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主政广东：模范岭南的联省自治实践（1920-1922）
5.1 回粤驱桂：铁军横扫，再造广东
1920年8月，陈炯明率领援闽粤军挥师广东，发动回粤驱桂之战。彼时的广东，正处于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的统治之下，桂系军阀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广东百姓苦不堪言，对桂系的统治早已怨声载道。
陈炯明的援闽粤军，经过漳州两年的整训，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且打着“驱除桂贼，再造广东”的旗号，深得民心。战争爆发后，粤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潮汕、惠州等重镇。桂系军阀虽调集重兵抵抗，却因不得民心、内部矛盾重重而节节败退。1920年10月，粤军攻克广州，桂系军阀仓皇逃离广东，结束了对广东长达四年的统治。
回粤驱桂之战的胜利，让陈炯明成为广东百姓心中的“救星”。1920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重组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集广东的军政大权于一身。此时的陈炯明，手握重兵，掌控广东，终于迎来了践行联省自治理想的最佳时机——他决心将漳州新政的经验推广至整个广东，打造一个“模范岭南”，为全国的联省自治树立标杆。
5.2 模范岭南：漳州新政的升级版实践
主政广东后，陈炯明以“联省自治，建设模范省”为目标，在广东推行了一场比漳州新政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现代化改革。这场改革，涵盖政治、经济、教育、民生、军事等各个领域，是陈炯明联省自治思想的巅峰实践。
5.2.1 政治改革：省宪制定与地方自治
政治改革是陈炯明建设“模范岭南”的核心。他认为，联省自治的基础是省自治，而省自治的核心是制定省宪，以宪法的形式明确地方的自治权利。1921年1月，陈炯明在广州召开广东省议会，提出制定《广东省宪法草案》的提案，得到了议会的一致通过。
他聘请了一批法政专家，成立省宪起草委员会，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主持省宪的起草工作。《广东省宪法草案》明确规定了广东省的自治权限，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设立了省议会、省务院等自治机构，实现了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这部省宪草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由地方政府制定的宪法草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制定省宪的同时，陈炯明还在广东全省推行地方自治制度，下令各县成立自治筹备处，组织选民登记，选举县议员与县长，建立县级自治政府。他还在广州设立市政厅，推行市政改革，拆除旧城墙，拓宽马路，修建公园，整顿市容，将广州打造成一座现代化的都剩
5.2.2 经济建设：实业兴邦与民生改善
在经济上，陈炯明延续了漳州新政的务实风格，将“实业兴邦，民生为本”作为核心目标。他首先整顿广东的财政，废除桂系军阀的苛捐杂税，统一税收制度，成立广东省银行，发行新货币，稳定金融秩序；他还大力发展交通事业，修建广九铁路支线，扩建广州黄埔港，改善广东的交通状况。
他积极扶持民族工业，创办了广东兵工厂、广东制糖厂、广东水泥厂等现代化企业，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兴业；在农业方面，他设立农业试验场，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他还重视水利建设，修建了东江大堤、西江大堤等水利工程，防治水患，保障农业生产。
在民生方面，陈炯明继续推行禁赌禁烟政策，在广东全省范围内彻底禁绝赌博与鸦片，设立戒烟所，帮助瘾君子戒除毒瘾；他还设立了贫民救济院、孤儿院、养老院等社会福利机构，救助贫苦百姓；他整顿医疗制度，建立新式医院，培养西医人才，提高广东的医疗水平。
5.2.3 教育改革：普及新学与思想解放
在教育上，陈炯明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自治为教育之基”的口号，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他大幅增加教育经费，将全省财政收入的20%用于教育；他在广东全省推邪一乡一校”的政策，在农村与城市广泛设立新式学堂，废除私塾，普及义务教育。
他还创办了一批高等院校，包括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前身）、广东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他重视女子教育与平民教育，设立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平民夜校，让女子与贫苦百姓获得受教育的权利；他还邀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到广东讲学，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推动广东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陈炯明的治理下，广东的面貌焕然一新：政治上，民主自治的风气日益浓厚；经济上，民族工业蓬勃发展，农业生产稳步提高；教育上，新学普及，人才辈出；民生上，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稳定。广东成为当时中国最具现代化气息的省份之一，被誉为“模范岭南”。
5.3 政见裂痕：联省自治与武力统一的根本分歧
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与孙中山的政见分歧逐渐浮出水面，最终发展为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分歧，并非个人恩怨，而是关于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根本之争——联省自治与武力统一的路线之争。
孙中山的核心主张是“武力统一，北伐护法”。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唯有通过武力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富强。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组建正式政府，积极筹备北伐，试图以广东为根据地，挥师北伐，统一全国。
而陈炯明的核心主张是“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他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地域辽阔，各地差异巨大，中央集权式的统一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他主张，应先由各省实现地方自治，制定省宪，建立自治政府，然后联合各省，组成联邦制国家，实现和平统一。他反对孙中山的北伐计划，认为北伐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会给广东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当时的粤军实力不足以与北洋军阀抗衡，北伐的胜算渺茫。
陈炯明多次向孙中山进言，阐述联省自治的理念，建议孙中山放弃北伐，与北洋军阀进行和平谈判，共同推动联省自治运动。但孙中山认为，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是“空想”，是“变相的军阀割据”，坚决拒绝了陈炯明的建议。
为了筹备北伐，孙中山要求陈炯明将广东的财政收入全部用于北伐军费，这与陈炯明“民生为本”的施政理念产生了激烈冲突。陈炯明认为，广东的财政收入应优先用于地方建设与民生改善，而不是消耗在战争郑他多次拒绝孙中山的军费要求，两饶矛盾日益激化。
1922年3月，粤军参谋长邓铿被暗杀，这一事件成为孙陈矛盾的导火索。邓铿是孙中山与陈炯明共同信任的将领，他的死，让粤军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也让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孙中山认为，邓铿之死与陈炯明有关，对陈炯明的猜忌日益加深；而陈炯明则认为，邓铿之死是桂系军阀或北洋军阀的阴谋，是为了挑拨孙陈关系。
邓铿之死后，孙中山加快了北伐的步伐，他下令将粤军改编为北伐军，调往韶关，准备北伐。陈炯明则下令粤军撤回东江，拒绝参加北伐。孙陈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一场决裂，在所难免。
本节结语
1920-1922年，是陈炯明主政广东的黄金时期，也是他与孙中山政见分歧从萌芽到激化的时期。他在广东推行的联省自治改革，将漳州新政的经验推向了新的高度，打造了“模范岭南”的现代化样板；但他与孙中山的路线之争，也让革命阵营面临分裂的危机。当孙中山下令北伐，陈炯明拒绝执行时，两饶矛盾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一场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兵变，即将爆发。
第六部分 政见决裂：六一六兵变的真相与争议（1922）
6.1 矛盾激化：北伐令下的最后摊牌
1922年4月，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任命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许崇智为总指挥，率领北伐军向江西进军。为了确保北伐的顺利进行，孙中山要求陈炯明前往韶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指挥北伐战争。但陈炯明坚决拒绝，他再次向孙中山进言，反对北伐，主张联省自治。
孙中山对陈炯明的拒绝极为愤怒，认为陈炯明“拥兵自重，阻挠北伐”。1922年4月21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总长三项职务，仅保留陆军总长一职，试图剥夺陈炯明的军政大权。陈炯明接到免职令后，并未反抗，而是率领粤军总部人员返回惠州，以示抗议。
陈炯明返回惠州后，粤军内部出现分裂。一部分粤军将领支持陈炯明，反对北伐；另一部分将领则支持孙中山，主张北伐。驻扎在广州的粤军将领叶举、洪兆麟等人，对孙中山的免职令极为不满，他们率领数万粤军，从东江开进广州，要求孙中山恢复陈炯明的职务，停止北伐。
孙中山对叶举等饶要求置之不理，反而下令通缉叶举等人，指责他们“叛乱”。叶举等人见孙中山态度强硬，决定采取极端手段，逼迫孙中山停止北伐。此时的陈炯明，虽在惠州，却对广州的粤军将领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关于陈炯明是否参与策划兵变，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一派观点认为，陈炯明是兵变的幕后主使；另一派观点则认为，兵变是叶举等人擅自发动的，陈炯明事后才得知。
6.2 六一六兵变：炮轰总统府的历史迷雾
1922年6月16日凌晨，驻扎在广州的粤军突然发动兵变，围攻孙中山的总统府与观音山住所。粤军士兵高喊“打倒孙文，拥护陈总司令”的口号，向总统府开炮，史称“六一六兵变”。
兵变发生时，孙中山正在总统府内办公。粤军士兵攻入总统府后，与孙中山的卫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孙中山的卫队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在卫队的掩护下，孙中山化装成医生，逃离总统府，前往广州海珠岛，登上了永丰舰（后改名为中山舰）。随后，粤军占领了总统府，烧毁了孙中山的住所，兵变取得了成功。
兵变发生后，陈炯明在惠州发表通电，声称兵变是叶举等饶擅自行动，与自己无关，并表示愿意与孙中山进行和平谈判，解决分歧。但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发表通电，指责陈炯明“叛国作乱”，号召各地革命党人讨伐陈炯明。
关于六一六兵变的真相，史学界至今仍有诸多争议：
- 争议一：陈炯明是否下令兵变？ 支持陈炯明的史料认为，陈炯明在兵变前曾多次劝阻叶举等人不要采取极端手段，兵变是叶举等人擅自发动的；反对陈炯明的史料则认为，陈炯明是兵变的幕后主使，叶举等人只是执行者。- 争议二：兵变的目的是“驱孙”还是“杀孙”？ 从兵变的过程来看，粤军并未全力追杀孙中山，而是给了孙中山逃离的时间。叶举等人后来也表示，兵变的目的是“驱孙”，而不是“杀孙”，是为了逼迫孙中山停止北伐，恢复陈炯明的职务。- 争议三：兵变的性质是“叛乱”还是“政见之争”？ 传统史观认为，兵变是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的“叛乱”行为；现代史观则认为，兵变是孙陈政见分歧激化的结果，是一场“政见之争”，而非“个人叛乱”。
无论真相如何，六一六兵变的爆发，彻底撕裂了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也让革命阵营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兵变不仅导致北伐战争的中断，也让陈炯明的政治生涯跌入谷底，他从此被贴上了“叛徒”的标签，背负了百年的骂名。
6.3 永丰舰之困：孙中山的反击与陈炯明的妥协
兵变发生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坚守了五十六，指挥海军与粤军对抗。他多次致电各地的革命党人与军阀，请求他们出兵援救，但响应者寥寥无几。此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各自为政，没有人愿意为了孙中山而得罪陈炯明。
陈炯明在惠州得知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坚守后，多次派人前往永丰舰，与孙中山进行和平谈牛他表示，愿意恢复孙中山的总统职务，停止兵变，条件是孙中山放弃北伐，支持联省自治。但孙中山坚决拒绝，要求陈炯明“下野谢罪”，否则绝不谈牛
谈判破裂后，陈炯明下令粤军封锁珠江口，围困永丰舰，试图逼迫孙中山投降。永丰舰的处境日益艰难，粮食与淡水短缺，士兵伤亡惨重。1922年8月9日，孙中山得知北伐军在江西战败的消息后，意识到坚守永丰舰已无意义，于是乘坐英国军舰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孙中山离开广州后，陈炯明重返广州，重新执掌广东的军政大权。他并未趁机称帝或独裁，而是继续推行联省自治政策，召开广东省议会，审议《广东省宪法草案》，试图将广东打造成联省自治的样板。但此时的陈炯明，已经被贴上了“叛徒”的标签，失去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他的联省自治理想，也开始走向破灭。
本节结语
1922年的六一六兵变，是陈炯明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场兵变，本质上是联省自治与武力统一两种治国理念的激烈碰撞，而非简单的个人背叛。兵变的爆发，让陈炯明身败名裂，也让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受挫。但这场兵变也让中国的革命者意识到，单纯的武力革命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寻找新的革命道路——这也为孙中山后来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埋下了伏笔。
第七部分 兵败流亡：理想坚守与晚节自守（1922-1933）
7.1 粤军分裂：东江苦战与救粤军的覆灭
孙中山离开广州后，并未放弃讨伐陈炯明的计划。1923年1月，孙中山联络滇军将领杨希闵、桂军将领刘震寰，组成“西路讨贼军”，从广西进攻广东；同时，他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率领粤军旧部从福建进攻广东，形成了东西两路夹击陈炯明的局面。
此时的粤军，已经陷入严重的分裂。一部分粤军将领投靠了孙中山，成为讨贼军的主力；另一部分将领则坚守东江，支持陈炯明。陈炯明率领残余的粤军，在东江地区与讨贼军展开了艰苦的战斗，史称“东江战役”。
东江战役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陈炯明的粤军虽然作战勇猛，但因寡不敌众、粮草短缺，节节败退。1923年1月，西路讨贼军攻克广州，陈炯明被迫率领粤军退守东江的惠州、海丰、陆丰一带。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国民党，成立黄埔军校，组建国民革命军，增强了讨贼军的战斗力。1925年2月，国民革命军发动第一次东征，进攻陈炯明的粤军。
在第一次东征中，黄埔军校的学生军表现出色，连凯水、惠州等重镇。陈炯明的粤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守海丰、陆丰。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发动第二次东征，彻底击败了陈炯明的粤军。陈炯明的根据地海丰、陆丰被攻克，他的残部要么投降，要么溃散。至此，陈炯明的军事力量彻底覆灭，他再也没有机会重返广东的政治舞台。
7.2 流亡香港：清贫自守与拒绝拉拢
1925年10月，陈炯明兵败后，被迫逃离东江，前往香港，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涯。此时的陈炯明，已经身无分文，失去了所有的军政权力，成为了一个落魄的流亡者。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继续坚守自己的联省自治理想，在香港创办了《中国统一周刊》，发表文章，阐述联省自治的理念，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陈炯明一生清廉，不蓄私财，不置产业。在主政广东期间，他手握广东的军政大权，却从未为自己谋取私利，他的家人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流亡香港后，他的生活更加艰难，只能依靠粤军旧部与华侨的接济度日。他的住所是一间简陋的公寓，家具陈旧，衣食简朴，与普通的平民百姓无异。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深知陈炯明在粤军与华侨中的影响力，多次派人前往香港，拉拢陈炯明，邀请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官。但陈炯明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他认为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是“新军阀的独裁政权”，与他的联省自治理想背道而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陈炯明在香港发表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停止内战。他表示，愿意放弃个人恩怨，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但此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忙于“剿共”内战，对陈炯明的呼吁置之不理。
7.3 晚年岁月：理想不灭与病逝香江
流亡香港期间，陈炯明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他患有胃溃疡多年，因生活清贫，得不到良好的治疗，病情逐渐加重。但他依然坚持读书、写作，关注国家的命运与前途。他在香港的寓所里，摆满了书籍，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宪政、自治、法律的着作。他经常与粤军旧部、华侨领袖讨论国家大事，阐述自己的联省自治理想。
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因胃溃疡穿孔，在香港病逝，享年55岁。他在临终前，留下了遗言：“一、死后殓以平民服，以居士礼葬于惠州西湖畔，墓碑只题‘陈炯明之墓’五字，不冠不履，以示平民之意；二、把所有的书籍捐赠给惠州的图书馆，供后人阅读；三、家人不得接受任何组织或个饶抚恤金，自食其力。”
陈炯明病逝后，他的家人因家境贫寒，甚至无力为他举办丧事。粤军旧部与华侨得知消息后，纷纷捐款捐物，帮助陈家料理后事。1933年10月，陈炯明的灵柩被运回惠州，安葬于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墓碑上只刻着“陈炯明之墓”五个字，正如他的遗言所，不冠不履，以示平民之意。
陈炯明的病逝，标志着他一生的联省自治理想彻底破灭。但他的理想，却并未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失，而是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影响着后世的革命者与政治家。
本节结语
1922-1933年，是陈炯明兵败流亡、坚守理想的晚年岁月。东江苦战，他的军事力量彻底覆灭；流亡香港，他清贫自守，拒绝蒋介石的拉拢；晚年病逝，他以平民之礼下葬，践行了自己一生的理想。他的晚年，充满了坎坷与悲凉，却也彰显了他的人格魅力——一个坚守理想、清廉自守的政治家，一个不为名利、只为国家的革命者。
第八部分 千秋功过：历史迷雾中的真实评
8.1 传统史观：标签化的“叛徒”与“军阀”
自六一六兵变以来，陈炯明在传统史观中一直被贴上“叛徒”“军阀”“反革命”的标签，这种评价延续了近一个世纪。
传统史观对陈炯明的批判，主要基于以下几点：一是认为陈炯明背叛了孙中山，发动六一六兵变，破坏了革命事业；二是认为陈炯明拥兵自重，阻挠北伐，是“变相的军阀”；三是认为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思想是“空想”，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割据势力，阻碍了国家的统一。
这种标签化的评价，主要源于孙中山与国民党的官方叙事。孙中山在兵变后，将陈炯明定性为“叛国作乱”，号召全国人民讨伐陈炯明；国民党建立政权后，为了维护孙中山的“国父”形象，进一步强化了对陈炯明的负面评价，将其写入历史教科书，让陈炯明成为了“反面教材”。
在传统史观的影响下，陈炯明的历史功绩被彻底掩盖：他在辛亥革命中光复东江的功绩，在漳州新政与广东建设中的现代化实践，在联省自治思想上的探索，都被“叛徒”的标签所遮蔽。人们只知道他是“背叛孙中山的军阀”，却不知道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作为的现代化建设者。
8.2 近代重估：从历史迷雾中走出的探索者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与思想的解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陈炯明的历史地位，试图剥去标签，还原真实的陈炯明。
学者们认为，陈炯明并非传统史观中的“叛徒”与“军阀”，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宪政探索者与现代化建设者。他的历史功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辛亥革命的功臣：他率领循军光复东江，为广东的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他主政广东期间，稳定局势，推行新政，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现代化建设的先驱：他在漳州与广东推行的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地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尝试。他的市政改革、实业发展、教育普及等举措，推动了中国地方现代化的进程。
3. 宪政思想的探索者：他的联省自治思想，是中国近代史上宪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的“省宪自治，联邦立国”，是对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有益探索，对后世的宪政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清廉自守的政治家：他一生清廉，不蓄私财，不置产业，主政广东期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廉洁政治家。
同时，学者们也客观指出了陈炯明的历史局限：一是他的联省自治思想，脱离帘时中国的实际国情，在军阀割据的乱世中，和平的宪政探索难以实现；二是他在处理与孙中山的矛盾时，采取了极赌手段，发动六一六兵变，导致革命阵营分裂，这是他一生的重大失误；三是他的军事才能有限，在东江战役中，未能有效地整合粤军力量，最终导致兵败流亡。
8.3 功过辩证：一个悲剧性的理想主义者
陈炯明的一生，是理想与现实碰撞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一生。他的悲剧，源于他的理想与当时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
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家统一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孙中山的“武力统一，北伐护法”，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而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和平统一”，虽然具有前瞻性与合理性，却不符合当时的时代需求。在军阀割据、战火纷飞的乱世中，和平的宪政探索如同镜花水月，难以实现。
陈炯明的悲剧，也源于他的性格与政治手段的不足。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过于坚持自己的理念，缺乏灵活的政治手腕；他在处理与孙中山的矛盾时，未能采取有效的沟通方式，而是任由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兵变的爆发。他的理想，最终被现实的洪流所吞噬。
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陈炯明的历史价值。他的联省自治思想，是中国近代史上宪政思想的重要遗产；他的漳州新政与广东建设，是中国地方现代化建设的有益尝试；他的清廉自守，是中国近代政治家的楷模。他的失败，不是个饶失败，而是时代的失败——是近代中国宪政理想的失败。
8.4 历史启示：统一与自治的百年之问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路线之争，本质上是“统一”与“自治”的百年之问。这个问题，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陈炯明主张的“联省自治”，强调地方的自主权利，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这种思想，在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一个地域辽阔、文化多样的国家，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如何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地方的自治，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孙中山主张的“武力统一”，强调中央的权威，主张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这种思想，也顺应帘时的时代潮流。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国家统一是民族复心前提，没有统一的国家，就没有民族的富强。
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与地方的自治，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统一的国家，地方自治就失去了保障；没有地方的自治，国家统一就失去了活力。只有在统一的国家框架下，实现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民族的伟大复兴。
8.5 结语：被标签遮蔽的现代化先驱
在中国近代百年的革命洪流中，陈炯明是一个被标签遮蔽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充满了光荣与屈辱的交织。他是辛亥革命的功臣，是现代化建设的先驱，是宪政思想的探索者，也是一个因政见分歧而身败名裂的悲剧人物。
他的联省自治理想，虽然在当时未能实现，却为后世的宪政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他的漳州新政与广东建设，虽然短暂，却为中国的地方现代化建设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清廉自守，虽然被历史遗忘，却为中国的政治家树立了楷模。
今，我们重新审视陈炯明的一生，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更是为了从他的理想与实践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今，我们依然需要思考：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如何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地方的自治？如何让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陈炯明的一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缩影。他的理想，他的奋斗，他的失败，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理想的指引，更需要务实的实践；需要统一的意志，更需要多元的探索。
愿我们能从陈炯明的故事中，看到历史的复杂与多元，看到理想的光芒与现实的沉重。愿我们能以史为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附录 陈炯明年谱简编
1. 1878年 1月13日，生于广东海丰县联安镇白町村，取名陈捷，字赞之。
2. 1898年 考中秀才，改名陈炯明，取“光明磊落、明辨是非”之意。
3. 1906年 组织海丰正气书报社，创办海丰私立师范学堂；考入广东法政学堂。
4. 1909年 当选广东省咨议局议员，成为改革派代表；加入中国同盟会。
5. 1911年 领导淡水起义，光复东江，组建循军；广东光复后，任广东军政府副都督。
6. 1913年 二次革命中举兵讨袁，兵败后流亡新加坡。
7. 1916年 回国护国讨袁，被授予“定威将军”称号。
8. 1918年 任援闽粤军总司令，攻占漳州，建立闽南护法区，推行漳州新政。
9. 1920年 率粤军回粤驱桂，攻克广州，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10. 1921年 主持制定《广东省宪法草案》，推行联省自治，建设“模范岭南”。
11. 1922年 4月被孙中山免职；6月16日，粤军发动六一六兵变；8月重返广州执政。
12. 1925年 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粤军覆灭，陈炯明流亡香港。
13. 1933年 9月22日，因胃溃疡穿孔病逝于香港；10月，安葬于惠州西湖紫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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