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当加代在香港的资本牌桌上，以一场教科书式的“代理权战争”，宣告了新兴华资的崛起时，他并不知道，他和他所缔造的“兄弟资本”，早已进入了另一个更高维度的观察视野。在北京，那个真正决定着国家经济航向的地方，一场关于他的、长达数年的案例分析，已经接近尾声。一份来自一个神秘机构的非官方邀请，即将把加代，从一个叱咤风云的“棋手”，带到真正的“棋盘”设计者面前。
1997年，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附近的一座四合院。
这里没有任何标识，却戒备森严。院内，没有奢华的装饰，只有朴素的书架和弥漫在空气中的淡淡茶香。这里，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一个非公开的政策研究室，被誉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脑中枢”。
加代独自一人，坐在院中的石凳上，等待着。邀请他的人，只通过一个加密电话，告知了他这个地址和时间，没有透露任何身份信息。
片刻后，一位穿着普通灰色中山装、气质儒雅的老者，端着一盘棋局，缓缓走了过来。他就是“宁先生”，一位在官方序列里没有任何职位。
“加代同志，让你久等了。”宁先生微笑着，将棋盘放在石桌上，“我研究你的‘案例’，已经三年了。”
加代的心，猛地一跳。他瞬间明白，自己今面对的，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试”。
“从深圳的‘华强北’，用新规则取代旧秩序；到珠海的‘凤凰计划’，用制度设计盘活国企；再到香港的‘代理权战争’，用价值共识战胜资本霸权。”宁-先生落下一子，声音平静，却仿佛洞穿了加代所有的商业布局，“你的‘兄弟资本’，其核心打法，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发现错配，重构价值’。你是一个优秀的‘解题者’。”
“但是，”宁先生抬起头，目光变得深邃而锐利，“你解的，都还只是‘应用题’。今，我想请你解一道‘开放题’。”
他将一份厚厚的、用牛皮纸包裹的卷宗，推到了加代面前。
卷宗的封面上，只有四个字——**“东北困局”**。
加代打开卷宗，里面没有商业计划，只有一组组冰冷得令人窒息的数据：
东三省，上千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超过70%处于亏损或半停产状态。
重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产品技术落后市场至少两个代际。
数百万的产业工人，面临下岗分流，社会稳定面临巨大压力。
过去五年，中央财政投入了数百亿的“输血”资金，却如同泥牛入海，不见任何起色。
“我们尝试了所有的方法，”宁-先生的语气，第一次带上了一丝沉重，“行政命令、债转股、关停并转……但都失败了。这个曾经让共和国感到骄傲的‘长子’，如今，却成了国家身上最沉重的包袱。”
“所以，我想问你，加代同志。”宁先生直视着加代的眼睛，“你那套‘资本效率’和‘模式创新’的理论，在这样一个盘根错节、积重难返的区域性系统性困局面前，还有效吗？或者，资本，在面对一个垂死的工业文明时，究竟是能成为拯救它的‘医生’，还是只会成为分食它尸体的‘秃鹫’？”
这个问题，如同一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了加代的心上。他知道，这已经不是一场商业对话，这是一场关于“资本立场”和“家国情怀”的终极拷问。
加代沉默了许久。他没有直接回答。
“宁老，请给我一周时间。”他站起身，向宁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一周后，我将带着我的团队，和一份我们的‘解题思路’，再来向您汇报。”
回到深圳总部，加代立刻召集了最高级别的战略会议。当他将“东北困局”这份沉重的答卷，摆在所有人面前时，整个会议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这是……一场我们打不赢的战争。”左帅在分析了基础数据后，第一个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这里面牵涉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任何纯粹的商业逻辑，在这里都将失效。我建议，我们应该委婉地拒绝。”
“不。”乔巴的眼中，却燃烧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火焰，“这恰恰是我们‘生态化反’理论，最伟大的应用场景！东北的问题，不在于缺少资本，而在于其内部的‘生态系统’已经彻底僵化、坏死。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拯救’那些垂死的企业，而是要在这片冻土之下，培育出一个全新的、能够自我循环、自我造血的‘热带雨林’！”
在接下来的七七夜里，“兄弟资本”这部战争机器，以前所未有的强度，进入了超频运转状态。
乔巴的战略团队，构建了一个名为“新东北”的庞大产业升级模型。他们不再着眼于单个企业，而是将整个东北，划分为“智能装备制造”、“现代农业”、“冰雪文旅”等数个相互关联的“产业集群”，并设计了它们之间的人才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循环路径。
左帅的金融团队，设计了一个千亿规模的“东北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母基金（FoF）”。这个基金，将不再直接投资企业，而是作为“Lp”（有限合伙人），去投资和孵化数十个专注于不同细分领域的、更市场化的子基金。他们要用“资本的杠杆”，去撬动整个区域的投资生态。
白航的技术团队，则绘制了一幅名为“数字东北”的蓝图。他们计划通过铺设覆盖东三省的光纤网络，建立区域性的云计算中心，为所有传统企业提供免费的“数字化转型”工具包，用“信息高速公路”，来打通这个区域凝固的血脉。
苏清的“青鸟资本”，则从全球资本市场的角度，分析了哪些国际产业资本，对东北的廉价资源和熟练工人最感兴趣，并为他们设计了进入中国的、最安全的投资路径。
一周后，北京，同一间四合院。
加代将一份厚达五百页的、名为**《凤凰涅盘：关于东北区域经济系统性重构的战略构想》**的报告，放在了宁先生的面前。
宁先生一言不发，从第一页，看到了最后一页。整个下午，院子里，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当他合上报告的最后一页时，窗外，已是夕阳满。
他看着加代，这位年轻得不像话的“解题者”，许久，才缓缓开口。
“过去，我们思考的，是如何‘拯救’东北。而你的方案，是在‘重创’一个新东北。”
“加代同志，”宁先生站起身，第一次，用一种近乎平等的、甚至带着一丝期许的目光，看着他，“这盘棋，太大，也太难。国家，需要一个既懂资本，又懂中国的‘棋手’，去盘活它。”
“你，和你的团队，愿意来下这盘棋吗？”
加代站起身，没有丝毫犹豫。
“为国执棋，万死不辞。”
那一刻，加代知道，他的人生，以及他所缔造的商业帝国，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更宏大、也更波澜壮阔的篇章。他不再是一个为自己和兄弟们追逐财富的商人，他将成为一个参与并影响国家命阅、真正的“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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