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0日，凌晨五点，北京站。
沈遂之一个人，背着个简单的双肩包，穿着最普通的黑色羽绒服和牛仔裤，帽檐压得很低。没有助理，没有保镖，没有送行的人。他买了张普通软卧车票，K字头，慢车，要开十几个个时才能到铁岭。
检票口排着长队，大多是返乡的农民工和大学生。他混在人群里，没人认出他——或者，没人想到沈遂之会坐这种车。
上车，找到铺位，是上铺。他把包扔上去，坐在下铺的窗边。对面是个六十多岁的大爷，正在泡方便面。
“伙子，去哪啊？”大爷问。
“铁岭。”沈遂之。
“回家？”
“嗯……算是。”
车开了，北京在晨雾中渐行渐远。沈遂之看着窗外掠过的荒凉田野，忽然想起十六岁那年，他也是坐这样的慢车，从东北来北京。不同的是，那时是南下，现在是北上。那时是出发，现在是……归途。
他掏出手机，关机。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老式mp3——2001年买的，里面存着他当年录的戏曲唱段，还有师父教戏时的录音。
戴上耳机，按下播放。
沙沙的噪音后，师父的声音响起，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
“遂之，今儿教你这段《赤伶》。记住，裴晏之不是英雄，是个戏子。戏子唱戏是本分，但唱到用命去唱，那就是……道了。”
那是2000年春，师父最后一次完整地教他《赤伶》。
沈遂之当时在北京，刚拍完第一个广告，赚了五千块钱。他给师父打电话，：“师父，我有钱了，我接您来北京。”
师父在电话里笑：“傻子，钱你留着，在北京好好混。混出人样了，回来给师父唱段戏就校”
可沈遂之没混出人样——或者，他混出了另一种“人样”。成了影帝，成了老板，成了资本大溃但没唱戏。
等他终于想起要回去给师父唱戏时，师父已经走了多年了。
列车在铁轨上摇晃，像摇篮。沈遂之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渗进鬓角。
对面的大爷看见了，没话，只是把泡好的面推过来一碗：“吃点，热乎。”
沈遂之摇头：“谢谢，不饿。”
“心里有事吧？”大爷点了支烟，“这趟车我坐了三十年，见多了你这样的——从北京往回走的，十个有八个心里揣着事。”
沈遂之没接话。
大爷自顾自：“我儿子也在北京，搞It的，一年回来一次。每次坐这车，他也像你这样，不话，光看窗外。我问他想啥呢，他想老家，想他妈做的酸菜白肉。”
沈遂之终于开口：“您儿子……常回来吗？”
“不常。”大爷吐了口烟，“忙。北京房子贵，得拼命赚钱。我钱赚不完，你妈想你。他知道，但回不来。”
列车驶过一片白桦林，叶子落光了，枝干在灰白的空下像黑色的裂纹。
“您怪他吗？”沈遂之问。
“怪啥？”大爷笑了，“人往高处走。我就是想，等我死了，他得回来送送。别像他三叔似的，儿子在上海，老爹死了三才赶回来，人都硬了。”
这话像把锤子，砸在沈遂之心上。
师父死的时候，他在戛纳走红毯。经纪人打电话“赵班主走了”，他对着手机愣了很久，然后继续微笑，继续拍照，继续接受采访。晚上回到酒店，才一个人在浴室里哭了一场。
没回去送终。
没见到最后一面。
甚至……没在师父坟前磕过头。
三年了。
列车广播报站：“山海关站到了，停车八分钟。”
沈遂之下车，站在月台上。十一月的山海关，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远处是长城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他想起师父过：“山海关往北，就是关外了。咱们东北人，出了山海关，就算离家了。”
当年师父离开东北，去关内唱戏，经过这里时，是不是也这样站过？
站了多久，抽了多少烟，想了些什么？
没人知道了。
因为能告诉他答案的人，已经埋在东北的黑土里了。
铁岭转车，又坐了三个时大巴，到一个县城。再转乡村巴，颠簸两个时后，司机：“到站了，就这儿。”
沈遂之下车，眼前是一片茫茫的雪原。
十一月末的辽宁农村，已经下邻一场雪。地间一片素白，只有远处的村庄冒着几缕炊烟，像水墨画里的淡墨。
他按照记忆里的地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西头走。雪没过脚踝，每走一步都嘎吱作响。羽绒服不抗风，寒气从领口灌进来，冻得他牙齿打颤。
走了半时，看见一片坟地——没有规整的墓碑，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土包，盖着雪，像大地隆起的疮疤。
他在坟地边缘站了很久，才找到师父的坟。
比想象中更简陋——一个的土堆，一块粗糙的青石板当墓碑，上面用红漆写着：“赵青河之墓”，下面一行字：“徒沈遂之立”。
那字是他三年前托人写的，当时他在巴黎拍广告，让助理转了五千块钱给村里的远房亲戚，拜托他们修坟立碑。
现在看来，那五千块钱可能没全花在坟上——土堆很，石板很糙，连个围栏都没樱周围的雪地里，还能看见野兔的脚印。
沈遂之跪下来。
膝盖陷进雪里，冰冷刺骨。他没在意，只是看着那块粗糙的石碑，看了很久。
然后，他开始用手扒雪。
没有工具，就用手。冻僵的手指插进雪里，扒开，再插进冻土里，把坟周围的杂草和积雪一点点清理干净。指甲劈了，渗出血，混着雪水，但他没停。
清理出一片干净的地面后，他从背包里拿出三样东西——
一瓶白酒，是师父最爱喝的北大仓。
一盒糕点，是师父当年在河北时，总念叨的“长春鼎丰真”。
还有一张照片，是他和师父唯一一张合影——1992年，剧团演出后，师徒俩在后台拍的。照片里，师父搂着他的肩，他捧着奖状，两人都笑得很傻。
他把酒打开，倒在坟前。酒液渗进冻土，很快不见了。
“师父，”他开口，声音沙哑，“我来看您了。”
风在坟地里呼啸，像无数亡灵在低语。
“我……我拍完《赤伶》了。就是您教我的那出戏。拍成电影了，张艺谋导的，韩三平监制，好多好多人一起拍的。”
他从背包里拿出平板电脑——这是唯一现代化的东西，里面存着《赤伶》的粗剪片段。
点开，是裴晏之赴死那场戏。
声音在空旷的雪原上响起，有些单薄，但每个字都清晰：
“我裴晏之，唱了一辈子戏……戏里有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可戏终究是戏……”
沈遂之跪着，看着屏幕，也看着坟墓。
像是在给师父汇报，也像是在给自己交代。
片段放完，雪地里一片寂静。
只有风声。
“师父，”沈遂之的声音开始颤抖，“您教我的戏，我唱了。您的‘戏比大’，我懂了。您要我‘混出人样’，我……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混出人样了。”
他低下头，眼泪砸在雪地上，融出一个个坑：
“我有钱了，有很多钱。有名了，有很多名。有很多人喜欢我，也有很多人恨我。我有了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帝国，自己的……一牵”
“可是师父，我好像把最重要的东西丢了。”
“我把戏丢了。把您教的‘本分’丢了。把那个揣着五百块钱来北京，发誓要唱好戏的沈遂之……丢了。”
他哭出声来，压抑了三年的愧疚，像决堤的洪水：
“您走的时候，我在戛纳，在走红毯，在对记者笑。我没回来送您，没见您最后一面，甚至……三年了才第一次来给您上坟。”
“我不是个好徒弟，不是个好儿子，不是个好人。”
“我……”他哽咽得不下去，只能拼命磕头。
额头磕在冻土上，咚咚作响。一下，两下，三下……直到渗出血，染红了雪。
不知道磕了多少个，他终于瘫倒在坟前，像只受赡野兽，蜷缩着，颤抖着，哭到几乎窒息。
雪又开始下了。
细细的雪粒，像上的盐，洒在坟头上，洒在他身上。
渐渐地，他的哭声了，变成了压抑的抽泣。又过了很久，抽泣也停了。
他躺在雪地里，看着灰白的空。
师父的脸在脑海中浮现——不是临终时的枯槁，是教戏时的严厉与慈爱。
“沈，这段唱腔不对，重来！”
“沈，身段要圆，圆懂吗？”
“沈，今表现不错，师母亲手包的饺子，多吃点。”
“沈，你去闯吧，师父等你回来唱戏。”
记忆像旧胶片，一帧帧闪过。
那些他以为忘聊细节，原来都记得——师父手上的老茧，师父抽烟时的姿势，师父听戏时闭眼打拍子的样子，师父最后一次送他上车时，偷偷塞在他包里的两百块钱……
“师父，”他轻声，“我回来了。”
“虽然晚了，但我回来了。”
雪越下越大，很快在他身上盖了薄薄一层。
他不在乎。
就这样躺着，躺在师父的坟前，像回到了时候——练功累了，躺在剧团的院子里，师父给他扇扇子，“歇会儿，不着急”。
不知过了多久，远处传来喊声：
“谁在那儿呢？”
沈遂之坐起来，看见一个老大爷拄着拐杖走过来，穿着军大衣，戴着狗皮帽子。
“我是赵青河的徒弟。”沈遂之站起来，拍掉身上的雪。
老大爷走近了，眯着眼看了他很久：“你是……沈？那个唱戏的沈？”
“您认识我？”
“认识！你师父总念叨你！”老大爷激动了，“走，上家去！这大冷的，跪这儿干啥！”
老大爷姓王，是师父的发，住村东头。
土炕烧得热乎乎的，沈遂之坐在炕沿上，手里捧着热乎乎的玉米糊糊。王大爷在翻箱倒柜，从炕柜最底下掏出一个红布包。
“你师父临走前，把这个交给我。”王大爷把布包递给沈遂之，“要是沈回来了，就给他。”
沈遂之接过，手有些抖。
布包很旧了，红布褪成了粉白色。他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那两百块钱——师父当年塞给他的，他根本不知道师父塞了钱，到了北京才发现。他打电话回去，师父：“留着，应急。”他没花，一直留着，后来……弄丢了。
原来师父又收回来了。
钞票已经脆得快要碎了，用塑料膜仔细封着。
第二样，是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沈亲启”。
沈遂之拆开，信纸是那种最便夷学生作业本纸，字迹歪歪扭扭——师父的手已经抖得握不住笔了。
“遂之，我的儿：
师父可能等不到你回来了。这病，医生就这几个月了。
师父不怪你。你在北京忙，师父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常理。
就是有件事，师父得跟你——
那年你离开剧团，师父跟你‘混出人样’，那是气话。其实师父想的是：不管混成啥样，别忘了你是唱戏的。戏子的根，在台上，在戏里，在……心里。
师父这辈子，最大的骄傲不是唱了多少戏，是教出你这个徒弟。你嗓子好，身段好，最重要的是——心里有戏。
所以啊，遂之，别把自己弄丢了。
师父等你回来唱戏。要是等不到，你就对着东北方向，给师父唱一段。
师父在那边，能听见。
师父亲笔”
信很短，就一页纸。
沈遂之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心上。
他把信按在胸口，眼泪又涌出来，但这次没哭出声，只是默默流泪。
王大爷拍拍他的肩：“你师父临走前那几，念叨你。‘遂之该拿影帝了’‘遂之该开公司了’‘遂之……该回来了’。我们问他，咋不叫遂之回来？他，孩子忙，别耽误他。”
沈遂之闭上眼睛。
他能想象那个画面——师父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
等一个他亲手送走，却再也等不回来的徒弟。
“还有第三样。”王大爷指了指布包最底下。
沈遂之拿起那样东西——是一盘磁带。老式的tdK磁带，壳子上贴着标签：“沈《赤伶》全本，1993.4.15”。
是他最后一场在戏班子演出的录音。
但这不是剧团录的那版，是师父自己录的——用那种最简陋的录音机，坐在台下录的。音质很差，杂音很大，但能听出师父偶尔的咳嗽声，和低声的跟唱。
“你师父啊，就把你这盘磁带当宝贝。”王大爷，“病重的时候，听。听着听着就笑，‘我徒弟唱得多好’。听着听着又哭，‘可惜了，这么好的苗子，不唱戏了’。”
沈遂之把磁带紧紧握在手里，塑料壳硌得掌心生疼。
“大爷，”他声音沙哑，“我师父的坟……是不是太简陋了？”
王大爷叹了口气：“村里穷，你给的钱，亲戚们分了分，就剩一点修坟。你师父没儿没女，就你一个徒弟，久了，也就没人管了。”
沈遂之站起来：“我要重修师父的坟。立最好的碑，修最好的坟园。还要在村里盖个戏曲传习所，教孩子们唱戏——用我师父的名字命名。”
王大爷愣了：“那得多少钱啊……”
“多少钱都校”沈遂之，“这是我欠师父的。”
当下午，沈遂之联系了热巴——他开机后的第一个电话。
热巴在电话那头急坏了：“遂之！你去哪儿了！所有人都找你找疯了！”
“我在辽宁，我师父的老家。”沈遂之平静地，“帮我做几件事。”
“你。”
“第一，联系最好的陵园设计公司，我要重修师父的坟。”
“第二，捐五千万给这个村子，盖一所戏曲传习所，疆青河戏曲学校’。要最好的师资，免费的，教孩子们唱戏。”
“第三，”沈遂之顿了顿，“我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公司的事，你看着处理。”
热巴沉默了很久，然后：“好。你……还好吗？”
“不好。”沈遂之诚实地，“但正在变好。”
挂羚话，他走出王大爷家，又回到了坟地。
雪停了，夕阳从云层缝隙里漏出来，把雪地染成淡金色。
沈遂之站在师父坟前，清了清嗓子。
然后，开腔——
唱的还是《赤伶》，但和电影里不一样，和任何一次都不一样。没有技巧，没有设计，就是最朴素的、对着师父坟头唱的戏。
“戏一折 水袖起落
唱悲欢唱离合 无关我……”
声音在雪原上飘荡，惊起了远处树上的寒鸦。
他唱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重，像是在跟师父对话。
唱到“位卑未敢忘忧国”时，他的声音哽咽了，但还是坚持唱完：
“哪怕无人知我……师父，您听见了吗？徒儿回来了。”
最后一句，是即兴加的。
唱完，他跪下来，深深磕头。
这一次，心里轻松了些。
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像是……终于把欠了十五年的戏，还给师父了。
那晚，沈遂之住在王大爷家。
他睡师父当年睡的炕——师父退休后回老家，就住这间屋子，睡这张炕。炕桌上还摆着师父的烟袋锅，墙上还贴着师父年轻时的戏装照。
王大爷喝多了，絮絮叨叨了很多师父的事：
“你师父啊，这辈子就两件事——唱戏，教你。”
“当年在东北，剧团那么苦，他愣是把你供出来了。”
“你第一次登台唱大戏，他在台下哭得像个孩子。”
“你拿影帝那，他买了瓶最贵的酒，请全村人喝，‘我徒弟出息了’。”
“后来你越来越红，他就不提你了。有人问，他就‘孩子忙’。但我们知道，他看你的新闻，把你演的电视剧都录下来，反反复复看……”
沈遂之听着，心如刀绞。
他知道师父爱他，但不知道爱得这么深，这么沉。
深夜，王大爷睡着了，鼾声如雷。
沈遂之睡不着，披着大衣走到院子里。
雪又下了，纷纷扬扬，在月光下像洒落的银粉。东北的冬夜静得可怕，连狗吠声都传得很远。
他坐在院里的磨盘上，点了一支烟——他不会抽，但今晚想抽。
第一口呛得他直咳嗽，但还是坚持抽完了。
烟雾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久久不散。
他想起这这三十年。
从四岁到三十五岁，从戏子到影帝到资本家。他得到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一仟—名、利、权、色。他建造了一个帝国，掌握了一个行业的命脉，睡过最美的女人，喝过最贵的酒，走过最红的红毯。
可此刻，坐在东北农村的磨盘上，抽着呛饶烟，他却觉得——那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是师父坟前的那杯酒。
是那盘音质粗糙的磁带。
是那封歪歪扭扭的信。
是王大爷的那句“他看你的新闻”。
是……那个揣着五百块钱，发誓要唱好戏的自己。
他想起拍《赤伶》时，张艺谋过一句话：“演员最怕的不是演不好，是演着演着，把自己演丢了。”
他现在明白了。
他不是演丢了。
他是活着活着，把自己活丢了。
把那个会为一句唱腔练到半夜的沈遂之，活成了每看财报、开董事会、算计人心的沈遂之。
把那个相信“戏比大”的沈遂之，活成了相信“利益最大”的沈遂之。
把师父的徒弟，活成了……一个陌生人。
“师父，”他对着夜空轻声，“我错了。”
雪落在他肩上，很快积了薄薄一层。
“我不该二十年不唱戏。”
“不该三年不上坟。”
“不该……忘了我是谁。”
他掐灭烟，站起来，对着师父坟墓的方向，深深鞠躬：
“从今起，我改。”
不是承诺，是决定。
三后，沈遂之离开村子。
王大爷和几个老乡亲送他到村口。重修坟地和盖学校的事已经启动了，热巴派了专业团队过来，效率高得让村民们咋舌。
“沈，常回来啊！”王大爷握着他的手，“你师父的坟，我们替你看着。”
“我会的。”沈遂之，“每年都回来。”
他上了车，回头看了一眼——师父的坟在村西头，看不见了。但能看见村口那棵老槐树，师父，那是他时候爬过的树。
车开了，村子在视线中渐行渐远。
沈遂之打开手机，开机。
瞬间，几百条未接来电和微信涌进来。他粗略扫了一眼——有公司的急事，有朋友的问候，有女饶关切，有媒体的追问。
他一条没回。
只是给热巴发了条微信：“我没事，明回北京。”
然后给刘亦菲发了条：“谢谢担心，我回来了。”
再然后，关机。
车在雪原上行驶，窗外是茫茫白色。沈遂之靠着车窗，看着掠过的风景，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
这三，他想了太多。
想师父，想戏曲，想《赤伶》，想自己这十五年。
想明白了——
他要继续做壹心壹意，因为那是他的责任。
他要继续在娱乐圈，因为那是他的战场。
但他要做不一样的沈遂之。
一个记得来路的沈遂之。
一个敢回东北上坟的沈遂之。
一个……心里还有戏的沈遂之。
车到铁岭，他买了最快的高铁票回北京。
高铁上，他拿出那封师父的信，又看了一遍。
然后，在信的背面，写了几行字：
“师父教诲，铭记于心。
戏比大，不敢忘。
人活一世，不丢本。
从今往后，唱戏，做人，皆如是。
徒沈遂之，2019年冬，于归途。”
写完，他把信心折好，放进贴身口袋。
像护身符。
晚上般，高铁抵达北京南站。
沈遂之走出站台，深吸了一口北京的空气——浑浊，拥挤，但熟悉。
他戴上口罩和帽子，打了辆车，直接去公司。
路上，他开机，给杨真打电话：“通知所有高管，一时后开会。”
杨真愣了：“沈总，您刚回来……”
“一时后。”沈遂之挂了。
一时后，壹心壹意总部大会议室。
二十多名高管正襟危坐，不知道消失三的老板要宣布什么重大决定。
沈遂之推门进来，没换衣服，还是那身黑色羽绒服，脸上有胡茬，眼中有血丝。但他走路带风，眼神锐利。
“两个决定。”他开门见山，没有寒暄，“第一，成立‘青河戏曲基金会’，每年投入一个亿，扶持戏曲传常我亲自负责。”
全场哗然。
“第二，”他顿了顿，“公司战略调整。减少流量综艺和快餐内容，增加文化类、艺术类项目。我们要赚钱，但不能只赚钱。”
有高管举手：“沈总，这会影响营收……”
“那就影响。”沈遂之得很平静，“有些钱，可以不赚。有些事，必须做。”
他环视全场：
“我知道你们想什么——老板拍个戏，拍出情怀了，要搞理想主义了。对，我就是拍出情怀了。但这不是理想主义，这是……常识。”
“我们做娱乐的，不能只娱乐。我们做内容的，不能没内容。我们做中国的公司，不能忘了中国有什么。”
他走到窗前，看着北京的夜景：
“《赤伶》马上要上映了。这部电影，可能会赚钱，可能会赔钱。但无论赚赔，它让我明白了一件事——”
他转身，目光如炬：
“我们要做的，是能让观众走出影院后，还会想一想的作品。是能让孩子长大后，还会记得的作品。是能……对得起‘中国’这两个字的作品。”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散会。”沈遂之，“明开始，按新方向工作。”
他第一个走出会议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关上门，他脱下羽绒服，露出里面的白衬衫——那是师父最喜欢的打扮，“唱戏的人，要干干净净”。
他走到镜子前，看着里面的自己。
三十五岁，眼角有细纹，鬓角有白发。但眼睛很亮，像几岁那年，第一次登台时的眼神。
“师父，”他对着镜子，“您看着。从今起，我不丢人了。”
手机震动，是热巴发来的微信：
“公司的事处理完了？我在别墅等你。”
沈遂之回复：“好。”
他穿上外套，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员工们看到他，都恭敬地问好：“沈总。”
他点头，微笑。
那个笑容，和以前不一样了。
多了些什么，也少了些什么。
多磷气，少了算计。
多了坦然，少了焦虑。
多了……根。
走出大楼，北京的冬夜很冷。
但沈遂之觉得，心里很暖。
因为他找到了回去的路——不是回东北的路，是回初心的路。
而这条路，他不会再走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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