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关于整治奢靡之风的决断与方略，如同夏末一阵突起的凉风，迅速吹过长安宫阙衙署的每一个角落。《官员勋贵衣食住行用度定例》（简称《定例》）的草案在杜谦主持下，会同礼部、户部、都察院日夜赶工，于三日后如期呈报御前。草案内容详实，对不同品级、爵位的宅邸规制（厅堂间数、门楼高度、园林占地）、车马仪仗（马匹数量、车轿装饰、随从人数）、服饰器用（衣料纹饰、佩玉材质、餐具规格）、乃至宴饮规模（菜肴道数、乐舞人数、宾客上限）都做出了清晰且相对严格的规定，尤其强调了“务从简朴，禁绝僭越”。
黄巢仔细审阅，朱笔略作调整（主要是降低了某些过于理想化的标准，使其更具可操作性），随即用印发往政事堂、枢密院、六部九卿及长安各相关衙署，并明诏颁行下。诏书中痛陈奢靡之害，强调“开平之世，当崇俭德”，要求“上下遵行，以肃官箴，以正风俗”。同时，都察院“风宪巡查”的人选也开始紧张遴选，要求“取刚正廉明、不避权贵、通晓世情者充之”。
表面上，反应迅速而“恭顺”。接到诏令的勋贵官员府邸，几乎一夜之间收敛了过分的喧嚣。原本夜夜笙歌的庭院变得安静，华车骏马不再招摇过市，新开工的土木工程大多暂停观望。朝会上，无人再敢公开为奢靡辩解，反而纷纷上表，称颂皇帝“崇俭黜奢，实为盛世之基”。至少，在皇帝目光所及的公开层面，那股灼饶奢靡热浪，似乎被这盆名为《定例》的冷水暂时浇熄了。
然而，水面之下的暗流，却以更诡谲的方式涌动。政策的落地，尤其是触及广泛既得利益的强硬政策，其过程远比一纸诏书复杂得多。阻力与变形，在诏令离开长安、抵达地方，乃至在长安那些深宅大院的私密空间里，便开始悄然滋生。
首先发难的，是《定例》具体条文的解释与执行难题。草案虽详，但世间事物千差万别，总有模糊地带可钻。例如，宅邸“园林占地”上限，是否包括府邸后连接的私家山林或池塘？若原本就有，是算历史遗留，还是必须整改？车马“随从人数”，是否包括马夫、护卫、以及临时雇佣的仆役？宴请“宾客上限”，若分厅、分日宴请，是否规避？更微妙的是服饰器用，一种新出的蜀锦纹样，究竟算“寻常衣料”还是“逾制纹饰”？前朝传下的古玉带钩，价值连城但形制古朴，是否在禁限之列？
这些细节问题，在最初的几里，便通过各种渠道，雪片般飞到礼部、户部和都察院案头。负责解释的官员不胜其烦，又不敢擅专，只得层层上报。而不同的解释，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差异。于是，请廷游、乃至隐晦的施压，也随之而来。一些与豪商巨贾关系密切的官员，开始“委婉”地提出，标准过于严苛恐影响“市面繁荣”；一些出身世家、家中颇有古物收藏的勋贵，则担忧“祖宗遗泽”因此受损。
更大的阻力，来自于执行层面的人情干扰与阳奉阴违。“风宪巡查”尚未正式大规模出动，但相关风声已然传出。都察院内部，关于如何执行监察，便产生了分歧。激进者主张明察暗访，雷厉风行，哪怕得罪重臣也要树立权威；谨慎者则认为需循序渐进，先宣传教育，抓大放，避免激起普遍反弹，尤其要处理好与勋贵集团的关系——毕竟，都察院不少官员自身或亲属，也可能与这个圈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在地方，情况更为复杂。诏书抵达华州时，李延正忙于组织秋收前的农事巡查和夜校巩固。新知州（一位新朝任命的较为干练的官员）召集属官商议《定例》落实，堂下便是一片窃窃私语。有胥吏私下嘀咕：“长安老爷们享受够了，立规矩管下面，咱们这穷地方，能有什么奢靡？” 也有与本地豪绅往来密切的佐贰官面露难色：“不少乡绅素好宴客交际，若按《定例》，其家宴规模恐已逾制。是否要一一查处？恐伤和气，亦恐滋扰地方。”
李延冷眼旁观，心中忧虑。他深知地方豪绅与某些驻军将领、乃至胥吏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奢靡之风在簇或许不如长安显赫，但其变种——通过相对豪奢的生活展示财力与地位，进而巩固在地方的影响力——同样根深蒂固。《定例》若执行不力，只会成为一纸空文；若严格执行，则必然触及地方权力网络，引发反弹。果然，不久后他便听闻，有几家豪绅以“庆贺丰收”、“酬谢乡邻”为名，举办“简朴”但频率极高的流水席，变相维持其社交影响力；又有豪商向州学、修缮寺庙“慷慨捐输”，同时家中依旧陈设豪奢，却声称多为“祖产”或“友人寄存”。
更让李延警觉的是，他安插在“安平里”的眼线回报，村里那位钱老爷近日虽减少了宴请军官，却开始频频邀请县里的书吏、税官吃酒，席间不再公开抱怨新政，反而大谈“体恤朝廷难处”、“愿意共度时艰”，但言语间对清丈、新语等事，依旧不以为然，并暗示“朝廷规矩虽严，但事在人为”。
李延将这些见闻与忧虑，连同对《定例》在地方执行可能遇到扭曲的预判，写成一份详细的密奏，封缄后通过可靠的渠道，直送长安杜谦与黄巢案前。在密奏末尾，他沉重地写道：“……陛下明诏肃贪奢，意存高远，臣等仰佩。然此风之成，非止物欲，实乃权、财、名交织之网。地方豪强，善能变形，阳奉阴违；胥吏乡官，常处两难，易为所乘。《定例》虽善，若无铁腕执行之决心、明察秋毫之监察、乃至疏导转化之良策，恐难收全功，反易生新弊。臣身处其境，忧心如焚，故冒昧直陈，伏乞圣鉴。”
几乎与此同时，一份来自都察院内部的秘密报告，也由左都御史亲自呈送黄巢。报告坦言在筹备“风宪巡查”和解释《定例》条文时遇到的阻力与分歧，特别提到已有勋贵通过朝中关系，委婉表达“《定例》是否过于严苛，恐寒功臣之心”，甚至有人暗示“北疆未宁，不宜过激内政”。报告还提到，发现个别官员疑似提前转移、隐匿逾制物品，或将奢华消费转为更隐蔽的“雅好”（如收购难以估价的古玩字画、资助私人戏班等）。
杜谦也将连日来各部院汇总的关于《定例》推行的各类请示、抱怨乃至变通建议，整理摘要，一并呈报。摘要显示，表面恭顺之下，敷衍、观望、试探乃至软性抵制，已然初现端倪。
深夜，偏殿。黄巢独自坐在案前，面前摊开着李延的密奏、都察院的内部报告、以及杜谦整理的摘要。灯火将他沉思的身影投在墙壁上，拉得很长。
没有动怒，甚至没有太多意外。这一切，都在他预料之中，甚至比他预想的来得更温和些。人性的弱点，利益的刚性，路径的依赖，岂是一道诏书、一份《定例》所能轻易扭转？历史上多少次“崇俭黜奢”的运动，最终往往流于形式，或沦为政争工具，原因概在于此。
他想起后世看过的《红楼梦》，那“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其奢靡岂是表面规制所能限制？真正的腐败，在于整个系统的失灵与人心的溃烂。
“疏堵结合……看来，堵易疏难。立规矩易，破心障难。” 黄巢低声自语。李延的观察是敏锐的，这股风背后是“权、财、名交织之网”。仅仅限制消费，只是剪其枝叶，未伤根本。甚至可能促使腐败以更隐蔽、更“高雅”的形式存在。
然而，他并不打算退缩，或仅仅满足于表面的“肃静”。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已经亮剑，就必须斩断些东西，也必须建立些东西。
他提起笔，开始批复。
给李延的密奏批复：“卿所言切中时弊，朕已悉知。地方情状复杂，执行确需智慧与韧性。不必急于求成，可暂以宣导、观察为主，重点记录豪强如何‘变形’、胥吏如何‘两难’，及军地关系新动向。对于明显挑衅、以身试法者，则不必姑息，可会同都察院派驻御史，坚决查处一二，以树典型。另，注意收集地方对‘捐输’新政之反应。”
给都察院内部报告的批示：“阻力在意料之郑‘风宪巡查’人员遴选，宁缺毋滥，首要‘刚正’与‘无私’。解释条文，由礼部、户部牵头，成立常设‘定例释义房’，对疑难统一答复，记录在案，定期颁布，杜绝私下请停凡有勋贵情、施压者，记录其名，密奏于朕。对转移、隐匿逾制物品，或变相奢靡者，加强暗中查访，固定证据。北疆战事非弛内政之理由，正因外患，更需肃清内蠹，以固根本。”
给杜谦的指示：“《定例》推行，乃长久之事，不必期以速效。当前以宣导、厘清、建立机制为主。对各类请示抱怨，可分类处理：确属条文模糊者，交‘释义房’；属执行困难者，酌情指导；属恶意试探、阳奉阴违者，记录在案，转都察院留意。同时，加快‘树榜样’、‘导新风’诸事进度。讲武堂增设课程、科学院开放观瞻、捐输褒奖事宜，尽快落实，形成声势。”
批复完毕，他放下笔，揉了揉眉心。窗外夜色深沉，星河寥落。他知道，这仅仅是一场漫长战役的开始。奢靡之风，关联着人性、利益、制度、文化多个层面，非一役可竟全功。但至少，他已经撕开了这道口子，将问题摆上了台面，并开始构建应对的框架。
接下来的，便是耐心、毅力、以及随着时间推移，用新的价值、新的事业、新的榜样，去一点点挤压旧有习气生存的空间。这或许比打赢一场战争更难，但也更重要。因为这将决定，这个以“冲”为志的新王朝，其内在的质地，究竟是走向坚韧与清明，还是重蹈腐朽与溃烂的覆辙。
他吹熄了大部分灯火，只留一盏，在昏黄的光晕中，再次展开北疆的地图。外患未平，内忧又起，这便是开国者的宿命。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在这内外交困的荆棘路上，披荆斩棘，蹚出一条血路。只盼鲁方那边的“火剂”，能早日传来佳音；只盼北疆赵石，能觅得战机，稳住局面。如此，他才能有更多的余裕，来对付这些暗处的、却可能腐蚀根基的“蠹虫”。
夜色更浓，长安城沉入梦乡。但变革的刀锋，已在无声处，磨得愈发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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