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文华殿，不似往日经筵进讲时的书卷气，反因一次看似寻常的政务奏对，弥漫开一层微妙的、试探性的气息。皇帝朱瞻基端坐御案之后，面色依旧带着病后的苍白，但精神尚可，正听取几位大臣关于次年春闱筹备及各地学政情形的汇报。
阁臣杨溥正侃侃而谈，提及国子监近来学风，言道监生中多影皓首穷经，笃志圣贤”者，亦不乏“年轻才俊，文采斐然”。朱瞻基静静听着，待其语毕，方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殿中每一位官员耳中：
“杨卿所言甚是。国家养士百年，所为何来？非仅为能作制艺时文，亦非徒托空言，博清流虚誉。当是通晓经义，明辨事理，进而能佐朕治理下，抚绥万民。” 他话锋似不经意地一转，“譬如户部钱粮，刑部律例，工部河工，乃至边镇粮饷调度，皆需实心、实学、实算。若读书人只知高头讲章，于钱谷不知其数，于刑名不明其要，于工程不晓其法，则一旦身膺民社，岂非如同盲人策马，非但于国无益，反易为胥吏所欺，政事壅滞？”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诸臣，尤其在几位翰林出身的官员脸上停留一瞬，语气转为一种淡淡的忧虑：“近来朕观诸司奏报，文辞华美者众，然能条分缕析、直指症结者少。遇有实务，多推诿于‘成例’、‘有司’，或空谈‘仁政’、‘德化’。长此以往，岂是朝廷之福？朕非不重文章道德，然文章道德，需落到实处，方是真学问。譬如前日户部一笔边饷账目……” 他恰到好处地停住，没有继续深那老吏揭秘之事，只轻轻叹了口气，“若非有深知底里之人，几乎被锦绣文章蒙混过去。慈情形，恐非孤例。”
这番话，看似皇帝随感而发，忧虑国是，实则字字句句，都精准地敲打在殿中某些饶心坎上，也清晰地传递出两个信号：其一，陛下重视“实学”，对空谈文章已生不满；其二，陛下对现行官僚体系，尤其是底层胥吏把持实务、官员不通细节的现状，深感警惕与忧虑。
奏对散去，皇帝的话语却在某些人心中激起了涟漪。其中便有国子监助教，王仙。
王仙，字子乔，乃永乐年间举人出身，因性情耿直，不善钻营，在国子监这清水衙门一待便是十余年，止于从八品助教。他饱读诗书，信奉“学以致用”，对监内部分监生只知揣摩时文、背诵程墨以求科举，却对经世实用的算学、律例一无所知甚至鄙夷的风气，早就心怀不满。只是人微言轻，又无过硬背景，只能将这股郁结压在心底。
今日文华殿听闻子之言，王仙只觉得如同久旱逢甘霖，胸中块垒为之一荡！陛下此言，真乃圣明烛照，洞见时弊！原来陛下早已看到官员不谙实务之害，忧虑人才不济！这不正是自己多年来心中所想吗？一股“报君恩、正学风”的热血，伴随着士大夫“以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在他胸中熊熊燃起。
回到国子监那间狭的值房，王仙心潮澎湃，难以平静。他推开窗，望着院中古柏积雪，仿佛看到劣荡学宫积弊、为帝国培养真正栋梁的光明前景。他提笔研墨，文思泉涌。他要用这满腔忠忱，写下一道振聋发聩的奏章，响应圣意，廓清学风！
这份奏章，他反复斟酌，倾注了全部心血。奏章前半，他痛陈当前国子监乃至下官学之弊：监生“务虚文者多，求实学者少”，“终日咿唔，不过帖括”，“于钱谷兵刑、农田水利之实，懵然如瞽”。接着，他高度赞扬皇帝重视“实学”的远见卓识，认为“此乃造就真才、稳固国本之要道”。随后，他提出了具体的、在当时看来颇为“激进”的建议：在国子监现有课程之外，应“令诸生习书算，明律令”，并“由提调正官，岁终考核其能否，分别奖惩”。他甚至提出，对于“年力衰迈、学无成效”及“老疾不堪教养”者，应“量加体恤，放免其坐监之额”，以为后来者腾出位置，节约朝廷廪饩。
在王仙看来，提倡“书算律令”之学，是为了培养能真正为陛下分忧、为百姓办事的官员；清理“老疾无效”者，则是为了整肃学风，提高朝廷养士的效率，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他字字句句，发自肺腑，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芒，全然未察觉自己这份奏章，已然触碰到了一个庞大而敏感的官僚与利益体系的神经，更未想到，自己会成为皇帝手中一枚关键而危险的棋子。
数日后，大朝会。当通政司官员唱出“国子监助教王仙有本奏”时，不少官员都面露诧异。一个从八品的微末学官，有何资格在朝会上奏事？但当王仙出班，手持笏板，慷慨激昂地开始诵读他那份精心撰写的奏章时，殿中的气氛渐渐变了。
起初，是惊愕。随即，便是压抑的骚动。当王仙读到“令诸生习书算，明律令”、“岁终考核”、“放免老疾无效者”等具体建议时，朝堂之上，尤其是文官队列中，终于有按捺不住的声音了。
“荒谬！” 一位都察院的老御史率先出列，须发皆张，厉声道，“国子监乃国家育才重地，教化所出！自太祖高皇帝立国以来，便是以经义为本，以圣贤之道教士。书算，胥吏之术也！律令，刀笔之能也！焉能登大雅之堂，与圣人之学并列？此乃舍本逐末，淆乱学统，长此以往，士子将不务正业，学风必然败坏！王助教此言，实乃祸国之论！”
此言一出，立刻引来数名官员附和。一位礼部的郎中接口道：“正是！朝廷设科取士，首重经义文章，乃为选拔明理通经、德行端方之君子。若使士子皆汲汲于钱谷刑名之末技，岂非与朝廷设学养士之本意相悖？此风一开，恐下读书人将竞趋功利，不复潜心圣学，实非国家之福！”
另一位与国子监某些老博士关系密切的翰林编修，更是语带讥讽：“王助教忧国忧民之心，或可嘉许。然其言未免书生之见，不谙实情。监中诸生，资质不同，年齿各异。‘老疾无效’之判，标准何在？由谁裁定？若依此实行，恐开幸进之门，启倾轧之端，使淳厚学风，沦为苛察竞逐之场！且放免坐监，看似节省廪饩，实则寒了下向学之心，有伤陛下仁恕之德！”
反对之声渐起，理由无非是“偏离圣学”、“败坏士风”、“标准难定”、“有伤仁厚”，个个冠冕堂皇，占据晾德与传统的制高点。王仙虽早有心理准备，但面对这些汹汹指责，尤其是指责他“祸国”、“书生之见”、“不谙实情”，仍不免面色涨红，气息急促，但他兀自挺直脊梁，握紧笏板，准备引经据典，反驳回去。
“好了。” 御座之上，传来皇帝平静的声音，不高，却瞬间压下令中的嘈杂。
朱瞻基目光落在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的王仙身上，脸上露出一丝温和的、近乎嘉许的笑意：“王卿。”
“臣在！” 王仙连忙躬身。
“你的奏章，朕看过了。” 朱瞻基的声音不疾不徐，“忠心可嘉，思虑亦深。你能见学子空疏之弊，倡言实学，为国储才，此心便是好的。朕心甚慰。”
此言一出，殿中为之一静。陛下竟然直接肯定了王仙的“忠心”和“思虑”？反对者们心中顿时一沉。
朱瞻基接着将目光转向方才反对最激烈的几位官员，语气依旧平和，甚至带着一丝探讨的意味：“方才几位爱卿所言，亦不无道理。圣人之学，自是根本，不可偏废。然……” 他话锋微转，“朕尝闻，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然经不通世，亦为空谈。 我朝取士，固然首重经义德行，然取中之后，分发各部院、州县，所需处理者，岂能尽是经义文章？户部不懂算学，如何理财？刑部不明律例，如何断狱？州县不知农时水利，如何抚民？”
他环视群臣，缓缓道：“王仙所奏，增设书算律令之学，不过是为诸生多备一种才干，多开一扇门户。使之将来出仕，能更快熟悉政务，免于被胥吏蒙蔽。此于国子监教化，是增是损？以备人才之需，多学些实务本领，又有何不可？至于考核、放免等事，不过是为激励向学、澄清风气之辅助手段，具体如何施行，自有章程，岂会如诸位所忧，便坏了根本，寒了人心？”
这番话，看似在调和双方，实则立场已悄然偏向王仙。他没有强力压制反对者，而是以“探讨”、“咨询”的姿态，将“实学”的必要性提升到了“为国储才”、“通经致用”的高度，并以“多备才干”、“有何不可”的温和反问，将反对者的理由悄然化解。他展现出的，是一位开明纳谏、兼听则明、务实有为的君主形象。
反对者们一时语塞。皇帝将“实学”与“致用”挂钩，占据了“务实”的有利位置。若再强硬反对，岂非成了不识时务、因循守旧、不顾国家需要的迂腐之辈？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内阁首辅杨士奇，出列缓缓道：“陛下圣虑深远。国子监为育才之首善之地，学风士习，关乎未来百官之能。王助教所奏，虽有可酌之处，然其提倡实学、激励向学、澄汰冗惰之精神，实与陛下近日训示相合。老臣以为，可令礼部、国子监详议章程，于不悖圣学根本之下，酌量试行，以观后效。”
杨士奇此言，既未完全肯定王仙的具体条款，又支持了“实学”和“澄汰”的大方向，并为皇帝提供了“详议章程”、“酌量试斜的下台阶。可谓老成谋国，四平八稳。
朱瞻基微微颔首：“杨先生所言甚是。此事，便依先生所奏。着礼部会同国子监，详议王仙所奏各款，如何在不废经义根本之前提下，鼓励实学，并拟定考核、澄汰之细则，务求公允可行，奏报朕知。王仙忠心体国，建言有功，着擢升为国子监监丞，仍兼原职，参与议定新规。”
“臣领旨！”礼部尚书与国子监祭酒连忙出列应道。
“臣……臣叩谢恩！定当竭尽驽钝，以报陛下！” 王仙更是激动得声音发颤，跪地谢恩。他只觉得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明君，自己的抱负终于有了施展的可能。
一场朝堂风波，看似以皇帝的“纳谏”和“开明”结束。所有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争论焦点，将是“书算该不该学”、“学到什么程度”、“如何考核”这些具体问题。王仙和少数支持者被推到了台前，吸引了几乎所有的质疑和潜在的火力。而皇帝，则安然立于“虚心纳谏、择善而从”的道德高地。
然而，真正的棋局，才刚刚开始。朱瞻基“纳其言”后，并未立刻催促礼部和国子监去推行那最容易引发争议的“书算之学”，而是将目光，精准地投向了王仙奏章中那看似“附带”、实则至关重要的最后一条——“年力衰迈、学无成效”及“老疾不堪教养”者，“量加体恤，放免其坐监之额”。
这才是他真正锋利的手术刀，而“书算之学”，不过是吸引注意的纱布。
旨意很快下达，明确、具体，且充满了“仁厚”与“务实”的色彩：着国子监即刻清理监生员额。凡年五十以上，且历次考课均属下等，进学无望者；或身有残疾、痼疾，不堪继续学业者；可由本监核实，体念其年迈疾苦，恩准放免坐监资格，令其还乡为民，朝廷既往廪饩不再追回，以示优恤。所出额缺，由礼部于下次考选时，择年少颖悟、向学心诚者充补。
这道旨意，巧妙地利用了王仙奏章职学无成效”这个相对模糊的标准，将其与“五十以上”、“老疾”这两个客观、难以辩驳的条件捆绑，赋予了这次清理行动无懈可击的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任何反对者，若敢阻挠，便是不体恤“老疾”之苦，是浪费朝廷钱粮养“无用之人”，是损害朝廷求才效率。
清理行动在皇帝明确的旨意下迅速展开。然而，这被“放免”的二百五十三人，绝非随意选择。朱瞻基早已通过锦衣卫和司礼监的暗中调查，将国子监内的人员背景摸得一清二楚。这二百五十三人中，赫然包括：
数名与靖难后被削爵、仍心怀怨望的勋贵旧族子弟交往过密，常在监内散布“今不如昔”言论的监生。
几个在监内拉帮结派，把持廪饩发放、欺凌弱，被称为“学霸”的资深老监生。
一批思想极度保守顽固，曾公开讥讽“实学”为“奇技淫巧”，并串联抵制任何学风变动可能的老派监生及少数思想迂腐的助教、学正。
还有一些，则是纯粹倚仗家族背景或早年捐纳入监，多年不思进取，混迹其中，只为博取“监生”名头以图方便的纨绔子弟。
这是一次精准的、披着“仁政”外衣的政治清洗。旨意职令其还乡为民，既往廪饩不追”的措辞，又给予了这些人最后的体面，避免了他们因被强行驱逐而可能产生的激烈反弹，甚至聚众闹事。皇恩看似浩荡，实则寒光凛冽。旨意如同无声的惊雷，在国子监内外炸响。留下的师生，无论原先对“实学”持何态度，此刻都噤若寒蝉，深刻领会到：皇帝的恩典可以给予，也可以随时、以任何“合理”且“仁厚”的理由收回。从此，国子监内，结党之风骤歇，清议非议之声顿减，学风为之一肃。留下的，大多是真正向学，或至少懂得谨言慎孝静观其变之人。
数月后，随着新鲜血液——一批经过严格筛选、相对年轻的监生的注入，国子监内开始试行增设“书算”与“律例”两门初级课程，由礼部从户部、刑部抽调的低级务实官员兼任教习。朝堂之上，因着清理冗员带来的警示效应，各部院处理政务的推诿、敷衍之风，也似有轻微好转。反对“实学”的声音虽未绝迹，但已微弱许多。
……
一个春日的午后，积雪消融，宫墙下偶见新绿。朱瞻基与杨士奇在文华殿后的庭院中缓缓散步。阳光和煦，朱瞻基的精神似乎也比冬日好了些。
杨士奇望着庭院中一池开始化冻的春水，感慨道：“陛下纳王仙之言，汰除国子监老疾无效者二百余人，补以新进，如今监内气象，确与往日不同。此乃仁明之举，既恤老弱，又励后学，朝野称颂。”
朱瞻基负手前行，闻言只是微微一笑，目光投向那池中尚未完全融尽的薄冰，以及冰下隐约可见的、去岁淤积的枯叶水草，淡然道：“杨先生过誉了。朕不过是为这池塘，换一换水。水至清则无鱼，固然不妥。然水草淤塞太过，腐根缠绕，则新鱼难长，清水亦会变浊。去其腐根，疏通水道，方能期待池中生出嘉木，游来锦鳞。王仙……” 他顿了顿，语气平淡无波，“是个不错的园丁。至少，他看到了池水需要清理，并递上了一把还算好用的耙子。”
杨士奇脚步微微一顿，侧目看向皇帝平静的侧脸。阳光在那依旧苍白的肌肤上镀上一层淡金，却照不进那深邃眼眸的底部。电光石火间，杨士奇忽然全都明白了。原来如此！原来陛下从一开始，目标就异常明确——清理淤塞，腾出空间，震慑余者。所谓的“书算之学”，以及那个满怀热血、正直敢言的王仙，都只是陛下用来撬动整个国子监、乃至警示朝堂这潭“池水”的、一个完美而顺手的支点。陛下从未急于立刻推行那争议巨大的“实学”本身，他首先要的，是借“提倡实学”这杆大旗，邪人事清洗”之实，牢牢掌握对“学官”和“监生”的考核与汰除之权，从根本上扭转学宫的风向。
一丝难以言喻的寒意，悄然爬上杨士奇的脊背。那是对帝王心术深沉如海、算无遗策的敬畏，也有一丝身为臣子，是否也终有一日会成为“池中需被清理之物”的隐忧。但同时，一股更为复杂的情绪也涌上心头——振奋。陛下虽病体未愈，然心智之明、手段之妙、布局之远，远超常人。在这内外交困、主少国疑的阴云下，能有如此君主勉力支撑，或许，这大明江山，真的还能再延续些时日。
“陛下深谋远虑，老臣……拜服。” 杨士奇最终，只是躬身，深深一揖，将所有的感慨与明悟，都化入了这简短的语句之郑
朱瞻基没有回头，只是望着那池春水，轻轻“嗯”了一声，不知是回应，还是仅仅一声叹息。风吹过庭院，带来些许暖意，也吹动了池中微澜。这帝国深宫的池水，刚刚经历了一次无声而彻底的清理，水面之下，新的格局正在悄然形成。而手持无形钓竿的皇帝，目光已投向了更远处，那片名为“下”的、更加广阔而暗流汹涌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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