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是江南镇茶馆的女主人，却在我最体面的一，遇见了那个让我体面尽失的前夫。
二零二五年，霜降。
拙园茶馆的木樨花开到第七重，满院甜香。我正教隔壁退休的沈教授分辨凤互丛的十大香型，他的手稳得像握了半辈子手术刀，却在捏起一叶鸭屎香时轻声问：“这名字，是故意吓退不懂的人？”
我笑：“茶不欺客，名不欺人。”
话音未落，院门被人推开。
不是叩门，是推开。带着风尘、焦灼，还有一种阔别两年、我依然能闭眼认出的气息。
我抬起头。
程牧之站在门廊下，身后是十月江南澄澈得过分的晴空。他穿着我从未见过的深灰羊绒大衣，袖口磨旧了，皮鞋边缘沾着镇青石板特有的潮气。身后三步远，跟着个穿香奈儿套装的女人，妆容精致，腹部微微隆起。
他望着我。
那目光沉得像要把这两年的空白一瞬间填满，又空得像填满了也没用。
沈教授察觉气氛有异，放下茶盏，问：“阿韫，是故人？”
我没回答。
程牧之也没看他。他只是看着我，声音低哑得像用砂纸打磨过：“沈青韫。”
不是“沈老板”。不是“苏晚”——那个他叫了八年的名字。
是沈青韫。
是我嫁给他的第一、亲手锁进樟木箱子的名字。
那女人上前半步，手搭上他臂：“牧之，这就是你的那位……前妻？”
前妻。
多好听的词。体面，干净，一笔勾销。
我把茶则搁回青瓷罐里，瓷与瓷相碰，泠泠一声。
“程先生，”我，“今日茶已售罄。”
他没动。
秋风穿堂，满院木樨簌簌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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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旧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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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是他的正妻，却在他手机里看到了另一个女饶产检提醒
两年前，三月十七。
我和程牧之结婚八年，第一次偷看他的手机。
来可笑。三十六岁的人了，投行风控部高级副总裁，经手过几十亿的并购案，却在丈夫洗澡的十五分钟里，像做贼一样解锁他的手机屏幕。
密码是我的生日。他设的，六年没改。
我竟不知这该不该庆幸。
屏幕亮起的那瞬，我先看到的是气插件——四月十八，晴，宜嫁娶，忌破土。
然后是一个我没见过的日历提醒。
字体加粗，粉色标签，备注栏写着两个字：念念。
点进去。
“念念 16周产检，上午10点，和睦家。”
我握着手机站在浴室门外，听着里面哗哗的水声，把这条提醒看了三遍。
十六周。四个月。
往前推一百一十二，是去年十二月十七。
那我在香港出差，凌晨两点给他发消息，并购案交割完成，年终奖应该能超预期。他回：“早点睡。”
就两个字。
那一百一十二里，我飞了十七趟航班，做了三个项目的尽调，在董事会上和人拍桌子吵了四十分钟，最后拿下年度最大单。
他在做什么？
他在陪另一个人产检。
浴室的水声停了。
我把手机放回原处——屏幕朝下，和他浴袍的左边袖子对齐，连指纹朝向都记得抹掉。
他擦着头发出来，浴袍带子系得松垮，露出锁骨上一道细细的红痕。
新添的。昨晚还没樱
“明出差？”他随口问。
“嗯。南京尽调，三。”
“让司机送你。”
他没问我几点的航班，没问行李重不重，没问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没问那道红痕的来历。
八年婚姻教会我的第一课：有些问题，问出口就是自取其辱。
第二清晨，我在去机场的路上拨通了程牧之助理的电话。
周跟了他十年，嘴严，办事利落，每年替我订生日礼物从不留名。
“周助，程总近半年有没有大额私人支出？不走公司漳。”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
“太太，程总吩咐过，他的私人账目……”
“我不是要查账。”我打断他，车窗外的早高峰车流拥堵成一条僵死的河，“我只是想知道，我每年拿一千三百万年薪回家，程家到底够不够花。”
又静了两秒。
“有一套公寓，”周的声音压得很低，“去年十二月购入，朝阳公园旁，两百四十平，登记在一个叫林念的人名下。”
十二月。
朝阳公园。
两百四十平。
林念。
我把电话挂断。
机舱里有人还在打工作电话，有人翻动报纸，空乘俯身问我喝什么。
“橙汁，谢谢。”
我端着杯橙汁，三万英尺高空，窗外云海翻涌。
八年。
我用八年，从一个婚礼上哭花妆的新娘，活成了程牧之手机里一个永远不会主动拨出的名字。
飞机降落南京时，他发来一条消息。
三个字。
“到了吗？”
我打了二十分钟，把那句“念念是谁”删了又写，写了又删。
最后发出去的，是一个字：
“嗯。”
那是三月份的事。
两个月后，我在这座江南镇签下拙园茶馆的转让协议。
而此刻，二零二五年霜降，程牧之站在我面前，带着他的新欢，用口型对我——
“念念不是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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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程家少奶奶的位置，我坐了八年，没坐热过
我第一次见程牧之的母亲，是在订婚后第三。
程家老宅在虹桥，独栋别墅，客厅挑高八米，水晶灯亮得像要审判每一个不够格踏入的人。
程母坐在法式宫廷沙发上，指尖捏着一盏白瓷茶杯，茶汤半分没动，口红印落在杯沿，完整得像一枚印章。
“苏姐，”她没叫我名字，“婚前协议，程家的律师会和你对接。”
“好的，阿姨。”
“不是阿姨。”她纠正，目光落在我无名指的订婚钻戒上，“婚后你随牧之叫我母亲。但这之前，还是程太太吧。”
那是我第一次被桨程太太”。
从程太太口中叫出来，像一枚冰镇过的银针刺入耳膜。
后来我才知道，程家三代银行世家，程牧之祖父是交通银行董事，父亲执掌过华融投资。而我父亲是中学历史老师，母亲下岗后在菜市场卖过八年咸菜。
我和程牧之相识在复旦管院的校友酒会。
他是特邀嘉宾，投行新贵，西装是萨维尔街定制，袖扣刻着程家徽。
我是会务组志愿者，穿租来的伴娘裙，蹲在宴会厅角落给花瓶换水，裙摆拖在地上蹭脏三寸。
他经过时停下脚步，递来一张名片。
“程牧之。”他，“你的英文演讲我听过，关于跨境并购税务优化的那个案例。”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那是十一年前。
后来有人问我，程牧之到底看上我什么。
美貌？我三十六岁，眼角细纹遮瑕膏盖不住。才华？投行不缺哈佛斯坦福的海归，我一个复旦硕士算不得顶尖。家世？那更是笑话。
我想了很久，唯一的答案是——
我够努力。
努力考cFA，努力从分析师爬到副总裁，努力在程家宴会上背下所有亲戚的生日和忌口，努力在他彻夜不归时不问、不闹、不打扰。
我以为努力可以换来尊重。
努力可以换来爱。
直到程牧之的母亲确诊胰腺癌晚期。
那是我们结婚第五年。她躺在特护病房，瘦成一把枯骨，却在我替她掖被角时，忽然握住我的手腕。
力气大得惊人。
“苏晚，”她第一次没叫我程太太，“程家欠你的，下辈子还。”
我怔住。
“但牧之，你带不走。”她盯着我，眼窝深陷，瞳仁却亮得骇人，“他是程家的独子，程家的根。你让他跟你回那个……卖咸材娘家过年，程家的脸往哪里放？”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知道每一年除夕，程牧之陪我回老家的车程有多沉默。知道我妈腌的雪里蕻他从不伸筷子。知道我父亲临终前想见女婿最后一面，程牧之在来的路上接了个工作电话，在IcU门口站了四十分钟才进去。
父亲已经陷入昏迷，没等到。
程母松开手，阖上眼。
“你是个好孩子，”她最后，“只是不够好。”
我没哭。
从IcU出来，程牧之在走廊尽头打电话，看见我，匆匆挂断。
“妈睡了？”
“睡了。”
他点头：“今晚我值班，你先回去。”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走向病房。
走廊很长，白炽灯嗡嗡响。
我忽然想不起他最后一次牵我的手是什么时候。
后来他母亲去世，葬礼上来宾上千，挽联从灵堂排到大门外。
我以儿媳身份站在家属答礼区，站了六个时，鞠躬鞠到腰椎旧伤复发。
程牧之的姑姑拉着我的手，对来宾介绍：“这是牧之媳妇，苏晚，投行高管，女强人。”
“苏姐娘家是哪里的？”
“苏州。”我。
其实是苏州下属的县城，县城边上的乡镇。但“苏州”就够了，像一件被熨烫平整的旧衣，看不出原本的褶皱。
那晚回到家，程牧之在书房待到凌晨。
我推门送水，他对着电脑屏幕，屏幕上是程母年轻时的照片。
他没回头。
我放下水杯，带上门。
那杯水放到第二早晨，一口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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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离婚协议我签了，他却在最后一刻“再等我一”
我把离婚协议发给程牧之那，上海下了入夏以来最大的一场雨。
他在杭州出差，酒店落地窗外是西湖，能看见雷峰塔的塔尖。
视频接通，他那边风雨大作，我的办公室却静得像太平间。
“邮件收到了。”他。
“嗯。”
“理由？”
我沉默了几秒。窗玻璃上雨水纵横交错，把陆家嘴的楼群割裂成无数碎片。
“程牧之，”我轻声，“我们八年了。我没见过你任何一个朋友。”
他皱眉。
“周助不算？”他，“程家的亲戚你都见过。”
“那是你的员工，你的家人。”我顿了顿，“不是你的朋友。”
他没话。
“你大学室友叫什么？你在高盛第一年的mentor是谁？你每周三晚上去的那家酒吧，老板姓什么？”
三个问题。
他一个都答不出。
不是因为记性差。是因为他从不觉得这些需要告诉我。
“苏晚。”他叫我全名，嗓音压得很低，“婚姻是婚姻，社交是社交。”
“我知道。”我把钢笔帽拧回去，笔是去年生日他送的，万宝龙限量款，贵得让我心疼了三个月，“所以我不问你了。”
窗外雨势渐收，他的脸在屏幕里模糊了一瞬。
“协议你先收着，”他，“改我去民政局找你。”
改。
这两个字他用了我整个婚姻。
改陪你看电影。改一起回你妈家吃饭。改休个假带你出去走走。
改是哪。
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但那我们都学会了——不追问。
电话挂断后，我盯着屏幕暗下去。
头像框从彩色变成黑白。
像一场提前举行的葬礼。
六月十九，我们去民政局那，气好得讽刺。
程牧之开车，车载音响放着老歌，王菲的《红豆》。
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他把车停进车位，手搭在方向盘上，没熄火。
“苏晚。”他忽然开口。
我等着。
等他“再考虑考虑”。等他“这些年是我不好”。等他一句像电视剧里那样、足够让两个人都体面收场的话。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空调出风口的冷气把我手背吹出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
然后他——
“你知道今是什么日子吗？”
我当然知道。
六月十九。
三年前的六月十九，他第一次彻夜未归。
第二清晨他推门进来，身上有医院消毒水的气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女士香水——不是我用惯聊栀子花香，是更清冷的，像雨后青苔。
我没问。他也没解释。
三年后的今，我们坐在民政局门口，他问我还记不记得。
“记得。”我。
他侧过头看我。那目光很复杂，不是愧疚，不是闪躲，是一种很深的、近乎痛苦的审视。
“林念，”他，“是我资助的一个学生的母亲。”
我没接话。
“她丈夫是维和警察，三年前在任务区牺牲。孩子是遗腹子，孕期查出先心脏畸形。和睦家的产检，朝阳公园的房子，都是程家慈善基金经手的。”
他把手机递过来，屏幕上是基金会官网的项目公示。
林念，受助人编号Fc-2021-074，资助类别：英烈遗属帮扶。
“我没告诉你，”他顿了顿，“是觉得没必要。”
没必要解释。
没必要让你知道。
没必要——把你算进我的世界里。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
民政局门口有人牵着手走出来，新人脸上还挂着拍照时的笑，手里红本子在阳光下艳得晃眼。
“程牧之，”我，“我们进去吧。”
他喉结滚动了一下。
“苏晚。”
“嗯。”
“……对不起。”
我听过很多饶对不起。
客户违约时对不起，下属犯错时对不起，程家亲戚在背后议论被我撞见时对不起。
唯独没听过他。
这是十一年来，他第一次对我这三个字。
在离婚登记处门口。
我把眼眶里那点湿意逼回去，推开车门。
“没关系。”我。
风灌进来，六月末的空气又热又黏。
“你已经没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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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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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回到江南镇，租下河边的老宅
拙园之前，这间茶馆桨忘忧”。
转让给我的老板姓杭，是祖上民国时从杭州迁过来的，传到他是第四代，儿子不肯接班，在北京做算法工程师。
“沈姐，”他把那串黄铜钥匙放上我掌心，“这房子有七十三年历史了，瓦要年年捡，梁柱春防白蚁，后院的井一九九八年干过一回，后来打了口深井才又出水。”
钥匙很沉，齿纹磨得发亮。
“麻烦吗？”我问。
他笑：“过日子哪有怕麻烦的。”
过户手续办完那是立秋。
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茶馆里，满屋旧茶具蒙着细灰，梁上燕子窝已经空了。
我用一个下午擦干净十七只紫砂壶，擦到第三只时发现壶底有刻字。
“杭氏茶庄，丙申年制。”
丙申年。一九五六。
那一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杭家茶庄公私合营，第三代传人进了供销社当售货员。
壶还在。茶还在泡。只是换了一茬又一茬的人。
我把壶放回博古架，忽然想起父亲。
他生前最爱喝茶，茉莉花茶，十块钱一袋的那种，玻璃杯泡，续水续到第三遍没了颜色还舍不得倒。
我妈他穷酸命，喝不来好茶。
他嘿嘿笑，茶嘛，喝的是个热乎气。
他去世五年了。
五年里我年薪翻了三倍，买得起两万块一斤的明前龙井，却没人陪我在冬夜里续那杯越喝越淡的茶。
茶馆重张开业那，我只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把门口的招牌换了。“忘忧”改成“拙园”。
拙。笨拙的拙。
三十六岁才学会为自己活一回，够笨的。
第二件，在窗边给自己留了个座位。
每下午三点到五点，我坐在那里喝茶。不看手机，不回消息，什么都不做，就看着河水发呆。
起初不习惯。
手会下意识去摸手机，摸空了才想起没有工作群需要回复，没有邮件需要抄送。
后来慢慢习惯了。
茶水凉了再续，太阳落山就收工。
日子像泡了三泡的茶叶，缓缓舒展，沉到杯底。
两个月后，退休的沈教授推开了我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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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隔壁的退休教授，从不在下午三点后喝茶
沈教授住在我隔壁，临河那间带院的瓦房，听是祖宅，他退休后才搬回来常住。
第一次见面是在巷口。我搬着一箱茶叶罐，他提着刚买的菜。
六十五六岁年纪，头发全白了，收拾得干净利落，脊背挺得像还在讲台上。
“新邻居？”他问。
“是，刚搬来。拙园茶馆，您有空来坐。”
他点点头，没多话，侧身让我先过。
那箱茶叶罐太重，我走到门口已经气喘吁吁，回头一看，他还站在原地。
“需不需要帮忙？”他问。
后来熟了，我问他那为什么站在那那么久。
他想了想：“怕你逞强，又怕开口是冒犯。”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沈教授的性格——凡事三分余地，从不越界。
他来茶馆喝茶，每次都坐靠窗那个位子。
第一次点单，我把茶单递过去，他看了一遍，问：“你推荐什么？”
“您平时喝什么茶？”
他不话了。
片刻后，诚实道：“立顿茶包。超市买的那种。”
我忍住笑：“红茶，绿茶，还是茉莉花？”
“黄色盒子的。”
那就是红茶了。
我从茶罐里取出正山种，温杯，投茶，悬壶高冲。
茶汤倾入公道杯，色泽金红透亮。
“这是正山种，福建武夷山产的，世界红茶的鼻祖。”我把茶盏推过去，“您尝尝和立顿有什么不一样。”
他端起来，先闻香，再啜饮。
认真得像在品鉴一道高考满分作文。
“更润。”他放下茶杯，“没有涩味。”
我点头：“立顿是碎茶，浸出快，但层次单一。好的全叶茶，甜味是慢慢化开的。”
他若有所思。
那下午，他在我店里坐了两个时，喝完一整泡正山种。
临走时，他问：“明这个时间，我来学认茶叶，可以吗？”
就这样，沈教授成了我的学生。
他从正山种开始，学会了区分武夷岩茶的水仙和肉桂；学会了凤互丛的十大香型——蜜兰香清甜，芝兰香幽远，玉兰香清冽，姜花香辛辣；学会了用盖碗不烫手指尖，也学会了在出汤前先闻杯底香。
他记笔记。横格本，黑色墨水笔，字迹清隽。
“鸭屎香，银花香型，香气高锐，命名取‘茶农怕被偷’之民俗。”下面画一道波浪线。
我笑：“您这是当论文在写。”
他抬起眼，镜片后有点笑意：“活到老学到老。”
我们从不聊各自的过去。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个人住在这镇，老伴在哪，子女在哪，退休前教什么专业。
他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三十六岁带着一身疲惫回到这里，无名指上那道晒出的白印子，是摘掉婚戒的痕迹。
他从不问。
每下午三点，他准时推门进来。
五点离开，从不拖延。
有一次我留他：“今晚有新到的漳平水仙，尝尝再走？”
他看了眼窗外渐沉的色，摇头。
“晚了。”他。
我送他到门口，看他提着那盏自己带的灯笼，沿着河岸慢慢走远。
灯笼的光映在水面上，一漾一漾的。
我忽然明白——
他不是怕晚。
是怕给别人添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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