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任风遥在青州城内，为从阎王手中抢夺几千上万条性命而殚精竭虑，与无形的瘟疫进行着一场无声却激烈的战争的时候，却不知，就在同一时刻、同一片苍穹之下，一股由无数饥民、流寇汇聚而成的滔巨浪，正由一代枭雄李自成引领，即将在中原大地上演一场更为惨烈、直接吞噬数十万生灵的人间悲剧——开封围城战。
一边是呕心沥血的拯救，一边是席卷一切的破坏，大明王朝的末世图景，正是由这极端对立的笔触，共同勾勒而成。
这座中原腹地的雄城，仿佛风暴中心，凝聚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挣扎、纠结与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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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个人奋斗与不屈不挠的意志而言，李自成的确是人中龙凤，无论历史对其评价有多么的分裂，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历史学者否认过，他，确是一代枭雄。
1629年的时候，23岁的李自成还是明朝驿站驿卒（就是负责公文传递、官马养护等，属于吃皇粮的底层公务员）。那时候朝廷财政就已捉襟见肘了，崇祯皇帝为节省开支，大规模裁撤驿站。李自成“失业”了，生计无着。
失业后，李自成因为还欠了本地举人艾诏的高利贷无法偿还，被官府“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看看，当时欠点钱，不仅要挨打，还要带着枷锁游街示众，被狠狠羞辱的。在亲友帮助下逃脱后，一怒之下杀死了债主艾诏。
再看他当时的行为——“执辱秀才，笞杀债主”——此时看着更像是一种个人走投无路后的暴力反抗，是报私仇、求活路，尚未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起义”的纲领。杀了人，成了朝廷钦犯，他只能逃亡。
大约1630年，也就是崇祯19岁的时候，人家正当皇帝享受锦衣玉食那，24岁的李自成却为了一口吃的，在亡命涯了。
在逃亡过程中，李自成还没有想着落草为寇，而是直接投奔帘时已经声势浩大的甘肃官军。然而，他所在的这支官军很快因欠饷发生兵变，哗变的上兵杀死了参将和当地县令，从官军转变为了叛军。李自成随之卷入其中，并因其勇武和有见识，被推举为首领之一——这反贼的帽子不戴也得戴了。
不久后，他率领这支队伍东渡黄河，在山西投奔帘时着名的“闯王”高迎祥，成为其麾下的一员“闯将”。
这个过程极具代表性，它揭示了明末起义的根源：并非单纯的“刁民作乱”，而是体制失灵（裁员、欠饷）、基层盘剥（高利贷、高税负）、司法不公等等的共同作用，将无数像李自成这样的普通人逼上了造反之路。
李自成并非一开始就有帝王之志。他是被命运一步步推着走的。但他的个人能力（勇猛、有谋略）和在底层中的号召力，使他在加入起义军这个“平台”后，得以迅速崭露头角，最终在髙迎祥战死后继嘲闯王”名号，成为起义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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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此人，人生大起大落。崇祯十一年，他在陕西潼关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合击，几乎全军覆没，仅率刘宗敏等十八骑残部遁入商洛山中，可谓跌入谷底。
然而，就在这看似山穷水尽之时，他却能隐忍待机，凭借其“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的朴素作风和“仁义之名”收揽人心。当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再度起事时，他抓住机会毅然复出，进入河南，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顿时应者云集，队伍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
加之相较于张献忠等辈他更懂得“收拾人心”的政治眼光，使得他在众多起义军领袖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各路豪杰愿意追随的核心。
他不仅是军事领袖，更是一种象征，一个承载着无数破产农民绝望中最后希望的政治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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