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七晋阳别业庄园内查获的如山粮秣、违禁物资与私密账册，如同滚烫的烙铁，被迅速而严密地封存、押送，连同庄园内被拘押的数十名相关人员，在重兵护卫下，日夜兼程，秘密解往长安。沿途关卡皆得密令，一律放行，不得检查，不得探问。陈廷敬亲自押队，面色凝重，他知道，自己押送的不仅仅是一桩贪腐案的罪证，更是一颗足以引爆朝堂的火雷。
与此同时，长安城内，无形的网悄然收紧。刘七的侯府被都察院与宫内侍卫以“加强护卫，以防不测”为名，实则严密监控起来，许进不许出。府中仆役采买需经盘查，往来信件俱被截留暗阅。刘七本人起初尚不知晋阳事发，只觉府外眼线增多，心中惊疑不定，频频派人打探消息，却皆石沉大海。他曾试图求见几位相熟的勋贵或朝中官员，但对方或避而不见，或言辞闪烁，更添其惶恐。一种大厦将倾的窒息感，开始笼罩在这座曾经门庭若市的侯府之上。
二月底，罪证与人犯抵达长安。陈廷敬顾不上休息，立即会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以及被特别指派的两位精通钱谷刑名的干员，在皇城一处偏僻院落内，设立了临时的“刘七案联合查证处”。簇由皇帝亲卫把守，闲杂热不得靠近，连日常饮食都由专人送入。
查证工作分三路同时、缜密展开：
第一路，物证清点与鉴定。 从晋阳运回的粮秣、物资被重新分类、过秤、取样。户部仓场司的老吏被秘密调入，仔细验看粮食成色、年份，比对麻袋印记、封条残迹与太原官仓的存档样本。工部及军器监的匠师则负责鉴定那些皮甲、弓弦等物的来源与性质。结果很快出来：粮食中约六成为近年新粮，与太原官仓同期“损耗”粮批次特征吻合；四成为陈米、霉米甚至掺沙土者，显系以次充好、倒换所致。麻袋印记、封条残片经比对，确认出自太原三大官仓中的两处。皮甲、弓弦等虽非制式，但工艺、材料与边军常用补给品一致，且部分带有模糊的军械库标记。
第二路，账册分析与笔迹核对。 那几本从暗格中搜出的私账是重中之重。查证处请来了户部几位不涉此案、素以严谨着称的老主事，以及两位从民间寻访的账房高手，共同参详。账目采用暗语和代号记录，但经过反复推敲和与已掌握的部分太原军吏口供对照，逐渐破译：“王某某”即太原仓曹王某，“李某某”即粮料官李某；“北路商队张掌柜”指向朔州一带活跃的走私商贩；“西山堡胡把头”则与代北地区某些亦民亦纺地方武装头目有关联。账目清晰显示了一个完整的链条：官仓以“损耗”名义报损粮食——实际粮食被转运至刘七庄园（或其他秘密仓库）——经过分拣（好粮囤积或出售，坏粮掺入）、包装——再通过“张掌柜”、“胡把头”等渠道，高价售往边地缺粮区域（甚至可能辗转流入沙陀？淬尚待证实），或换取皮货、牲畜等其他物资。银钱往来数目惊人，时间跨度长达近两年，即从黄巢登基后不久便已开始。笔迹鉴定方面，刑部老吏确认，账册主要部分与刘七府中一位失踪账房的笔迹样本相符，而关键节点的批注签押，经与刘七以往公文中的字迹比对，虽刻意变形，但某些笔画习惯高度相似，嫌疑极大。
第三路，也是最关键的，人犯审讯与证词固定。 晋阳庄园的管家、账房、仓头、以及负责押阅亲信家丁被分开单独审讯。起初，这些人大多咬紧牙关，或推不知情，或将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声称“侯爷毫不知情，皆是人贪心所为”。但在审讯官员出示部分物证、账目碎片，并结合政策攻心（言明主犯与从犯量刑差地别，坦白或可减罪，顽固则祸及家族）后，突破口陆续出现。
首先是那个胆的账房，在得知笔迹已被鉴定后，精神崩溃，哭诉自己只是听命记录，所有指令皆来自管家和偶尔亲临的“侯爷心腹”。他供出了几次刘七本人或其亲信侄子来庄园查看存粮、翻阅账册的大致时间。
接着，一名参与夜间转阅家丁，在得知同伙已有人招供后，为求自保，详细描述了数次从太原方向秘密接粮、在庄园内倒库、以及后来将“好粮”运出交给“张掌柜”车队的经过，提到了曾隐约听到管家与来人间谈及“侯爷吩咐”、“京城打点”等语。
最为致命的证词来自管家本人。这位跟随刘七多年的老人，在确凿的证据链和心理压力下，最终未能扛住。他承认了自己是庄园实际管理人，负责接收、保管、转运这些“特殊物资”，所有指令确实来自长安侯府，通常由刘七的侄子或一位贴身亲随传达，有时甚至有刘七的亲笔便条（已销毁）。他供认，所得钱财，大部分上缴侯府，部分用于庄园运作和打点地方关系。当被问及刘七是否知情并主导时，管家长叹一声，垂首道：“侯爷……起初或许只是默许下面行些方便，后来见利大，便……便亲自过问了。去岁野狐岭战事吃紧，朝廷严查粮饷，侯爷曾有犹豫，但……但利益纠葛已深，停不下来了。”
管家的供词，与账册记载、物证链、以及其他从犯的零散供述相互印证，逐步拼凑出一个清晰的图景：刘七利用其旧部关系和在军需系统中的影响力，编织网络，系统性地盗卖、侵吞北疆军粮物资，中饱私囊，其规模和时间跨度，已构成严重的贪渎和危害国防安全罪。
查证期间，不断有各种或明或暗的“关潜与“打探”试图渗透进这处偏僻院落。有替刘七情的旧交故吏，有打探案件进展的勋贵家仆，甚至有试图以重金收买查证吏的匿名中间人。但这些都被严密的外围守卫和杜谦、陈廷敬等饶严厉内部纪律挡了回去。皇帝每日听取查证进展密报，除了要求“务必扎实，铁证如山”外，未做任何干预，也未催促，给予了查证组最大的信任和空间。
随着证据日益确凿，案卷越来越厚，刘七本饶罪责也越发清晰。刑部尚书在审阅了全部初步查证报告后，对杜谦和陈廷敬叹道：“人证、物证、书证俱全，赃款赃物数量巨大，且直接危及北疆战事，依《大齐律》及《严惩军资贪渎敕》，刘七之罪，当处极刑，并抄没家产，家人连坐。”
杜谦面色沉重：“罪证确凿，法不容情。然刘七毕竟是开国功臣，此案一旦公布，朝野震动必巨。陛下那里……”
陈廷敬肃然道：“杜相，下官以为，正因为刘七是功臣，此案更需依法严办，以彰陛下整顿吏治、肃清蠹虫之决心，亦为下人立一规矩：功不掩过，法大于情！否则，前有郭威，后有刘七，若皆轻轻放过，则新政难行，军纪难肃，国法难立！”
杜谦默然片刻，缓缓点头：“陈尚书所言甚是。此案……已非一桩寻常贪渎，关乎国本。你我且将查证结果如实整理，奏报陛下，请圣裁吧。”
当一份详尽罗列了刘七贪墨军粮、倒卖军资、时间跨度、涉及金额、危害后果以及完整证据链的《刘七贪墨案查证详录》最终摆上黄巢案头时，已是三月初。春意渐浓，窗外的桃枝已绽出点点粉红，但偏殿内的空气，却凝滞如冰。
黄巢一页页翻看着这份用无数人心血与煎熬凝成的报告，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刺在他的心头。愤怒、痛心、失望、乃至一丝难以言喻的疲惫，交织翻涌。刘七，那个曾经在曹州城下一起喝过粗酒、啃过干粮的兄弟，那个也曾为“冲”之志呐喊冲锋的同伴，终究没能越过权力与财富的陷阱，将手伸向了最不该触碰的底线。
他合上卷宗，闭目良久。再睁开时，眼中已只剩下冰冷的决断。
“传旨，”他对侍立在旁的亲信太监道，声音平静无波，“明日朝会，朕要亲议此案。令杜谦、陈廷敬、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枢密使，提前入宫候见。”
旨意传出，如同冰层断裂的脆响，预示着那场压抑已久的风暴，终于要来临了。刘七府邸的查证，已经完成。接下来，将是法律的审判，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政治余震。长安城的春，注定要在这肃杀的氛围中，艰难地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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