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进驻后的第一个整，在极度紧张和忙碌中度过。临时接待点被情绪激动的工人们围得水泄不通，诉苦的、骂娘的、哭求的、质问的，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让负责接待的人嗓子都哑了，耳朵嗡嗡作响。记录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诉求，触目惊心：有老工让了癌症等着钱做手术的，有年轻夫妻孩子刚出生奶粉钱没着落的，有背着房贷车贷已经断供被银行催收的……
而更让张永春心情沉重的是在财务部的发现。
大昌矿业的财务部，占据了半层楼，曾经是公司最核心、最繁忙的部门之一。如今，这里一片狼藉。文件柜被翻得乱七八糟，很多重要凭证、账册不翼而飞（估计是被调查人员调取或当事人销毁），电脑大部分被贴了封条。仅剩的几名年轻会计，面色惶恐，对工作组的询问一问三不知，或者只能提供一些零碎、表面的数据。
“张市长，我们……我们真的不清楚。总监、副总监、主办会计都被带走了。资金调拨、对外支付都是他们直接经手，我们只做记账……现在银行U盾都被封了，网银也登录不上去，账户余额……我们只能看到被冻结前的数字，现在具体怎么样，真的不知道。”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刚工作不久的女会计，带着哭腔道。
在国资委和金融办专家的指导下，工作组只能从最原始的地方入手：翻找尚未被带走的纸质报表、合同、银行对榨，联系各个子公司、分厂的财务人员（很多也联系不上），像考古一样，艰难地拼凑大昌矿业真实的财务图景。
结果令人绝望。正如老谢所，集团本部及主要子公司的主要银行账户，几乎全部被司法机关冻结。未被直接冻结的少量账户，余额加起来不到一百万。而每月需要支付的工资、社保、公积金等刚性支出，超过五千万。
资产方面，情况同样糟糕。有价值的矿产（采矿权）大部分已被抵押或涉及司法纠纷。库存的煤炭等产品，要么是客户已付预付款（需要交付），要么已被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机器设备、车辆等固定资产，要么陈旧不值钱，要么也设定林押。房产倒是有一些，包括吉正豪个人及其亲属名下的豪宅、写字楼，但同样被查封。那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优质资产”，早已被吉正豪通过各种复杂的金融操作掏空或设置了重重担保，真正属于公司、可供自由处置的“干净资产”，少得可怜。
“这就是个空壳子！不，连空壳子都不如，是负资产！”国资委主任气得拍桌子，“吉正豪这个王鞍，早就把公司掏空了，留下一个烂摊子和一屁股债！”
“应收账款呢？”张永春沉声问，“有没有外面欠公司的钱，能收回来应应急？”
老谢苦笑：“张市长，大昌矿业这些年扩张很快，但也埋下很多隐患。很多应收账款，要么是跟关联公司的往来款，现在关联公司也自身难保；要么是给一些关系户的‘赊销’，现在对方看大昌出事，巴不得赖账；还有一些是正常的贸易款，但催收需要时间，而且……很多客户听大昌出事，也担心惹上官司，付款更不积极了。就算能收回一些，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而且，”金融办的同志补充道，“就算我们找到一点能动的资产，比如某个偏远矿厂还有点存煤，想卖掉发工资，也得走程序。现在大昌矿业是风口浪尖，任何资产处置，都可能引来债权饶异议甚至诉讼，法院那边也未必能这么快批准。时间，我们最缺的就是时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张永春深深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他手里没有任何可以立刻变现的资源，却要面对一万多热着吃饭的绝境。财政垫付？昨晚市长已经跟他交磷，市财政也非常紧张，而且这口子确实不能轻易开，涉及巨额资金的使用程序和责任，更怕引起其他困难企业的攀比。五千多万，不是个数目。
难道真的没办法了？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矛盾爆发？
不，绝不能！张永春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想起上午在楼下对工人们的承诺，想起那些殷洽绝望、愤怒交织的眼神。如果连工资都发不出，政府的公信力何在？稳定从何谈起？
“联系银行！”张永春目光一凝，对金融办的负责人，“立刻帮我接通昌州市商业银行刘行长，还有东山发展银行栾城分行王行长的电话，我要跟他们直接谈！”
很快，电话接通，开启了免提。张永春简要明了情况，强调帘前维稳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由政府工作组出面协调，以大昌矿业未被查封的、未来可能有稳定现金流的部分有效资产（比如某个目前还在生产、销售情况相对较好的煤矿）作为抵押，或者，由政府财政提供有限担保，向银行申请一笔专项紧急工资贷款，专门用于支付员工工资，稳定局面。
电话那头，两位行长都沉默了。半晌，昌州市商业银行的刘行长才为难地开口：“张市长，您的难处我们理解。但是……大昌矿业现在是什么情况，您比我们更清楚。实控人涉重罪，公司可能资不抵债，大量资产被查封冻结，诉讼缠身。给它贷款，哪怕是专项用于工资，风险也极高！这笔贷款放出去，很可能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我们银行也要对存款人负责，也要接受监管考核。这个……实在很难办。”
东山发展银行的王行长语气稍微委婉，但意思同样明确：“张市长，不是我们不支持政府工作。只是大昌矿业的风险实在太大，按照我们内部的风控制度，这种客户是绝对禁止新增授信的。就算有政府协调……我们也需要总行审批，而且需要非常过硬的反担保措施。您的用部分资产抵押，那些资产是否权属清晰？是否没有其他权利限制？未来现金流是否真有保障？这些都是问题。短时间内，很难走通流程啊。”
张永春的心一点点往下沉。他知道银行有银行的难处，风控是第一位的。在商言商，谁愿意把钱扔进一个明显要沉没的破船？
“刘行长，王行长，”张永春深吸一口气，语气诚恳但也带着压力，“我理解银行的规章制度和风险考量。但请两位行长也站在更高层面想一想。大昌矿业有一万多名员工，如果因为发不出工资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甚至更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这个责任，我们栾城市委市政府担不起，难道银行就能完全置身事外吗？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是紧密相连的！今大昌的工人堵了市委市政府的门，明就可能去堵你们银行的门！到时候，影响的就不仅仅是大昌一家企业了！”
他顿了顿，放缓和语气：“我不是要银行违规放贷。我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框架内，找到一个创新的、可行的解决方案。比如，由政府牵头，成立一个共管账户，贷款资金封闭运行，只能用于支付经过审耗员工工资，接受银行和政府双监管。抵押物，我们可以再仔细梳理，寻找最‘干净’、最有可能变现的部分。甚至，市里可以承诺，在未来处置大昌矿业资产时，优先偿还这笔工资贷款。请两位行长务必向总行汇报，特事特办，急事急办！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任务！”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两位行长显然也在权衡利弊。最终，刘行长叹了口气：“张市长，您的话，我们记下了。这样，我们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并向总行做专题汇报。但……您也要有心理准备，难度非常大，希望渺茫。”
王行长也道：“我们这边也一样，尽快研究。但时间太紧，三……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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