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雷霆”与“暗流”，以奏报、题本、密信、私函等多种形式，源源不断地涌入这座南都的权力中枢。文华殿内，气氛比往日更加凝滞。争论并非在正式朝会，而是在监国朱常沅召集的重臣范围内进行，这反而让空气更加紧绷。支持者赞章旷“刚毅果决，实心任事”，反对者则攻讦其“手段酷烈，不恤下情，有激变地方之虞”。风暴的中心，无疑是端坐于主位的监国朱常沅，以及那位身着从一品服饰、神色看似恭谨却难掩灰败的焦链——他挂着兵部尚书的荣衔，实则被削去实权，调回南京“协理戎政”，明眼人都知是明升暗贬。此刻，他眼观鼻，鼻观心，但微蹙的眉头和偶尔捻动的手指，显出其内心远非表面平静。
争论的焦点，正是都察院浙江巡按御史陈潜夫弹劾浙江总兵方国安跋扈不法、虚兵冒饷、侵吞屯田、私设税卡、纵兵虐民、阻挠新政等十大罪状的题本，以及几乎同时送达的、由多位浙江籍及在浙有产业的官员、致仕乡宦联名上奏，痛斥总督章旷“莅任以来，不察民情，不恤旧例，任用酷吏，罗织罪名，擅杀卫所指挥，锁拿士绅，纵兵恫吓，致使浙省怨声载道，士林寒心，恐将激成大变”的奏疏。
“监国！”一位年约六旬、身着孔雀补子（正三品）的官员出列，乃是礼部左侍郎顾锡畴。他面色凝重，声音沉稳有力：“方国安等将，久镇地方，纵有跋扈，亦当徐徐劝导，示以朝廷恩威。章旷受命整饬，自当以稳为先。然其下车伊始，即用重典，擅杀指挥，锁拿缙绅，风声鹤唳。此非但恐寒将士之心，亦使地方士绅惶惧不安。浙江乃财赋重地，文物之邦，若因操切而生变，动摇根本，悔之何及？臣恳请监国，下旨申饬章旷，令其务以宽和，并另遣重臣前往安抚，以定人心。”
顾锡畴素有清望，他一开口，立时得到不少官员，尤其是出身江南或与浙省关系密切者的附和。
“顾公所言极是！方总镇纵有不是，亦当由朝廷明正典刑，岂容章旷擅专？此风断不可长！”
“清丈田亩，国之大政，自当推行，然需以理服人，岂能动辄锁拿士绅，形同抄没？长此以往，谁还愿为朝廷效力？”
“听闻章旷在浙，所遣‘使团’如狼似虎，地方惊扰，百姓不安。若真激起民变，如何收拾？”
“焦公（焦链）在浙数年，地方相安，虽有不足，然大局尚稳。章旷如此急进，恐反生祸乱！”
质疑、攻击的声音汇集起来，目标直指章旷，也隐隐指向了推动新政的监国朱常沅。
朱常沅面色平静，目光扫过在场诸臣。兵部尚书万元吉、户部尚书严起恒等支持改革者，面露愤然，蓄势待发。而焦链依旧沉默，仿佛置身事外，但朱常沅能感觉到，那些为“大局尚稳”辩护的言论，未尝不是对他过去政策的肯定，是对他决定的隐晦质疑。
兵部尚书万元吉终于出粒他锐意进取，是章旷在朝中的坚定支持者。他先向监国行礼，然后转向顾锡畴等人，声音清晰而坚定：
“监国，诸位！浙江之弊，非一日之寒，亦非虚言。吏治疲玩，军纪荡然，将弁骄横，豪右兼并，以致国赋日蹙，兵备不修，此乃陈潜夫御史密奏、乃至朝廷有目共睹之事实！监国明见，调焦尚书回京，擢章旷总督浙省，正是欲以猛药，去此沉疴！”
他言辞渐厉：“章旷所为，核查兵额，清丈田亩，严惩贪墨，皆是遵监国‘厉行整顿、赐敕行事’之明令！何来‘擅杀’、‘擅专’？杭州前卫指挥使刘大勇，虚兵过半，侵吞屯田，纵兵虐民，证据确凿，按律当斩！章旷杀一儆百，正是为申国法，肃军纪！何错之有？至于所谓锁拿士绅，据臣所知，乃是余姚豪绅谢道清之流，隐占田产，行贿抗法，煽动乡民围攻朝廷使团！此乃公然对抗国策！若不惩处，国法何在？新政何以推行？！”
他目光炯炯，扫视众人：“方国安，坐拥重兵，虚额冒饷，侵夺屯田，私设税卡，纵兵为害，更抗命阻挠核查，跋扈之态，奏报凿凿！慈蠹国害民之将，若不严惩，何以整军？何以固圉？章旷所为，正是为国除奸，为监国分忧！诸公不察其忠，反咎其暴，岂非是非颠倒？”
“至于‘激变’之，更属无稽！”万元吉提高声调，“清丈田亩，均平赋役，乃纾解民困、充实国库之德政！所损者，不过不法将弁、豪右之私利！比为保私利，煽动对抗，正乃国之大蠹！章旷施以雷霆，正是为扫清障碍，使德政惠及于民！若因其反抗便畏缩不前，则新政寸步难行，国事何以振作？此乃姑息养奸，绝非忠君谋国之言！”
万元吉的慷慨陈词，有理有据，顿时压下了不少反对声音。严起恒等人也纷纷出言支持，强调清丈对国用的重要性，指陈浙江积弊之深。
朝堂之上，争论再起。保守派以“维稳”、“抚绥”为要，攻讦章旷激进；改革派以“国法”、“大义”为据，力挺其作为。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朱常沅静听许久，见焦链始终不发一言，便点其名：“焦卿，你久在浙省，熟知情弊。于此事，有何见解？”
焦链身躯微微一震，缓缓出列，向着监国深揖，声音带着一丝刻意修饰过的疲惫与诚恳：“老臣焦链，蒙监国不弃，回京效力，常怀愧疚。本不当妄议，然浙事牵心，有些愚见，斗胆陈之，伏乞监国明察。”
殿内安静下来，众人目光聚焦于他。
“老臣在浙数年，才疏力薄，未能尽善，致有今日纷扰，愧对监国信任。” 他先自承其过，姿态极低，随即话锋微转，“然浙省情势，确有其难处。方国安、王之仁等将，早年从龙，屡经战阵，所部士卒，多为其旧部，根植地方，盘根错节。地方士绅，亦多系地方望族，影响深远。施政若过于急切，恐生肘腋之患。老臣非为比开脱，实是为朝廷、为浙省百万生灵虑也。”
他看向万元吉等人，语气恳切：“万尚书、严尚书所言，皆为公忠体国，老臣钦服。章总督锐意任事，勇气可嘉。然治大国若烹鲜，需文火慢煨，急火猛攻，恐外焦内生，事与愿违。老臣愚见，不若稍缓清丈核查之急迫，对方国安等将，可下旨严诫，令其自省其过，戴罪图功；对章总督，亦宜温旨慰勉，然嘱其稍加宽缓，重在安抚，以稳大局。待局势稍定，再行整顿，未为晚也。如此，既全朝廷体面，又免激生事端，或为两全之策。”
焦链这番话，看似老成持重，实则绵里藏针。他将章旷行为定性为“急火猛攻”，暗示可能引发“肘腋之患”（兵变），将潜在风险归咎于施政方式。其“下旨严诫，令其自省”、“稍加宽缓，重在安抚”的建议，实则是要朝廷变相否定章旷的整肃，回到他过去那种“绥靖”的老路，既为自身政策辩护，也为方国安等人开脱，更在无形中质疑了监国新政的节奏。
一些保守派官员闻言颔首，认为焦链所言“稳妥”。
朱常沅心中了然。焦链不甘失势，这是在利用其资历和在浙经验，以及部分官员对剧烈变动的恐惧，来施加影响，试图扳回局面。若从其言，则章旷在浙努力将付诸东流，新政必然受挫，朝廷威信亦将受损。
他不再等待，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力，回荡在殿中：
“顾卿、焦卿所言，皆出公心，为朝廷虑，孤知之。”
先予肯定，旋即语气转沉：
“然，今日之势，绝非可苟安徐徐之时！虏寇窥伺于江北，闽粤未宁于东南，朝廷偏安，财匮兵弱，此诚存亡危急之秋！非大刀阔斧，革故鼎新，则无以聚财用，无以强兵备，无以图中兴！”
他目光扫过顾锡畴等人：“宽纵安抚，能足军饷乎？能强兵马乎？能抑兼并、苏民困乎？焦卿在浙数年，不可谓不宽，然浙省军、政、财，积弊反深，诸卿岂真不知？方国安之辈，跋扈日甚，岂是温言诫谕、令其自省所能节制？此辈心中，尚有朝廷纲纪乎？”
连番质问，让顾锡畴等人默然。焦链脸色更显黯淡。
朱常沅目光掠过诸臣，最终落于虚空，仿佛穿透殿墙，见浙省纷扰，见下板荡：
“章旷，是孤任用的。清丈、整军，是孤定下的国策！此非为与士绅将弁为难，实为纾民困、实国用、强兵备，以求恢复之计！浙江之事，非一省之事，乃下事之缩影！今日在浙退一寸，则明日新政处处可退！今日容一方国安跋扈，则明日处处皆可有方国安！如此，朝廷威仪何存？法度纲纪何在？中兴之业，从何谈起？！”
他声音渐高，带着不容置辩的决绝：“章旷在浙所为，纵有峻急，然其心为公，其行奉令！处置刘大勇，依律而行！查办抗法之赵奎、谢道清，乃行其总督之权！核查兵额、清丈田亩，乃遵孤之明旨！何错之有？何暴之有？！”
“传孤令旨！”朱常沅站起身来，斩钉截铁：
“一，浙江总督章旷，忠勤任事，勇于除弊，其所行诸事，皆遵朝命，着吏部记功，以示嘉勉。望其勿畏浮言，勿恤谤议，一力推行清丈、整军事宜，但有阻挠新政、抗命不尊者，无论官绅将弁，许其以赐敕之权，严惩不贷！”
“二，浙江总兵方国安，着兵部严旨切责，令其即刻约束所部，不得阻挠朝廷核查，并限期就陈潜夫所劾各款，据实明白回奏，听候朝廷处分。若再阳奉阴违，定当严惩不贷！”
“三，浙江清丈、整军，乃朝廷既定国策，着内阁、户部、兵部行文各省，以此为式，一体推行，不得推诿拖延。有敢妄议朝政、动摇国本者，以谤讪论处！”
“退下吧。”
朱常沅不再多言，转身离去，留下殿内神色各异的众臣。支持改革者如万元吉、严起恒等，精神一振；反对者如顾锡畴等，面色沉重，忧心忡忡；而焦链，深深低下头，行礼告退，背影在殿外的光下，显得格外落寞萧索。
监国的令旨，以六百里加急发往杭州。这道旨意，给了章旷最坚定的支持，也给了浙江的反对势力明确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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