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是看不见的、邪恶的，由此进一步引申表示错误、胡乱，例如“鬼话”。“鬼”既然是人身后的一种魂魄，那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因此和上的神灵一样，也被认为是神灵，只是是一种具有邪恶色彩、恐惧色彩、阴暗的神灵。
《唐韵》《集韵》《韵会》竝居伟切，音诡。《文》：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尔雅·释训》：鬼之为言归也。《诗·雅》：为鬼为蜮。《礼·礼运》：列于鬼神。注：鬼者精魂所归。《列子·瑞篇》：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
又《易·既济》：高宗伐鬼方。《诗·大雅》：覃及鬼方。传：鬼方，远方也。
又星名。《史记·官书》：舆鬼鬼祠事，中白者为质。注：舆鬼，五星，其中白者为质。
又姓。《前汉·郊祀志》：黄帝得宝鼎，冕侯问于鬼臾区。注：黄帝臣也。
又国名。《山海经》：鬼国在负二之尸北。
又乌鬼。杜甫《遣闷》诗：家家养乌鬼。《漫叟诗话》：川人家家养猪，每呼猪作乌鬼声，故谓之乌鬼。《梦溪笔谈》：《夔州图经》称，峡中人皆养鸬鹚，以绳系颈使捕鱼，得则倒提出之，谓之乌鬼。元微之《江陵》诗：病赛乌称鬼。自注：南人染病，竞赛乌鬼。
又扬子《方言》：虔儇，慧也。自关而东赵魏之闲谓之黠。或谓之鬼。
鬼，根据道教典籍记载，鬼，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包括三种含义。第一种是精神现象；第二种是灵异现象；第三种是玄幻现象。人被此类事件侵害后，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
“鬼”在华夏本土哲学中作为宗教与文化符号延续，其内涵与商周时期“先鬼而后礼”的传统密切相关。墨家思想继承商代尊鬼传统，将鬼神信仰纳入其学体系，通过“志”观念强化社会伦理的约束力。宋地的地域文化进一步巩固了“鬼”在哲学体系中的符号属性，成为先秦多元思想互动的重要载体。
商代宗教实践以鬼神崇拜为核心，至西周转向“敬保民”的礼制体系。墨家通过重构鬼神信仰，既保留商文化基因，又回应周文疲敝的社会现实。这种转化体现于《墨子·明鬼》对鬼神赏罚功能的系统阐述。
宋地作为殷商遗民聚居区，其尊鬼习俗直接塑造墨家思想特质。地域文化中的祭祀仪式与鬼神叙事，为哲学层面的鬼神观提供了实践基础。这种地域性特征使墨家鬼神论区别于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态度。
“鬼”概念的演变契合华夏哲学“创化日新”的动态特征，其从原始信仰到哲学符号的转型，展现了华夏文明“事实与价值联结”的思维模式。在当代语境中，这一符号为理解传统宗教与伦理的关系提供了关键视角，特别是墨家以志、鬼神为学推行工具的特点。
非鬼魂的鬼怪在早期宗教中被认为是邪恶的象征。
女青鬼律卷之一 律曰:地初生,元气施行,万神布气,无有丑逆祆邪不正之鬼,男孝女贞,君礼臣忠,六合如一,无有患害。
早期道教存在妖鬼邪魅祸害世间的法，与后来的魔逐渐混同，魔取代了妖鬼中邪恶的意思。
志是华夏古代墨家核心哲学概念，最早由墨子提出并系统阐述，指的意志作为最高行为准则，要求践行兼爱非攻原则，汉代董仲舒将其融入人感应理论。
墨子在《志》三篇中将志确立为超越人间权威的终极法度，主张“之志者，义之经也”，通过“规矩”比喻其作为衡量善恶的普遍标准，反对大国攻国、强暴弱等行为。志通过赏善罚恶机制规范伦理，要求效法的仁德属性，构建以“三利”利、利鬼、利人为准则的社会秩序。
该思想肇始于战国墨家学派的政治主张，墨子弟子记录整理为《志》上中下三篇。至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吸收志概念，发展出以人感应为框架的“之意志”学，其论证路径与墨子基于功利主义的现实约束力呈现显着差异。
墨子·志，志上：子墨子言曰：“今下之士君子，知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处家者知之。若处家得罪于家长，犹有邻家所避逃之；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恶有处家而得罪于家长而可为也？”非独处家者为然，虽处国亦然。处国得罪于国君，犹有邻国所避逃之；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谁亦有处国得罪于国君而可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犹若此其厚，况无所逃避之者，相儆戒岂不愈厚，然后可哉？且语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将恶避逃之？”曰：“无所避逃之。”夫，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然而下之士君子之于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下士君子知而不知大也。
然则亦何欲何恶？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之所欲也。我为之所欲，亦为我所欲。然则我何欲何恶？我欲福禄而恶祸祟。若我不为之所欲，而为之所不欲，然则我率下之百姓，以从事于祸祟中也。然则何以知之欲义而恶不义？曰：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欲义而恶不义也。
曰：“且夫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士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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