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笔叙写真实的陈炯明——从辛亥功臣到政见孤臣，一个被标签遮蔽的现代化探索者
卷首语
在中国近代百年的革命洪流中，陈炯明是一个被重重标签包裹的人物：“叛军”“叛徒”“军阀”，这些固化的评价将其钉在历史的对立面，掩盖了他作为辛亥功臣、地方现代化建设者、联邦宪政探索者的真实面貌。他生于晚清海丰的没落地主家庭，由秀才而入法政新学，从谘议局的改革议员到辛亥年的粤省都督，从漳州新政的“东方明星”到主政广东的“模范岭南”缔造者，再到因“联省自治”与“武力统一”的政见分歧与孙中山决裂，最终兵败流亡，客死香江。
他的一生，是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探索国家出路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碰撞、路径与选择分歧的缩影：他不是传统的军阀，不蓄私财、不治产业，毕生践行地方自治与宪政理想；他也不是纯粹的革命者，在政治博弈中时有摇摆，在政见冲突中走向极端，最终酿成革命阵营的内耗。
本文以史笔为纲，钩沉史料，还原陈炯明从少年到暮年的完整人生轨迹，梳理其思想演变与实践历程，辨析“六一六兵变”的历史真相，辩证分析其功过是非，试图剥去标签，让读者看见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局限、有挣扎的真实陈炯明，也从他的人生中，窥见近代中国在“统一”与“自治”、“革命”与“建设”、“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艰难抉择。
第一部分 海丰少年：家世浮沉与儒风启蒙（1878-1905）
1.1 海丰陈氏：喜忧交织的出生
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878年1月13日），广东省惠州府海丰县联安镇白町村的一户陈姓地主家庭，迎来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婴的出生，恰逢其父陈曦庭考中秀才的喜报传来，双喜临门的陈家为其取名“捷”，字赞之，寄望其一生顺遂、捷报频传——这便是后来的陈炯明。
陈炯明的家世，在海丰当地属中等地主阶层，祖上曾有过科举功名，家风重儒尚学，这为其幼年的启蒙教育奠定了基础。但命阅波折来得猝不及防：三岁时，父亲陈曦庭病逝，家中顶梁柱轰然倒塌；七岁时，祖父亦撒手人寰，两代长辈接连离世，让本就不算殷实的家庭迅速走向没落。家道中落的经历，让陈炯明从便体会到民间疾苦，也让他对传统家族制度的脆弱有了最初的认知。
失去父祖庇护的陈炯明，由母亲抚养成人。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他自幼诵读儒家经典，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养成了沉稳、坚韧的性格。海丰地处粤东沿海，毗邻港澳，早年间便受西方商业与文化的浸染，民间既有守旧的儒风，也有求新的风气，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在陈炯明的少年心中埋下了“守正求新”的种子。
1.2 县学苦读：从秀才到新学求索
1887年，9岁的陈炯明进入海丰县学，开始系统学习四书五经、八股制艺，为科举考试做准备。彼时的晚清，已是风雨飘摇：中法战争战败，洋务运动步履维艰，维新思想开始萌芽，而海丰虽地处偏远，却也能感受到时代的浪潮——往来的商贩带来了外界的消息，新式学堂的传闻也开始在读书人中流传。
陈炯明的科举之路，算不上一帆风顺，却也符合传统读书饶轨迹。1898年，20岁的陈捷参加海丰县试，正式改名为“炯明”，取“光明磊落、明辨是非”之意，此次县试，他一举考中秀才，成为陈家继父亲之后的又一位科举功名获得者，也为其在地方上赢得了初步的声望。
中秀才的这一年，正是戊戌变法爆发与失败的一年，康梁的维新思想被镇压，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更多的读书人开始反思传统科举的弊端，寻求新学救国的道路。陈炯明虽出身科举，却并非墨守成规的腐儒，中秀才后，他并未继续埋头于八股，而是选择前往惠州求学，接触经世致用之学，开始关注国家命运与地方民生。
1904年，26岁的陈炯明考入海丰速成师范学堂，系统学习近代教育学知识，次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此时的他，已彻底摆脱了传统秀才的思维桎梏，认识到“教育兴邦”的重要性，也萌生了通过教育改造地方、唤醒民众的想法。毕业之后，他并未急于出仕，而是留在家乡海丰，开始了最初的地方实践——这是他一生“地方自治”理想的第一次落地。
1.3 乡梓初践：正气书社与地方改良
1906年，是陈炯明思想与实践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在海丰组织正气书报社，广收新学书籍，向乡里青年传播近代民主、科学思想，成为海丰新学的重要阵地；四月，他筹办海丰私立师范学堂，亲自授课，培养新式教师，为地方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七月，他凭借扎实的学识，考入广东法政学堂，迈出了走向更广阔舞台的关键一步。
在筹办地方教育与新学传播的过程中，陈炯明展现出了极强的组织能力与务实的行事风格。他深知，海丰地处粤东，民风淳朴却也闭塞，地方弊政丛生，烟赌盛行，百姓生活困苦。因此，他不仅传播新学，更着手参与地方改良：1907年，他与同乡张友仁一起，实名举报惠州知府陈召棠滥杀无辜，凭借扎实的法政知识与确凿的证据，迫使广东当局撤销陈召棠的职务，这一事件让他在粤东声名鹊起，也让他看到了法律与民意结合的力量 。
1908年，陈炯明与马育航、钟景棠等30余名同乡志士宣誓缔盟，结下革命情谊，也为其后来的军事与政治生涯奠定了人脉基础。同年，他创办海丰自治会、戒烟局，整理育婴堂及县仓等社会事业，从禁烟、育婴、仓储等民生事入手，践行地方自治的理念。他深知，地方自治并非一句空话，而是要从解决百姓的实际问题开始，这种务实的改良思想，贯穿了他此后的一生。
这一年，陈炯明以最优成绩从广东法政学堂毕业。法政学堂的三年学习，让他系统掌握了近代西方的法律、宪政、行政学知识，形成了“以法治国、以自治立国”的核心思想，也让他结识了朱执信等革命党人，为其从地方改良者向革命党人转变埋下了伏笔。毕业归乡后，他创办海丰“议事会”，提倡民主议事制度，筹办《陆安自治报》（后改名为《海丰自治报》），亲自担任主笔，撰文宣传地方自治与民主思想，成为粤东地方自治与革命思想的双重传播者 。
本节结语
海丰的二十余年，是陈炯明的启蒙与萌芽阶段。家道中落的经历，让他贴近民间；科举与新学的双重教育，让他兼具儒风与新思；地方改良的初步实践，让他形成了务实的行事风格与“地方自治”的核心理想。从海丰秀才到法政新学之士，从乡梓改良者到民主思想传播者，陈炯明的人生轨迹，已然与晚清的时代浪潮紧密相连，他的下一步，注定要走向更广阔的革命舞台。
第二部分 法政新学：思想觉醒与革命初啼（1906-1911）
2.1 广东法政学堂：宪政思想的塑造与革命接触
1906年秋，陈炯明踏入广东法政学堂的校门，这是当时广东培养近代法政人才的最高学府，汇聚了一批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教师，也成为了革命思想传播的隐秘阵地。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宪法》《行政法》《民法学》《政治学》等近代课程，接触到西方的三权分立、联邦宪政、地方自治等思想，尤其是美国的联邦制与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度，让他深感契合中国的国情——彼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中央集权式微，地方势力崛起，他认为，唯有通过地方自治，再联合各省形成联邦制国家，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富强。
这种“联省自治”的思想雏形，在法政学堂期间便已形成，成为此后他与孙中山等革命派产生政见分歧的核心根源。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主张的“武力统一、中央集权”不同，陈炯明更倾向于“和平改良、地方自治、联邦立国”，这种思想差异，并非简单的“革命”与“保守”之分，而是近代中国在探索国家出路过程中，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
在法政学堂，陈炯明遇到了改变其人生轨迹的老师——朱执信。朱执信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着名的革命党人，他看到了陈炯明的才华与抱负，也欣赏其务实的行事风格，于是主动将其介绍给革命党人，让陈炯明得以接触到同盟会的核心思想与组织 。此时的陈炯明，虽已接受民主思想，却并未立刻加入革命阵营，他仍对清廷的“预备立宪”抱有一丝希望，希望能通过合法的途径，推动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这种“改良先行，革命后备”的态度，成为他早期政治生涯的重要特征。
1908年，陈炯明以最优成绩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毕业时，他的毕业论文聚焦于地方自治制度的构建，提出“县为自治之基，省为自治之干，国为自治之合”的观点，初步勾勒出“联省自治”的框架。这篇论文，既是他法政学堂学习的成果，也是其一生政治理想的核心表达。毕业后，他拒绝了清廷的官职任命，毅然返回海丰，继续践行地方自治的实践，试图以海丰为试点，打造地方自治的样板。
2.2 广东咨议局：合法框架下的改革斗士
1909年，清廷为推邪预备立宪”，下令各省成立咨议局，作为地方议会的雏形。这是清廷为数不多的宪政改革举措，也为各地的改良派与革命派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政治舞台。陈炯明凭借其在粤东的声望、法政学堂的学识与地方改良的实践，顺利当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成为咨议局中最年轻、最具活力的改革派代表。
进入咨议局后，陈炯明凭借扎实的法政知识与犀利的言辞，迅速成为咨议局的核心人物，被选为法律审查会会长。在咨议局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以“兴利除弊、救亡图存”为己任，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筹筑惠潮铁路案》《禁绝一切赌博案》** 等数十项改革提案，涵盖吏治、法律、地方自治、交通、民生等多个领域，成为咨议局中提出提案最多、涉及面最广的议员 。
其中，《禁绝一切赌博案》成为陈炯明在咨议局的代表作，也让他名扬全国。彼时的广东，赌风盛行，闱姓、番摊、花会等赌博形式遍布各地，不仅败坏民风，更让大量百姓倾家荡产，而赌博税收更是清廷与地方官吏的重要财源，禁赌之举，触动了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陈炯明与丘逢甲等议员联手，不顾各方压力，多次在咨议局慷慨陈词，痛陈赌博之害，主张“彻底禁绝，永不再开”。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广东民众的广泛支持，各地纷纷举行罢盛请愿活动，声援咨议局的禁赌提案。最终，在民意与舆论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批准广东的禁赌令，陈炯明也因此被称为“禁赌斗士” 。
除了提出改革提案，陈炯明还积极参与全国性的宪政运动。1909年10月，他与丘逢甲等被推为广东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大会，与张謇、汤化龙等全国改良派领袖会面，共同商讨推动清廷加快立宪步伐。在大会上，陈炯明再次提出地方自治的主张，得到了不少代表的认同。此次大会，让陈炯明的视野从广东扩展到全国，也让他认识到，清廷的“预备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根本无意推行真正的宪政改革——这成为他从改良派向革命派转变的关键节点。
2.3 加入同盟会：从合法改革到武装革命
1909年冬，在朱执信的介绍与推动下，陈炯明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完成了从“合法改革斗士”到“革命党人”的身份转变。此时的同盟会，经历了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正处于低潮期，急需吸纳各地的实力派与有影响力的人物，陈炯明的加入，不仅为同盟会带来了粤东的人脉与力量，更带来了法政知识与地方治理的经验，成为同盟会中为数不多的“文武兼备”的人才。
加入同盟会后，陈炯明并未立刻放弃咨议局的合法身份，而是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以咨议局议员的身份为掩护，暗中开展革命活动。1910年，他参与了广州新军起义的联络工作，利用自己在粤东的人脉，组织民军响应起义。可惜，新军起义因计划泄露而失败，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陈炯明因身份隐蔽而幸免于难，但此次失败让他认识到，武装革命并非易事，需要更周密的计划与更强大的武装力量。
起义失败后，陈炯明前往香港，加入了刘思复等组织的“支那暗杀团”。这是一个以暗杀清廷高官为主要目标的革命组织，陈炯明加入其中，并非出于激进，而是认为在武装起义暂时无法成功的情况下，暗杀可以打击清廷的统治气焰，为革命创造条件。在暗杀团期间，他参与了多次暗杀计划的策划，但均因各种原因未能成功。这段经历，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单纯的暗杀与零星的武装起义，无法推翻清廷的统治，必须建立一支属于革命党饶正规军队，同时结合地方自治，才能实现革命的目标。
1911年4月，同盟会发动黄花岗起义，这是同盟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的一次武装起义。陈炯明被任命为统筹部属下的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同时被确定负责率领一路选锋队进攻巡警教练公所，承担着重要的作战任务。但在起义筹备的最后阶段，陈炯明却因担心起义力量不足、胜算渺茫，与黄腥革命领袖产生分歧，甚至企图取消起义。起义当，他在关键时刻置黄兴率领的敢死队于不顾，单独逃出广州城，这成为他一生的“历史污点”，也让他在革命党人中的声望受到严重影响 。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让陈炯明深感愧疚，也让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革命需要勇气，更需要务实的规划。他并未因此次失误而退缩，而是迅速返回香港，总结起义失败的教训，开始着手组织粤东的民军，准备在合适的时机再次发动起义——他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家乡东江地区，这里有他多年经营的人脉与基础，也成为他辛亥年崛起的关键之地。
2.4 谘议局的最后抗争：从立宪幻想到革命决心
1911年夏，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廷对革命党人展开了更残酷的镇压，同时也加紧了“预备立宪”的步伐，试图以此安抚民心，挽救统治危机。此时的陈炯明，仍保留着广东省咨议局议员的身份，他利用这一身份，继续在咨议局中进行合法抗争，一方面揭露清廷的假立宪本质，另一方面为革命活动争取时间与空间。
他在咨议局中多次提出提案，要求清廷释放革命党人、废除苛捐杂税、加快地方自治的实施，这些提案均被清廷地方当局驳回。与此同时，他暗中联络粤东各地的民军、会党，组建革命武装，准备响应全国的革命浪潮。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廷的统治摇摇欲坠。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广东，陈炯明意识到，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立刻辞去咨议局议员的职务，正式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
从广东法政学堂的新学之士，到广东省咨议局的改革斗士，再到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陈炯明在1906-1911年的五年间，完成了三次重要的身份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犹豫、有分歧、有失误，但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目标——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的民主与富强。他的思想与实践，始终带有鲜明的“法政特色”与“务实风格”，这让他在革命党人中独树一帜，也为他此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独特的印记。
本节结语
1906-1911年，是陈炯明思想觉醒与革命初啼的关键时期。广东法政学堂塑造了他的宪政思想与地方自治理想，广东省咨议局让他在合法框架下进行了改革实践，也让他彻底看清了清廷的立宪骗局。加入同盟会，让他从改良派转变为革命派，虽在黄花岗起义中有过失误，却并未动摇其革命决心。武昌起义的爆发，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将回到自己的家乡东江，率领民军打响光复广东的第一枪，开启自己从革命党冉地方军政领袖的新征程。
第三部分 辛亥风雷：从谘议局议员到粤省都督（1911-1913）
3.1 东江光复：淡水起义与循军建置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广东的革命党人迅速响应，胡汉民、朱执信等在广州筹划起义，而陈炯明则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家乡东江地区。东江是广东的东大门，连接粤闽赣三省，战略地位重要，且这里有他多年经营的人脉基础，民军、会党力量雄厚，是发动起义的理想之地。
10月底，陈炯明在香港召集粤东革命党人召开会议，被推举为东江起义军总司令。他与邓铿、马育航等革命党人迅速返回归善（今惠阳区），组织民军、会党力量，筹备起义。11月6日，陈炯明率领数百名起义军，在淡水打响了东江起义的第一枪——这是广东境内继武昌起义后，最早的武装起义之一。淡水起义军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得到帘地百姓的广泛支持，起义军迅速攻占淡水镇，成立了革命政府。
淡水起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东江各地的革命力量，博罗、河源、紫金等县纷纷响应，宣布独立。陈炯明乘胜追击，率领起义军向惠州进军。惠州是东江的军事重镇，清廷派陆路提督秦炳直率领重兵驻守，负隅顽抗。陈炯明深知，硬拼难以取胜，于是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劝降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率领起义军猛攻惠州城，另一方面派人与秦炳直谈判，晓以大义，分析形势。秦炳直见清廷大势已去，起义军声势浩大，最终选择投降，惠州和平光复 。
惠州光复后，陈炯明将所属起义军改编为“循军”，自任总司令，取“循州”（惠州古称）之意，象征着起义军扎根东江、守护地方。循军是陈炯明一手打造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力量，其核心成员多为他的海丰同乡、法政学堂同学与同盟会同志，如邓铿、马育航、钟景棠等，这支军队不仅成为他光复广东的主力，也成为他此后政治生涯的军事基础。循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清廷的清军和其他地方的民军形成鲜明对比，得到了广东百姓的广泛赞誉。
随后，陈炯明率领循军挥师西进，向广州进军。此时的广州，已在胡汉民、朱执信等革命党饶筹划下，实现了和平光复，广东军政府正式成立。1911年11月17日，陈炯明率领循军进入广州，受到了广州百姓与革命党饶热烈欢迎。他的东江起义，为广东的光复立下了汗马功劳，也让他成为广东军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3.2 粤省执政：从副都督到代都督
1911年11月9日，广东军政府在广州成立，胡汉民被推举为都督，陈炯明因其光复东江的赫赫战功，被推举为副都督。此时的广东军政府，派系林立，力量复杂：既有胡汉民、朱执信等孙中山的嫡系革命党人，也有陈炯明的循军势力，还有各地的民军、会党以及原清廷的降军，各方势力互相牵制，矛盾重重。
陈炯明就任副都督后，首要的任务是整顿军队，稳定广东的局势。彼时的广州，涌入了各地的民军数十万人，这些民军大多缺乏训练，纪律涣散，烧杀抢掠之事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陈炯明凭借其军事才能与铁腕手段，对广州的民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他首先将自己的循军改编为正规军，严格训练，树立榜样；然后对其他民军进行甄别，对纪律严明、愿意接受改编的民军，收编为正规军；对纪律涣散、拒不接受改编的民军，坚决予以“剿办”和屠杀。
这一举措，虽手段强硬，却迅速稳定了广州的社会秩序，让广东军政府得以正常运转。但也因此，陈炯明遭到了部分革命党人与民军领袖的诟病，认为他“心狠手辣”“排除异己”。事实上，陈炯明的整顿措施，是当时广东局势的必然选择——若无强有力的整顿，广州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成果也将付诸东流。在整顿军队的同时，陈炯明还推行财政统一政策，废除清廷的苛捐杂税，整顿税收制度，稳定广东的财政状况，为广东军政府的运转提供了经济保障 。
1911年12月，孙中山从海外归国，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胡汉民随孙中山北上南京，出任临时政府秘书长。陈炯明因此接任广东代都督，成为广东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就任代都督后，陈炯明继续推行其地方自治与现代化建设的理念，在广东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完善地方政权体系，在各县成立自治政府，推行地方议会制度；他继续推进禁赌政策，在广东全省范围内彻底禁绝赌博，深得民心；他大力发展教育，创办新式学堂，推广新学教育；他整顿吏治，废除清廷的衙署积弊，推行廉政建设。
在陈炯明的治理下，广东的局势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经济开始复苏，成为辛亥革命后全国局势最稳定的省份之一。此时的陈炯明，年仅33岁，意气风发，成为辛亥革命后崛起的新锐军政领袖，也成为广东百姓心中的“贤明都督”。
3.3 征蒙拒俄：民族立场与国家意识
1911年12月，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的唆使下，宣布“独立”，企图分裂中国，举国哗然。各地纷纷举行集会，要求出兵抗俄，收复外蒙古失地，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此时的陈炯明，虽身为广东代都督，主持广东的军政事务，却始终怀有强烈的民族立场与国家意识，他坚决反对外蒙古独立，强烈主张抵抗沙俄的侵略。
他多次致电袁世凯及北京政府国务院，表达自己的征蒙决心，要求北京政府迅速出兵，讨伐外蒙古分裂势力，同时表示，广东愿意派出军队，参与征蒙行动。他在广东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征蒙方略，制定了详细的军队调遣、粮草筹备计划。在他的号召下，广东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广州成立了抗俄会，佛山、香山等地成立了拒俄分会，各界人士还组织了“征蒙先锋队”“敢死军团”“征蒙助饷会”等组织，捐款捐物，支援征蒙行动 。
陈炯明的征蒙拒俄之举，展现了他强烈的民族气节与国家意识，也让他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彼时的中国，刚经历辛亥革命，南北对峙，局势动荡，北京政府的袁世凯政权对沙俄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而陈炯明作为地方都督，却坚决主张抵抗，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他的民族大义，也体现了他对国家领土完整的坚定维护。
可惜，由于南北对峙的局势加剧，北京政府最终未能出兵征蒙，陈炯明的征蒙计划也未能实现。但此次事件，让人们看到了陈炯明并非只关注地方利益的“地方军阀”，而是怀有国家大义与民族情怀的军政领袖。他的征蒙拒俄之举，也成为他早期政治生涯中的一抹亮色。
3.4 二次革命：从犹豫到举义，兵败流亡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陈炯明对此表示热烈拥护，他在广东积极推行新政，支持临时政府的各项政策。但不久后，袁世凯凭借其军事力量，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始推行独裁统治，企图复辟帝制。
袁世凯上台后，开始对各地的革命党人进行打压，尤其将目光投向了革命力量雄厚的广东。他利用陈炯明与胡汉民之间的矛盾，试图分化瓦解广东的革命政权。1913年，袁世凯撤销了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继任都督。这一任命，让陈炯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深感不满，不愿成为袁世凯的傀儡；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借助袁世凯的任命，继续执掌广东，推行自己的地方自治理想。
此时的孙中山、黄腥革命党人，已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发起了“二次革命”，号召各地革命党人举兵讨伐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多次致电陈炯明，要求他将就任都督与讨伐袁世凯结合起来，在广东宣布独立，加入二次革命。但陈炯明却对二次革命的胜算抱有疑虑，他认为，此时的袁世凯手握重兵，势力强大，而革命党人力量分散，缺乏统一的指挥，贸然举兵，胜算渺茫。他仍寄希望于能够通过调停“北赣两军冲突”，避免战争，实现和平解决 。
陈炯明的犹豫与观望，让革命党人深感失望，也错失了举兵的最佳时机。不久后，袁世凯派大军南下，讨伐革命党人，江西、安徽等省的革命党人举兵失败，二次革命陷入低潮。此时的陈炯明，才意识到和平调停已无可能，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不可动摇，他终于下定决心，在广东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
但此时的局势，已对革命党人极为不利，袁世凯的大军已逼近广东，而广东内部的势力也发生了分裂，部分将领投靠了袁世凯。陈炯明率领广东军队奋起抵抗，但因准备不足、力量悬殊，最终战败。1913年8月，广东的二次革命宣告失败，陈炯明被迫逃离广州，前往香港，后又转赴新加坡，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涯。
二次革命的失败，让陈炯明的政治生涯遭受邻一次重大打击，也让他在革命党人中的声望再次受到影响。但此次失败，也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是中国革命的最大障碍，也让他对革命的路径有了新的思考——他认为，革命不仅需要武力，更需要坚实的地方基础，只有建立起稳固的地方自治政权，才能与独裁势力相抗衡。
本节结语
1911-1913年，是陈炯明在辛亥风雷中迅速崛起又遭遇挫折的三年。他率领循军光复东江，为广东的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他出任粤省副都督、代都督，整顿军队，稳定局势，推行新政，将广东打造成辛亥革命后全国最稳定的省份之一；他征蒙拒俄，展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节与国家意识；他在二次革命中虽有犹豫，却最终举兵讨袁，虽兵败流亡，却始终坚守革命信念。
此次流亡，让陈炯明暂时远离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却也让他有了时间与空间，反思自己的革命实践与政治理想。他在新加坡期间，继续联络革命党人，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完善自己的地方自治与联省自治思想。他知道，自己的革命之路并未结束，他终将重返中国的政治舞台，继续践行自己的理想与信念。
第四部分 闽南立基：漳州新政的现代化实践（1913-1920）
4.1 南洋蛰伏：反思革命与思想完善
1913年秋，陈炯明兵败后流亡新加坡，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南洋蛰伏生涯。此时的新加坡，是海外革命党饶重要聚集地，孙中山、黄腥革命党领袖也先后抵达新加坡，继续从事反袁革命活动。但陈炯明并未选择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而是与李烈钧、柏文蔚等革命党人结成同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势力。
在新加坡期间，陈炯明一方面联络南洋华侨，筹集革命经费，另一方面反思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完善自己的政治思想。他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不仅是因为革命党人力量分散、准备不足，更重要的是因为革命党人缺乏坚实的地方基础，没有建立起稳固的地方自治政权。他在南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联省自治思想，提出“先自治，后统一；先省治，后国治”的主张，认为中国应借鉴美国的联邦制，由各省先实现地方自治，制定省宪，然后联合各省，组成联邦制国家，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富强。
他的联省自治思想，在南洋华侨与部分革命党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认同，也与孙中山的“武力统一、中央集权”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国情与美国不同，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局势动荡，唯有通过武力统一，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实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而陈炯明则认为，武力统一只会加剧军阀割据，唯有通过地方自治，让各省实现自主治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思想分歧，为两人此后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在新加坡期间，陈炯明还联合李烈钧、柏文蔚、熊克武、林虎等人，组织了所谓的“中华水利促进社”，表面上是从事水利建设，实则是为了联络反袁革命力量，筹备新的反袁起义。这一举动，遭到了孙中山的严厉斥责，认为陈炯明“另立山头”“分裂革命党”，两饶矛盾开始显现 。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举国上下群起而攻之，云南率先举起护国讨袁的旗帜，各地迅速响应，护国战争爆发。陈炯明认为，反袁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毅然离开新加坡，返回中国，前往广东东江地区，组织讨袁行动，开始了他的重返之路。
4.2 护国讨袁：东江再起与定威将军的虚名
1915年底，陈炯明回到广东东江地区，凭借其在粤东的人脉与声望，迅速联络当地的民军、会党与原循军旧部，组织起一支讨袁武装，成立了广东共和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宣布护国讨袁。他率领广东共和军，在东江地区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及广东的袁系军阀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多次击败敌军，收复了东江的多个县城，成为护国战争中广东地区的重要反袁力量。
陈炯明的护国讨袁之举，得到了广东百姓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了护国战争总司令部的认可。1916年，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暴毙，护国战争取得胜利，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恢复了共和制度。黎元洪为了安抚各地的实力派，对护国战争中的有功之臣进行了封赏，陈炯明因护国讨袁的功绩，被授予**“定威将军”**的称号 。
但这一称号，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虚名，黎元洪并未真正将陈炯明纳入中央政府的体系，反而派朱庆澜任广东省长，陈炳焜任广东督军，执掌广东的军政大权。陈炯明的广东共和军也被北京政府派人接编，他手中的军事力量被严重削弱。此时的陈炯明，虽影定威将军”的虚名，却无实际的军政权力，成为了一个“无兵无地”的空头将军。
他曾试图通过合法的途径，参与广东的政治事务，想要竞选粤省议员或华侨议员，但均因北京政府与广东地方军阀的阻挠而未能成功 。此时的陈炯明，再次陷入了政治的低谷，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而是继续在广东联络旧部，等待时机。他知道，想要实现自己的联省自治理想，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与根据地，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这为他提供了新的机会。
4.3 护法援闽：从粤军总司令到闽南护法区建立
1917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掌握了中央政府的实权，他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国会，推行独裁统治。孙中山为了维护共和制度，发起了护法运动，率领海军南下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宣布护法讨段。
护法运动的爆发，为陈炯明提供了重返广东军政舞台的机会。此时的陈炯明，虽与孙中山有思想分歧，但在维护共和制度、反对段祺瑞独裁统治这一点上，两饶目标是一致的。他向孙中山进言，认为护法运动的关键是掌握兵权，只有建立起一支属于革命党饶正规军队，才能向外发展，实现护法的目标。这一观点，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 。
经孙中山的军政府与广东地方当局谈判，时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将所辖全省之警卫军20营兵力交给陈炯明，任命其为公署亲军司令。这20营兵力，成为陈炯明重建军队的基础，也成为后来粤军的核心力量。1917年12月，孙中山正式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令其率领援闽粤军向福建发展，开辟新的根据地，以牵制段祺瑞的北洋军，支援护法运动 。
陈炯明接到任命后，迅速对20营警卫军进行整编，任命邓铿为总部参谋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自己兼任第一军军长，组建了援闽粤军。这支军队，是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中，唯一一支真正属于革命党饶正规军队，也是陈炯明一生所执掌的最精锐的军事力量。1918年1月，陈炯明率领援闽粤军从广州出发，向福建进军，开始了援闽之战。
援闽粤军的进军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段祺瑞为了阻止援闽粤军的发展，派福建督军李厚基率领北洋军重兵驻守福建，与援闽粤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陈炯明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才能与援闽粤军的英勇作战，经过十个月的艰苦战斗，先后击败了李厚基的北洋军，攻占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等二十多个县，控制了闽西南大片地区 。1918年9月1日，陈炯明率领援闽粤军攻占漳州，建立了援闽粤军总司令部，正式形成了闽南护法区，这是陈炯明一手打造的第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也成为他践行联省自治理想的第一个试点。
4.4 漳州新政：东方明星的现代化探索
1918年9月至1920年8月，陈炯明在漳州执掌闽南护法区军政大权两年时间，在这两年里，他以自己的联省自治思想为指导，在闽南护法区推行了一系列全面的现代化改革措施，史称**“漳州新政”**。这是陈炯明一生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巅峰，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地方现代化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漳州也因此被称为“东方的一颗明星”“闽南的俄罗斯”，甚至得到了列宁的关注。
漳州新政是一场全方位的改革，涵盖政治、经济、教育、民生、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核心是**“地方自治、现代化建设、民生为本”**，陈炯明试图将漳州打造成一个“联省自治”的样板，为全国的地方自治提供借鉴。
4.4.1 政治改革：民主自治与法治建设
在政治上，陈炯明推行民主自治制度，建立了各级自治政府，在漳州设立市政厅，作为地方自治的行政机关，由当地百姓选举产生议员，组成市议会，行使立法与监督权力。他还创办了《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作为宣传民主自治、社会主义与新文化的阵地，亲自为报刊撰写文章，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
他还注重法治建设，废除了清廷的旧法律，推行近代西方的法律制度，设立新式法院与警察局，实行司法独立，保障百姓的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他还主持建设了漳州的第一个现代公园——漳州第一公园（今漳州中山公园），作为百姓休闲娱乐与集会的场所，体现了“还政于民”的思想。
4.4.2 经济建设：基础设施与实业发展
在经济上，陈炯明将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首位，他主持拆除了漳州的旧城墙，将城墙改造成现代化的马路，修建了漳州第一条城乡公路网，连接漳州与周边的县城，改善了漳州的交通状况；他还修建了漳州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解决了百姓的出行问题；他成立了漳州第一家银行，统一了货币，稳定了金融秩序。
他还大力发展实业，创办了贫民工艺厂、迎宾大旅馆等企业，吸收失业百姓就业；他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改良农作物品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他还整顿市场秩序，提倡国货，开展抵制日货活动，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 。在他的治理下，漳州的经济迅速复苏，商旅云集，市肆兴旺，成为闽西南的经济中心。
4.4.3 教育改革：新学普及与人才培养
在教育上，陈炯明深知“教育兴邦”的道理，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乡一校”的口号，在漳州的农村与城市广泛设立现代学堂，废除陈腐的旧学科，引入社会主义理论、外语、自然科学等新兴学科。
他还禁绝私塾，设立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尤其重视女子教育，1920年，他增办了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让女子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他还在漳州设立了半夜学校90余所，为贫苦百姓提供免费的教育机会，极大地提高了漳州的识字率。
他还注重人才培养，通令各县选派优秀学生公费出国学习机电、工程、化学、矿业、纺织等专业，全区先后派出两批男女学生八十三人出国留学，此举被称为当时教育界的盛举。他还邀请林森、胡汉民、汪精卫等名流学者访问漳州，发表演，促进学术交流，营造了浓厚的新文化氛围。
4.4.4 民生改善：社会福利与市容整治
在民生上，陈炯明推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他成立了修济善堂与乞丐收容所等福利组织，救助贫苦百姓与流浪乞丐；他整顿医疗制度，实行医生考核制度，监督各种医药生产与销售，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他还设立了妓女户特区，对妓女进行管理与改造，帮助她们重新回归社会 。
他还注重市容整治与环境卫生，雇佣清道夫，每打扫街道，疏通沟渠，改造排水系统；他设立新式屠场，由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类卫生；他还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册子，挨家派发，提高百姓的卫生意识。在他的治理下，漳州的市容焕然一新，街道整洁，治安良好，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4.5 新政影响：从闽南走向全国的自治火种
漳州新政的实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改变了漳州的落后面貌，让漳州成为中国近代地方现代化建设的样板，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的欧美驻华使节与记者纷纷前往漳州考察，对漳州新政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记者艾利森提到漳州到处在建设，道路被拓宽，大批新屋建成，街道清洁，治安良好；英国记者凯利顿在报告中写道，陈炯明在漳州施行了各种市政改革，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
漳州新政也得到了孙中山的鼎力支持，孙中山从经济上给予援闽粤军大力援助，筹拨盐款，以充粤军之需，甚至连自己在上海的房子也由廖仲恺经手抵押，所得款项全部支援驻闽粤军。孙中山认为，陈炯明的漳州新政是“革命的建设”，为护法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全国的革命建设提供了借鉴。
更值得一提的是，漳州新政还得到了苏联政府与列宁的关注，列宁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了解到陈炯明在漳州的现代化建设与民主自治实践，认为漳州新政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并试图与陈炯明建立联系，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地方政权与苏联政府早期接触的重要事件。
漳州新政虽然只持续了两年时间，最终因陈炯明率粤军回粤驱桂而结束，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播下霖方自治与现代化建设的火种。它证明了陈炯明并非只会打仗的军事将领，而是一位具有先进理念与务实能力的现代化建设者；也证明了他的联省自治思想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
1920年，桂系军阀下了进攻福建粤军的动员令，陈炯明认为回粤驱桂的时机已经成熟，他率领援闽粤军离开漳州，回师广东，开启了他主政广东的新征程。漳州新政虽告一段落，但它的精神与经验，却被陈炯明带到了广东，成为他主政广东、建设“模范岭南”的重要基础。
本节结语
1913-1920年，是陈炯明在闽南立基、践行现代化理想的七年。南洋蛰伏，让他完善了联省自治思想；护国讨袁，让他重返中国的政治舞台；护法援闽，让他拥有了自己的军队与根据地；漳州新政，让他的联省自治理想变成了现实，打造了中国近代地方现代化建设的样板。
漳州新政是陈炯明一生的巅峰，也是他政治理想的最佳体现。在这七年里，他从一个兵败流亡的革命党人，转变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军队、根据地与施政经验的军政领袖；他的联省自治思想，也从一种理论主张，转变为一场全方位的实践运动。当他率领援闽粤军回师广东时，他的心中充满了理想与抱负，他希望能将漳州新政的经验推广到广东，打造一个“模范岭南”，并以广东为样板，推动全国的联省自治，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富强。但他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将是与孙中山的政见决裂，以及一场让他身败名裂的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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