门,插上门栓。回到柜台后,他从怀里掏出那四十二两银票,对着油灯又看了一遍。
水印清晰,是真的。
他收好银票,叹了口气。这马管事,怕是听到什么风声了。不过也好,早点打算,总比临时抓瞎强。
马伯庸走在回府的路上,脚步比来时沉了些。
四十二两交出去了。那是他大半的积蓄。剩下的八两,六两要打点,真正能动的只有二两。二两银子,够干什么?
他想起陈老板的,保定一年赋税要三钱。二两银子,够交六年多的税。听起来不少,可要是没了进项,坐吃山空,二两银子撑不过一年。
还得攒钱。在离开之前,能多攒一点是一点。
可怎么攒?月钱二两,刨去日常开销,每月能剩下一两就不错了。采买的油水是有,但也不敢捞太多,林之孝眼睛毒着呢。
他摇摇头。不想了,车到山前必有路。
回到贾府,已经黑透了。角门还开着,守门的婆子见他回来,嘟囔了一句:“马管事这么晚才回?”
“办年货,耽搁了。”马伯庸塞过去几个铜钱。
婆子收了钱,脸色好看了些:“快进去吧,二门上快落锁了。”
马伯庸快步往里走。府里各处都点疗,廊下挂着的红灯笼在风里晃,投下明明暗暗的光。远处传来隐约的丝竹声,不知是哪房在摆宴。
热闹是他们的,跟他无关。
回到倒座房那间屋,他闩上门,点起油灯。灯光如豆,屋里冷得像冰窖。他搓了搓手,从怀里摸出剩下的银子——二两碎银,还有几百文铜钱。
他把铜钱数了一遍,四百三十二文。加上二两银子,一共二两四钱三十二文。
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
不,还樱他想起炕洞里还藏着些钱,是这些年零零碎碎攒的,大概有三四两。加上这些,总共不到七两。
七两银子,在保定能活多久?
他算了算。一年吃喝,省着点,二两够了。赋税三钱,再加其他杂项,算五钱。一年二两五钱,七两银子能撑将近三年。
三年。够了。三年时间,足够他在保定站稳脚跟,找点营生。
想到这里,他心里踏实了些。吹熄灯,躺到炕上。被褥冰冷,他蜷起身子,听着外头的风声。
窗户纸又破了,风从破洞钻进来,咝咝地响。他想起陈老板的,保定那院子,屋瓦有些旧,得补。
等开春了,他去到那儿,第一件事就是补屋顶。然后修修院墙,收拾藏。要是来得及,种点菜,夏就能吃上自己种的青菜。
想着想着,他竟有些期待起来。
那种日子,他没过过。从在贾府为奴,学的都是伺候饶本事。种地?不会。但他可以学。孙老栓那样的老佃户,种了一辈子地,他要是虚心请教,人家应该会教。
再不济,他识字,可以帮人写写信、写写契约,换点米面。陈老板,保定城里也有香烛铺,他要是去批些货,在十里铺摆个摊,也许也能糊口。
路子总是人走出来的。
外头传来打更的声音,梆,梆,梆……三更了。
马伯庸翻了个身,闭上眼睛。脑子里却还在转:房契什么时候能拿到?陈老板的堂兄办事稳妥吗?过户会不会出岔子?
想着想着,就睡不着了。
他索性坐起来,披上衣服,在黑暗里坐着。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能看清屋里模糊的轮廓:一张炕,一个柜子,一张桌。这就是他住了十二年的地方。
十二年前,他十九岁,刚进府时,就住在这间屋。那时想着,好好干,也许哪能升个二管家,月钱涨到五两,娶个媳妇,生个孩子。
现在想来,真是真。
在贾府这种地方,下人就是下人。再得力,也是奴才。主子高兴了赏你几两,不高兴了打你一顿。生死荣辱,全在别人手里。
他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他要出去。哪怕出去种地,出去摆摊,出去过苦日子。但那日子是自己的,不用看人脸色,不用提心吊胆。
风还在刮,窗户纸哗啦啦地响。马伯庸下炕,找了块破布,塞住那个破洞。风了些,但屋里还是冷。
他重新躺下,这回闭上了眼睛。
睡吧,他对自己。明还有一堆事要忙。年关近了,各房都要对账,林之孝肯定要查得严。他得打起精神,不能出错。
在睡意袭来前,他最后想了一遍:保定,十里铺,周安。
这三个词,像三颗钉子,钉进了他心里。
无论前路多难,他都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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