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刚刚击溃了数路明军主力、风头正劲的“闯王”李自成而言，开封城就像一枚华丽而坚硬的钉子，死死地楔在他的霸业版图上。拿下开封，就等于一巴掌打碎了明朝在中原的脸面。所以，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底开始，李自成的目光就死死锁定了这里，志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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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开封不是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
它城高池深，守将陈永福、巡抚高名衡都不是庸才，他们知道一旦城破，自己绝无活路。于是，一场明末最惨烈的城市攻防战拉开了序幕，前后竟上演了三次。
第一次（1641年2月-3月）：闪电突袭，无功而返。
第二次（1641年12月-1642年2月）：全面围攻，血海深仇
也正是在这次围攻中，发生了改变战局走向的一件事：李自成亲临前线督战，被守将陈永福之子陈德，一箭射中左目！
这一箭，几乎要了李自成的命。虽侥幸未死，但他从此眇了一目。身体的剧痛与颜面的扫地，化为了对开封守军，尤其是对陈永福父子刻骨铭心的私仇。
第三次（1642年5月-10月）：终极围困，绝望死局
到了这一步，双方都已骑虎难下。李自成在击溃明朝最后的援军后，麾下兵力据称已达百万，将开封围得水泄不通。而城内，在经过近五个月的围困后，已到了“人相食”的惨烈地步，有战斗力的士兵不足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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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或许有看客心生疑窦：百万大军围困孤城，守军不过两万，兵力如此悬殊，怎会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僵局？若换作李云龙来指挥，怕是搬起石头也能砸开开封城门了吧！
这正是历史的有趣之处。李自成大军的问题，就出在这“百万”二字上。
其一是，兵力虚胖，核心战力稀薄。李自成的百万之众，实为“流寇”本色。其真正的钢铁脊梁，不过是早年几起几落中锤炼出的三万左右老营人马。其余绝大多数，皆是“迎闯王，不纳粮”口号感召下，为求一口活命粮而蜂拥入列的饥民流众。他们虽憎恨这吃饶世道，却更像一股盲目的洪流，缺乏锻造一支铁军最核心的要素——坚定的共同信仰。
当战争的残酷远超一顿饱饭的诱惑时，乌合之众的本质便会暴露无遗。没有信仰的军队，可以势如破竹于顺境，却很难死战不退于逆境。
其二是，在李自成兵临开封城下之前，他已俨然成为了大明王朝的 “宗室刽子手”。根据《明史》、《明实录》等史料记载，自崇祯十四年（1641年）起，至开封被围之前，死在他手上的明朝亲王至少有三位，其覆灭过程触目惊心：
1.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攻陷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这位福王朱常洵，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儿子，其人在洛阳口碑极度负面。贪婪吝啬，肥己虐民。洛阳饥荒仍大肆搜刮，府中财宝如山，却不愿出钱赈济守城。被李自成军队捕获后，李自成下令“刳其血，和鹿醢尝之”，谓之“福禄宴”，将其残忍处决。
此举震动下，标志着起义军从流寇向弑君者的质变。
2.崇祯十五年（1642年）初，攻陷襄阳，杀了襄王朱翊铭。襄王朱翊铭在襄阳口碑平庸或略有负面。无突出恶行，但也无善举。城破时曾跪求饶命。李自成俘获襄王朱翊铭后对襄王：“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意思是，杀了你，就能让负责围剿我的督师杨嗣昌因为“藩王陷落”的失职之罪而被朝廷处死。
果然，杨嗣昌听闻此讯后，畏罪自杀（亦绝食，忧惧而死）。襄王亦被杀。
（注：杀襄王这段，历史真相是张献忠所为，这里为了情节需要，反正都是农民起义的队伍，所以嫁接到了李自成身上。）
3.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攻陷汝宁，杀了崇王朱由樻。这崇王朱由樻在汝宁口碑要好得多。史书描述他为“性仁厚”、“礼士爱民”。这意味着他对待读书人和百姓的态度相对宽和，没有留下横征暴敛、欺压良善的恶名。
在李自成大军压境时，他与时任保定总督杨文岳并肩作战，共同坚守汝宁城。城破时，他也表现出了宗室的气节，没有屈膝投降，而是与杨文岳一同被杀。这种“死社稷”的行为，在注重气节的古代，是会得到同情的。
然而，最终李自成还是选择了处死他，史学家分析，原因在于：
明朝亲王，作为朱明王朝在地方的最高代表，本身就是起义军要推翻的核心政治符号，而且亲王府累积的财富也是起义军重要的军饷来源。
再任何一个活着的亲王，都可能被明朝残余势力拥立，成为新的政治核心——由此可以看出，李自成此时已经有了自立为帝的念头。
像福王这样的亲王，是这种腐朽的典型代表，杀之人心大快。而像崇王这样个人品行尚可的亲王，则成为了时代悲剧的缩影——他个饶些许美德无法扭转整个阶级的罪恶，最终也被历史的洪流所吞噬。
他的死，恰恰证明了那场革命的彻底性与不可避免的残酷性。
而李自成这种不加区分、一概屠戮的王室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凝聚了民心，宣泄了愤怒，却也如同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让每一个朱明宗室都清醒地认识到：投降是死，抵抗亦是死，不如拼死一搏，尚有一线生机。
正是这种源于绝望的共识，为他在开封城下，铸就了最为坚固的抵抗意志——他亲手将下一座城池，变成了自己必须面对的、最为顽强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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