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瓯江，水势渐涨，裹挟着山中融雪的微寒与泥土的腥气，浩浩荡荡东流入海。在这条连接着越地与中原的动脉水道上，除了往来巡弋的战船和捕鱼的扁舟，偶尔也会出现一些特别的旅人。他们大多衣衫虽旧却浆洗得干净，面容带着长途跋涉的风霜与疲惫，眼神中却闪烁着一种混合了好奇、警惕与某种难以言喻的期望的光芒。他们来自中原，来自那个礼乐文章、百家争鸣的繁华世界，如今却逆着人流，向着被视为“断发文身”之地的东南边陲而来。
东瓯，“神农”之名随着商旅的传言、溃卒的闲谈，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它以弱抗楚而不败、化荒滩为沃土、拥强兵而重农事的事迹，经过无数次的添油加醋和口耳相传，在中原士林间，渐渐蒙上了一层传奇般的色彩。对于某些在故国郁郁不得志，或厌倦了无休止的合纵连横、渴望寻找一片能实践理想的净土，又或是单纯被这“异类”所吸引的士人而言，东瓯，成了一处值得冒险一探的所在。
最先抵达的是三位士子。为首者名叫淳于敬，年近四十，面容清癯，来自邹鲁之地，言谈间尚带几分稷下学宫辩士的遗风，精于律法与纵横之术，却在齐国不得重用。另一人名为田穰，年纪稍轻，来自宋国，身形微胖，脸上总带着探究的神色，对农事、工巧颇有兴趣，算是士人中的“杂家”。还有一位名叫季劼的年轻人，来自卫国，沉默寡言，手指纤细，于算学、地理一道颇有赋。他们三人因缘际会结识，辗转千里，避开关卡，最终乘着一艘胆大的商船，渡过了被视为堑、且有楚军游弋的瓯江。
踏上东瓯的土地，眼前的景象与他们想象中的“蛮荒”大相径庭。空气中弥漫着江水腥气、新翻泥土的芬芳，还有一种…类似发酵肥料的味道，不算好闻，却透着生机。没有杂乱无章的茅屋，没有面黄肌瘦、眼神麻木的野民，取而代之的是规划整齐的闾里，虽然屋舍依旧以土坯茅草为主，但街道干净，少见垃圾污秽，行人面色红润，步履匆匆，眼神中透着一股难得的安定与专注。
他们被暂时安置在驿馆，行动并未受到限制，反而被允许在一名年轻文吏的陪同下，有限度地参观。他们信步走向市集，只见交易井然，新铸的东瓯钱与以物易物并存，粟、帛、盐、鱼之价，竟有吏员在旁立木牌明示，字迹虽朴拙，却一目了然，以防奸商欺诈。一个卖陶器的摊位前，两个农人为一个陶罐的价钱争执起来，很快便有一名更年长的吏员过来，依据木牌所标价格调解，双方很快偃旗息鼓。田穰看得啧啧称奇：“明码标价，吏员调解，簇治理，颇重规矩实效。”
行至城外田野，但见禾苗青青，水渠纵横如织。他们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弯曲犁具（曲辕犁），一牛牵引，远比中原流行的直辕犁省力；看到了据能自行播种的奇怪车辆（耧车）模型被摆在乡学门口作为教具；远处河畔，巨大的翻车（龙骨水车）正在几名壮汉的踩踏下，哗啦啦地将河水提入高渠。季劼默默观察着水车的结构，眼中闪过思索的光芒。更远处，一些农人正将一种墨绿色的浆液泼洒入田，空气中那股发酵的气味更浓了些。田穰忍不住向带路文吏打听，得知此物名为“碧波浆”，乃沤制肥料，可壮地力（保密原因，只能忽悠）。
“重农耕，兴水利，改农具，簇确有其独到之处。”田穰低声对淳于敬道。
淳于敬微微颔首，目光却更多投向远处隐约可见的军营。那里传来的操练号子声整齐划一，金铁交击之声带着凛然的杀气，虽未见军容，但听其声，便知绝非乌合之众。“武备亦是不弛，难得。”他沉吟道。
他们甚至被允许远远观望一处正在修建的“水上砦堡”。民夫与士卒一同劳作，搬运巨石木材，号子声震，却不见监工鞭挞，人人尽力，效率极高。季劼仔细观察着砦堡的位置，又望向江面对岸隐约的楚军帆影，似乎明白了这建筑的用途。
几日考察，三位士子心中震撼与疑惑交织。这里的一切，都透着一股强烈的实用主义和井然有序的活力，与中原各国那种礼乐虽存、却或因奢靡、或因僵化而暮气沉沉的氛围截然不同。然而，这种纯粹务实、似乎缺乏“文采”的风格，又让他们这些习惯了口吐莲花的士人感到些许不适。
终于，欧阳远在治事厅正式接见了这三位远道而来的士子。厅内陈设依旧简朴，除了必要的案几坐席，便是堆叠如山的竹简与帛书，唯一的装饰或许是墙上悬挂的一张粗略的东瓯及周边地图。欧阳远端坐主位，依旧是一身朴素的深衣，文寅陪坐一旁。三位士子行礼后，分坐两侧，能感受到一种不同于中原宫廷的、略显凝重却充满实干气息的氛围。
最初的寒暄过后，气氛便微妙起来。淳于敬抚平衣襟，率先开口，他引经据典，从三代之治谈起，探讨起了“王道”与“霸道”之别，言语间，隐晦地试探欧阳远的志向，是满足于割据一方的“霸道”，还是心怀下、泽被苍生的“王道”。
欧阳远静听片刻，微微一笑，没有直接回答，反而问道：“淳于先生博闻强识，远钦佩。然，远有一事请教：昔日管仲相齐，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下，其所行者，先生以为，是王道耶？霸道耶？”
淳于敬一怔，这个问题自古便有争议。他谨慎答道：“管仲之功，富国强兵，尊王攘夷，自是霸道。然孔子亦尝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此乃行霸道而存中国之礼，功莫大焉，不可纯以霸道视之。”
“先生所言极是，管仲之功，在于务实。”欧阳远颔首，随即目光变得锐利，“然，管仲何以能行此‘霸道’而存中国？其首在‘仓廪实’、‘衣食足’！民无食则乱，国无财则亡，此倪扑不破之理。空谈王道仁义，不足以御强楚之窥伺，不足以活东瓯之万民。是故，本王治东瓯，不汲汲于辩王、霸之虚名，但求‘务实’二字。何为务实？富民、强兵、立信而已！”
他声音沉稳有力，目光扫过三位士子：“孔夫子有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此三者为政之基，圣人之训也！食不足，则礼乐何为？兵不强，则疆土何存？信不立，则民心何附？法令何行？东瓯僻，强邻在侧，不敢妄称王道，唯恪守圣人之教，先求足食足兵，使民有所依，兵有所恃，信义着于邦内。此基础上，方有资格论及其他。若一味空谈仁义道德，而致土地荒芜，武备松弛，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纵有王道之名，响彻云霄，于国何益？于民何补？”
这番话，将儒家经典与极端务实的治国方略紧密结合，既展现了欧阳远对典籍的熟悉，更旗帜鲜明地亮出了东瓯的核心理念——一切以实效为准，以生存和发展为第一要务。他将自己的做法牢牢锚定在儒家圣人自己的话语之上，使得淳于敬一时难以从经典层面反驳。
田穰忍不住插言道：“欧阳君重农工，兴利器，此确为富民强兵之途，穰深以为然。然，礼乐教化，伦理纲常，乃立国之本，不可或缺，可化民成俗。观东瓯乡学，何以多授稼穑、匠作、算数之术，而少闻诗书礼乐之声？长此以往，恐民风趋于功利，而失仁厚之基。”
欧阳远看向他，语气平和却坚定：“田先生，礼乐生于丰足，纲常立于安稳。当百姓食不果腹、强敌环伺、朝不保夕之时，与其教他们吟水关关雎鸠’，不如教他们认识‘禾’、‘稻’二字，学会计算田亩产量，懂得操作新式农具，知晓如何防治疫病。此乃活命之学，立根之技，亦是当下最迫切之‘教化’！待仓廪实、衣食足、甲兵强、邦国稳固之后，诗书礼乐，伦理纲常，自然如春雨润物，蔚然成风。顺序若错，便是空中楼阁，画饼充饥。东瓯之教化，乃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学问，是从生存斗争中总结出的智慧，先生以为然否？”
一直沉默的季劼，此刻忽然抬头，声音不大却清晰：“欧阳君，算学、地理，道也，亦可强国？”
“然也！非但可以，而且必须！”欧阳远肯定道，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算学可清账目、定赋税、计军粮、测距离、制器械，地理可明山川、知险要、晓物产、利交通、定疆域。此二者，乃强兵富国之实学，不可或缺。先生所长，正是东瓯急需之才。岂不闻《周礼》亦有掌土地、测舆图之官职？此非道，实乃经世之大器！”
一番机锋交锋，欧阳远不尚空谈、唯求实效的务实作风，以及对经典恰到好处的运用和阐释，深深触动了三位士子。他们来自百家争鸣的中心，见识过各种宏论高调，却鲜少见到如此将理念与行动紧密结合，且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的地方。淳于敬脸上的矜持与审慎渐渐化为深沉的思索，田穰眼中充满了发现新大陆般的兴奋与兴趣，季劼则微微点头，一直紧绷的肩膀似乎放松了些。
辩论之后，欧阳远并未急于授予高官厚禄，而是采取了更为务实的“量才录用”之法。他请文寅根据三饶特长和东瓯的实际需求进行具体安排。
淳于敬被请去协助文寅，参与拟定东瓯日益繁杂的律令条文，并负责一部分与外界（如商人、零星来访者）沟通的外交文书工作，其律法根基与纵横辩才找到了用武之地。
田穰则对东瓯的农事工巧兴趣浓厚，被安排进入“工院”（由凫厘主持，融合了工匠与技研职能），参与农具的进一步改进和《东瓯农书》的修订补充工作，他的“杂家”学问和动手能力找到了实践的土壤。
季劼因其算学与地理赋，被委以重任，协助猗顿整理情报中涉及的地理信息，绘制更精确的东瓯及周边山川险要、物产分布图，并开始参与府库物资的统计、核算及预算工作。
虽然没有立刻获得显赫的官位，但这种基于能力、尊重个人志趣的任用，让三位士子感受到了真正的尊重和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他们迅速融入了东瓯的运转体系，带来了中原的学识、视野与更为系统的思维方法，也为东瓯略显质朴、偏重实践的文化氛围，注入了一股严谨而清新的活力。
淳于敬、田穰、季劼的南渡与留用，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开始悄然扩散。消息随着商旅和更多心怀期待的士子慢慢传开，东瓯这个曾经被中原视为化外之地的边陲政权，正以一种独特的、务实而充满生机的姿态，吸引着八方星火。这星火虽微，却蕴含着知识与文明的力量，悄然汇聚，终可成燎原之势。
第四十九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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