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飞的出现，像一颗投入平静（至少表面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比依萍预想的要持久，也……更有用。
这个《沪江晚报》的实习记者，有着与何书桓截然不同的气质。何书桓是沉静的深潭，优雅含蓄，带着属于他那个阶层和学识的疏离感；杜飞则是喧闹的溪流，热情直率，充满未经世事打磨的好奇与活力。他丝毫不掩饰对依萍歌声的欣赏（“陆姐，你上次唱的那段转调，绝了！我回去琢磨了好久！”），也毫不避讳地表达对何书桓的推崇（“书桓是我见过最有才华也最正直的人！”），甚至对大上海的浮华喧嚣，也带着一种真又犀利的观察（“那些人花钱听歌，好像就为了证明自己有钱，真没劲！”）。
起初，依萍对杜飞的接近保持着高度警惕。他是何书桓的朋友，他的出现很难不是何书桓另一种形式的“靠近”。但几次“偶遇”（后来依萍怀疑其中至少有两次是杜飞刻意制造的）和简短的交谈后，她发现杜飞似乎真的只是出于记者（或者文艺爱好者）的职业本能和个人兴趣，想要更多地了解她这个“不一样”的歌者。他提问直接，有时甚至有些莽撞，但并无恶意，也绝无狎昵之意。他更像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学生，或者一个发现了新奇玩具的孩子。
依萍开始有选择地、极其有限度地回应杜飞。在他又一次“偶遇”并兴奋地谈起最近看的一部左翼话剧时，她淡淡地接了一句：“艺术若能照见现实，总是好的。”杜飞立刻像找到了知音，眼睛发亮，滔滔不绝地讲起话剧中对底层民众的刻画。依萍大多只是听着，偶尔点头，心中却在评估：这个杜飞，思想似乎比较进步，关注社会现实，与何书桓那种更偏重文化美学和文人情怀的角度不同。或许……他能在某些方面，提供一些何书桓无法提供的信息或视角？
她决定冒一个很的险。
一次杜飞又“凑巧”在她常去的公园附近“采访”另一位街头艺人时，“偶遇”了正在长椅上记谱的依萍。闲聊几句后，依萍状似无意地提起：“杜先生消息灵通，不知可曾听，近来租界里，关于一些……货物流通的风声？”
她问得极其模糊，甚至没有具体指代。但杜飞愣了一下，推了推眼镜，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些，压低声音：“陆姐指的是……走私？还是那些见不得光的黑市交易？”他左右看了看，声音更低了，“这事儿水可深了。我们报社的老记者提过几句，最近码头那边不太平，好像有几批来路不明的大宗货，海关那边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背后牵扯的……恐怕不是一般的商人。”
依萍心中一震。杜飞果然知道些什么，虽然也是皮毛，但至少印证了梦萍偷听到的“货”、“码头”、“海关打点”并非空穴来风，且事态可能比她想象的更严重、牵连更广。
她面上不动声色，只是微微蹙眉：“是吗？我只是偶然听人闲聊提起，觉得世道不太平。”
杜飞深以为然地点点头：“是啊，陆姐你是不知道，现在上海滩表面繁华，底下不知道多少肮脏勾当。那些有权有势的，勾结起来，什么钱都敢赚。苦的还是老百姓。”他叹了口气，随即又振奋起来，“不过我们做新闻的，就是要揭露这些黑暗！让阳光照进来！”
看着杜飞义愤填膺又充满理想主义的侧脸，依萍心中复杂。她并不完全相信“阳光”能轻易照进那些最深的黑暗，但杜飞这份赤诚和勇气，在这个时代，也确实是稀缺的。或许，他真的能成为一个……有用的“耳目”？
她没有继续深入这个话题，转而问起他最近又看了什么新书。杜飞立刻被转移了注意力，兴奋地推荐起几本新翻译的苏俄。
这次试探之后，依萍对杜飞的态度有了微妙的调整。她不再完全将他视为何书桓的附庸或潜在的麻烦，而是开始有意识地将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信息源和……可能的盟友来观察和“经营”。她依然保持着距离，但回应他的话题时，会偶尔透露一点点无关紧要的、关于大上海后台生态或观众反应的信息，满足他作为记者的好奇心，也间接塑造自己“敬业、有想法、处境不易但努力坚持”的形象。她发现，杜飞很吃这一套，看她的眼神里除了欣赏，更多了几分尊重和同情。
与此同时，何书桓那边，因为杜飞这个“桥梁”的存在，反而显得不那么具有压迫感了。何书桓似乎很乐见杜飞与依萍的“友谊”，有时杜飞会在闲聊中提起“书桓……”，转述一些何书桓关于音乐或时局的见解，但从不越界。何书桓本人则依旧保持着那种恰到好处的距离，听歌，偶尔通过杜飞传递一两句问候或一两本他觉得依萍可能感兴趣的书刊（不再是私人赠予，而是“恰好有多”或“刊物赠阅”），风度无可指摘。
依萍渐渐摸索出一套与这两人相处的模式：将杜飞定位为“热情的年轻朋友兼潜在信息渠道”，有限度地交换信息，获取外界动态；将何书桓定位为“值得尊敬的文化界前辈兼有距离的欣赏者”，接受其专业范围内的资源共享，但绝不回应任何私人化的暗示。
这个模式让她在应付陆家压力、大上海竞争和自身生存发展的重重夹缝中，似乎开辟出了一块可以喘息、甚至可以借力的空间。
然而，平衡永远是动态的。杜飞的热情和口无遮拦，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他有一次在报社闲聊时，无意中提及“白玫瑰”对当前流行歌曲过于浮华的不满，被一个喜好搬弄是非的同事听到，添油加醋后传了出去，竟引来报上一则影射“大上海台柱红牡丹格调低俗”的花边消息。红牡丹气得在后台指桑骂槐了好几，虽然没直接点名，但那刀子似的眼神，让依萍如芒在背。她不得不更加心地过滤与杜飞交谈的内容，反复叮嘱他“有些话出我口，入你耳，万万不可见报或与人言”。
杜飞每次都连连保证，但那双清澈眼睛里时不时冒出的“新闻冲动”，总让依萍觉得不太放心。这个“盟友”好用，但也像一把双刃剑，需要时刻握紧剑柄，控制方向。
另一方面，秦五爷似乎对她近来“结交”了报馆的人（哪怕只是实习记者）乐见其成。有一次甚至半开玩笑地：“跟笔杆子搞好关系没坏处，关键时候，一支笔能抵十把枪。”这话让依萍心中一凛，更加确信秦五爷对舆论力量的重视，也提醒自己，与杜飞（乃至何书桓）的交往，必须始终建立在“对秦五爷和大上海有利”这个前提之下，绝不能触碰底线。
日子在这种更加复杂的人际网络和精细的情绪管理中向前推进。依萍感觉自己像一只在蛛网上行走的蝴蝶，必须精确地感知每一根丝线的颤动，判断哪些可以借力，哪些必须避开，哪些……可能是隐藏的陷阱。
盟友与耳目，都是资源，也是风险。她用着何书桓提供的知识养分和舆论背书，用着杜飞带来的外界信息和年轻活力，心翼翼地巩固着自己的阵地，拓展着生存的空间。
但同时，她也无比清醒地知道，所有这些“借力”，都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一旦她自身价值不存，或者触及了秦五爷、何书桓甚至杜飞这些人不可触碰的利益或原则，所有的支持都可能瞬间消失，甚至反噬。
她不能依赖任何人。杜飞的热忱，何书桓的欣赏，秦五爷的扶持，都只是她在这片冰冷海洋中，暂时可以抓住的浮木。她要做的，是抓紧时间，利用这些浮木，尽快让自己长出能够独立泅渡的、更强健的“肢体”。
窗外的梧桐又落了几片叶子。冬越来越深了。
依萍坐在灯下，面前摊开着那本《乐府古题要解》，旁边放着杜飞今刚送来的一份报道租界物价飞涨、民生困苦的《沪江晚报》样稿。两个世界，两种关怀，以不同的方式，摆在她面前。
她拿起笔，在创作笔记本上写下新歌的标题：《浮木与海》。
灵感来自她最近的处境。不是哀叹，而是冷静地描摹：在无垠的、冰冷汹涌的海上，抓住偶然飘过的浮木，不是为了依赖，而是为了积蓄力量，看清方向，然后，向着或许永远无法抵达、却必须前往的彼岸，奋力游去。
笔尖沙沙，在寂静的冬夜里，刻下属于她自己的、孤独而清醒的航行日志。盟友或许同行一程，耳目或许指点迷津，但最终劈波斩滥，只能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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