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七年，春。随着“大靖皇家科学院”在京师的根基渐稳，以及首批来自格物书院的院士、研习员开始发挥作用，数年间在岭南那片海湾试验田里孕育出的诸多“种子”，终于在国家力量的推动和示范效应的带动下，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帝国四方扩散、生根。这种扩散，并非疾风骤雨式的强制推行，而更像春水漫灌，沿着已有的沟渠网络，悄然渗透，改变着沿途土壤的质地。
其一，是“硬如石，速成道”的水泥路，开始在全国主要官道的关键段落铺设。
水泥的“发明”颇具偶然性。书院工学院的学生在尝试改良盐场防渗层和建筑粘合剂时，反复试验煅烧石灰石与粘土、矿渣的不同配比，最终得到了一种遇水硬化后异常坚固的材料。初期仅用于书院内部的道路、房基和码头加固，效果惊人。消息通过陈万钧的商队和书院的简报逐渐传出。
皇家科学院成立后，“工农学组”将水泥配方与生产工艺列为首个重点验证与推广项目。在皇帝李景睿的明确支持下，工部抽调干员，由科学院院士李桐（原书院冶铁学子）等人指导，于京畿附近的房山县设立首个官营“水泥窑”。经过反复试产，优化了原料配比和烧制工艺，制定了粗略的《官窑水泥营造法式》。
推广首先从连接京城的几条主干道开始。选择的是磨损最严重、雨季泥泞不堪的段落。传统的夯土路或石板路，费时费力，维护不易。水泥路的施工，则展现出其革命性的一面：将按比例混合好的水泥、砂石、水搅拌成浆，摊铺在平整压实路基上，再用特制的工具刮平。初期工匠对此将信将疑，然而数日之后，看到那平整光滑、坚硬如青石却无接缝的灰色路面时，无不惊叹“化泥为石”的神奇。
第一条试验性的十里水泥官道在京西落成，李景睿亲往巡视。马车行驶其上，平稳迅捷，毫无颠簸。雨后，路面迅速干爽，无惧泥泞。工部测算，虽水泥初期烧制成本不低，但其施工速度远快于铺设石板，且坚固耐久、维护简便，长远看反显经济。皇帝当即下旨，令将水泥烧制之法行文各省有条件的官窑学习，并拨出专款，分阶段改造几条最重要的南北、东西官道。
一时间，“水泥”成为朝野热议的新词。运河沿岸的码头开始用水泥加固；边关一些重要堡寨的墙体开始尝试水泥勾缝甚至浇筑；富庶的江南州县，也开始仿效，用于修建重要的堤坝和桥梁。水泥的扩散，不仅加快了物资与人员的流动速度，更在无声地改变着人们对“营造”的认知——一种可以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新型建筑材料时代，悄然拉开了帷幕。
其二，是以“探海一型”为代表的改良海船，开启了更远、更稳、更有效率的航校
王振作为皇家科学院“工农学组”的院士，主要精力便放在了新式海船的优化与推广上。“探海一型”在岭南成功完成多次海试，其优异的适航性、载货量和操作效率，早已通过海商之口传遍沿海。朝廷市舶司和东南水师对此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在皇帝授意和科学院协调下，王振带领一个由原书院同窗和京师巧匠组成的组，进驻江宁（南京）龙江船厂。他们并非全盘照搬“探海一型”，而是根据不同的用途（货运、水师、远洋探索），在其设计理念基础上进行变通。核心的改进被系统化地整理出来：包括基于浮力定律和稳性计算改进的船型线图、标准化的水密隔舱与构件设计、更有效率的帆装与舵系方案、以及适用于不同船型的简易测算手册。
龙江船厂首先为市舶司建造了两艘用于南洋航线的大型改良货船。与传统福船相比，新船在同等排水量下货舱空间更大，帆效更高，逆风航行能力有所增强，且因为结构更合理，所需船员略有减少。首航归来，船主报称“遇风浪更稳，航速约快一成，货损大减”。
水师的兴趣更为迫牵东南沿海时有海盗，旧式战船追剿不便。王振组与水师将领合作，设计了一种侧重于机动与速度的中型改良战船，强化了船体结构以安装更多火炮（尽管此时火炮仍属初级），并改进了操帆系统以求更灵活的战术机动。首批数艘下水编练后，在一次剿匪行动中表现亮眼，其追击与包抄能力令水师将领大喜。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观念。船厂开始有意识地引入“图样标准”、“物料清单”、“工时估算”等管理方法。虽然远未达到现代标准化生产水平，但相比过去全凭大匠心口相传、每艘船细节各异的情况，已是巨大进步。改良海船的设计理念与建造方法，随着官私船厂的工匠流动，逐渐沿整个海岸线扩散，悄然提升着帝国海上力量的基数与远航探索的潜力。
其三，是以“格物盐场”和书院工坊为蓝本的“标准化”与“数据化管理”理念，开始渗透到各个官营工坊。
这种渗透最为潜移默化，却也最为深刻。它并非通过一纸政令实现，而是随着那些在书院受过熏陶的“格物生”进入各个生产领域，以及科学院不断整理发布的《工农实务辑要》等册子的流传，慢慢发酵。
在河东的官营盐池，新上任的年轻盐官带来了从岭南学到的“分级蒸发”、“定时测卤”、“规范扒盐”等一整套流程，并尝试引入简易的卤水比重计和气记录表，虽然一开始遭到老盐工的抵触，但当产出盐的质量和数量稳定提升后，阻力便渐渐消融。
江南的官营织造局，开始有主管要求对不同的丝线、染料批次进行编号记录，对织机的关键部件尝试统一规格，以便维修更换。尽管“标准化”的程度很低，但已经有了“物勒工名，以考其诚”之外的对“生产流程可控性”的初步追求。
甚至在北京的兵仗局，在制造火铳、弓弩时，也开始有匠头尝试用固定的模具和卡尺来确保某些关键部件的尺寸大致统一，并记录不同铁料、炭火配比下成品强度的差异，虽然数据粗糙，却是一个从纯粹经验走向有限度量化控制的苗头。
皇家科学院的“数理”和“工农”学组，定期收集这些来自各地的、零散但真实的改良案例，加以整理、分析，提炼出共通的原理和方法，再通过朝廷的渠道，以“指导建议”而非强制命令的形式，发往各处。这种“实践-总结-反馈-再实践”的循环，虽然缓慢，却正在一点点地撬动延续了千百年的、依赖个人经验与秘传的工匠生产模式。
当然，扩散远非一帆风顺。新材料的推广受限于产能和成本；新船型的设计触及既得利益和保守观念；标准化管理更是在人情与惯性面前步履维艰。反对的声音从未消失：“水泥路虽硬，失之柔韧，恐不利于车马长久”、“新船奇技淫巧，不合祖制”、“工匠之事，岂可尽以条文框之？”
但趋势已然形成。硬化的道路在延伸，改良的帆影出现在更多海域，工坊里的记录簿上开始出现陌生的符号与数字。格物书院最初点燃的那点星火，借由皇家科学院这个新设的“鼓风机”，以及无数携带火种奔赴四方的“格物生”，正以技术扩散的形式，在景和年间的帝国肌体上，烙下日益清晰的新印记。改变的，不仅仅是物，更是人做事的方式与对“制作”本身的理解。一个更加注重实效、效率与可控性的时代气息，正在古老帝国的土壤深处，悄然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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