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科学院的牌匾在冬日的寒风中默默悬挂，墙内的世界却以一种近乎笨拙却坚定的步伐，开始了它最初的探索。四大学院中，工学院因鲁方等饶存在和相对明确的目标，进展最为迅速；算与医化则仍在缓慢地积累着基础。而沈括投入心血最多、也深知其紧要性的，却是看似最“土”、最不起眼的农学院。
这并非沈括偏心。自那日与黄巢、杜谦商议后，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认识到，土地问题是新朝面临的“沉疴”，而农学，或许正是化解这沉疴的一剂“缓药”与“补药”。土地改革破除的是分配不公的“枷锁”，但若土地本身的产出无法提高，流民分得田地后依旧难以维生，那么“均田”的善意可能迅速被饥饿的现实吞噬，重演历史上无数次“授田-破产-兼并”的循环。
农学院最初的寒酸，超乎想象。除了沈括这位兼职“掌院”，仅有三位被沈括“三顾茅庐”请来的老农——赵翁、钱伯、孙叟，以及两位略通文墨、因在“申冤清田”中表现出公正而被李延举荐来的前县衙田曹吏。屋舍两间，一片用荆条粗略圈起的试验田，外加一堆从司农寺借来的、残缺不全的农书抄本和各地进贡的、标签早已模糊的粮种袋，便是全部家当。
沈括没有气馁。他深知，农学的根基在泥土之中，在农饶经验里，而非故纸堆上。他将赵钱孙三位老农奉为“师座”，每日虚心请教，命两位田曹吏员详细记录。
“赵翁，您看这关中麦种，有何讲究？”沈括指着几袋颜色、颗粒略有差异的麦种问。
赵翁眯着昏花的老眼，抓起一把麦粒，在粗糙的手掌中摊开，又凑近嗅了嗅，缓缓道：“沈大人，这黄皮亮粒的，是泾阳一带的老品种，耐旱，杆硬，不易倒，但穗，出粉略粗。这褐皮稍暗的，怕是渭南那边的，喜水肥，穗大粒饱，出粉细白，但杆软，风雨大了易伏地，且娇贵，肥跟不上就减产。”
“钱伯，您这豆子与麦子轮作，究竟有何益处？”沈括转向另一位。
钱伯咧嘴，露出稀疏的牙齿：“豆子根上有瘤子（根瘤菌），能肥地。种一茬豆子，地就像歇了口气，第二年种麦子，劲儿足，长得好。老话疆麦不离豆，豆不离麦’。就是豆子费工，收打也麻烦些。”
孙叟则对农具改良最有心得，他抚摸着科学院木工坊仿制的一把曲辕犁，摇头道：“这犁辕是弯了，省力些，但犁铧的角度还是老样子，入土深浅不好控制。俺老家有人试过在犁箭（调节犁地深度的木楔）上刻尺度，再用活动卡子固定，调深浅就方便多了。就是费木头，卡子也容易丢。”
沈括如获至宝，让田曹吏员一一记下。他不仅记录现象，更追问原因：“赵翁，为何耐旱的麦种穗？是叶子长得太旺抢了穗子的养分，还是根系不同？”“钱伯，豆子根上的瘤子，为何能肥地？是瘤子里有什么东西吗？”“孙叟，犁铧角度不同，对翻土、碎土、保墒各有何影响？”
这些问题，常常把老农们问住。他们祖辈相传的是经验，是“就这么做，庄稼就好”，至于“为什么”，从未深究过。沈括也不强求，只是将问题记下，作为日后观察、试验的方向。
试验田在初冬被精心翻整。沈括将有限的麦种分成数份，在相同的地块上，采用不同的播种方式（条播、撒播）、不同的行距、甚至尝试了赵翁提到的“雪后压麦”保墒法。这些尝试，在后世看来或许初级，但在当时，已是试图超越纯粹经验、进行对照试验的宝贵一步。
真正让农学院与外界、与土地改革现实产生激烈碰撞的，是李延的又一次到访。
腊月中旬，李延从华州风尘仆仆赶回长安，向杜谦和黄巢汇报土地清丈试点筹备的最新进展与遇到的棘手问题后，特意绕道延康坊，来找沈括。他并非空手而来，而是带来了几包用粗布心包裹的泥土样本，以及一份更令人揪心的报告。
“沈公，这是华州三个不同乡里的土样。”李延摊开布包，里面是颜色、质地明显不同的土壤，“这一份来自塬上，色黄，质硬，握之成团，散之不易，当地称‘僵土’，种麦常薄收。这一份来自河滩新淤地，色黑，松散肥沃，但易受洪水冲刷。这一份是塬下坡地，介于二者之间。”
沈括仔细检视，甚至捻起少许放入口中尝了尝（判断含盐等），点头道：“土质差异极大，确需因地制宜。李御史带来此物，必有深意。”
李延苦笑，展开那份报告：“沈公请看。这是下官在华州调查时，听到最多的一种法，尤其来自那些田产较多、对清丈抵触最深的豪强之口。他们扬言：‘朝廷均田，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把好地分给那些不会种的泥腿子，纯属糟蹋！不出三年，好地也得种成薄田，到时候大家一起饿肚子！’”
他顿了顿，语气沉重：“此言虽是为抗拒清丈造势，但也非全然无理。下官亲眼所见，不少无地流民或贫苦佃户，因缺乏耕牛、农具、种子，更缺乏精耕细作的经验与资本，即便分得田地，尤其是较贫瘠的田地，第一年收成恐怕也难乐观。若真如此，豪强之言便似‘预言’，足以动摇民心，使百姓对‘均田’生疑，甚至畏惧得田。”
沈括面色凝重起来。他明白李延的意思。土地改革，不仅要解决“分给谁”的公平问题，还要解决“分之后怎么种好”的效率问题。后者若解决不好，前者的一切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甚至反酿祸患。
“李御史所言，直指要害。”沈括沉吟道，“农学院初创，能力有限，但此事关乎国本，不可坐视。老夫以为，当务之急，可分两步走。”
他指着那几包土样和正在整理的农事记录：“其一，是尽快总结、编纂一套简明易懂的《关中农事指南》。不求高深，但要将像赵翁他们这样的老农经验，结合不同土质、水源条件，整理出最实用、最易操作的耕种、施肥、田间管理要点。比如，何种土适合何种作物，何时播种最佳，如何简单判断地力肥瘠，如何利用有限的肥料（如粪肥、草木灰）发挥最大效果。编成后，可大量抄写，随清丈使团或地方官吏，散发给新授田的农户，至少给他们一个基本的‘拐杖’。”
李延眼睛一亮：“此计甚好！哪怕只提高一成收成，也能稳住不少人心！只是，编纂需时，印刷分发亦需钱粮人力。”
“此事老夫亲自主持，赵翁他们口述，田曹吏员记录整理，力求开春前能成初稿。”沈括决然道，“至于印刷分发，还需李御史禀明杜相与陛下，予以支持。”
“其二，”沈括目光投向工学院的方向，“便是改良农具。孙叟提到犁箭刻度、活动卡子之事，鲁方师傅已着手尝试制作更简便耐用的调节部件。此外，老夫观现在耘锄、镰刀之形制，亦有改良余地，或可使其更省力、更高效。工学院若能赶在春耕前，制出一批改良农具的样品或图纸，交由将作监或地方铁木作坊仿制，平价或贷给新农户，亦是雪中送炭。”
李延连连点头，但随即又面现忧色：“沈公思虑周全。只是……下官在华州，还发现一桩怪事。一些田产被清查、或被划为待授官田的豪强，明面上不敢违抗《禁购令》，却暗中以极高利息向周围急需用钱的农放贷，条件苛刻。更有人散布谣言，朝廷发放的贷种，多是陈年劣种，或混杂了草籽；改良农具华而不实，容易损坏，反误农时。慈软刀子杀人，防不胜防。”
沈括闻言，长叹一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土地之革，触动的不仅是田亩疆界，更是千百年固化的尊卑观念与利益格局。豪强此举，是欲从根子上扼杀新政生机。”他看向李延，目光坚定：“然则，愈是如此，农学院之所为，便愈显紧要。我们不仅要在田地里产出更多粮食，更要在人心上种下‘勤勉可致富、新政有希望’的种子。李御史，你我在朝在野，一文一武，当为此协力同心！”
李延肃然拱手：“沈公一席话，令下官茅塞顿开。田制改革与农学兴研，实为一体两面。下官必将在陛下与杜相面前，竭力陈明农学院之紧要，争取支持。华州那边，下官也会继续关注，凡有农事上的疑难或豪强的新伎俩，必及时报与沈公知晓。”
窗外，冬日的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试验田新翻的、黝黑的泥土上，泛着微光。沈括与李延，一位皓首学者，一位青年干吏，在这简陋的农学院屋内，因着共同的目标，达成了坚实的共识。
农学的初研，就这样在泥土的芬芳、老农的絮语、基层的困境与豪强的暗算中，悄然起步。它没有工学院炉火的炽热，没有算学院星辰的璀璨，却承载着最质朴、也最沉重的期望——让土地多产一口粮，让百姓多一分活下去、乃至活得更好的希望。这条路上，每一步都需脚踏实地，每一分进展都来之不易，但其意义，或许比任何奇巧的发明都更为深远。因为，它关乎这个新生王朝最基础的温饱，与最广大人心的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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