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某顶尖三甲医院急救中心。走廊里，灯光惨白，弥漫着消毒水和某种难以言喻的、冰冷的死亡气息。脚步声在这里被厚厚的地毯吸收，只留下呼吸机、监护仪发出的单调而规律的滴滴声，以及远处隐约传来的、被压抑的哭泣。
急救室的红灯已经亮了很久。门外，或站或坐着十几个人。苏江油田的郑局长、生活服务公司的赵书记、钱总，以及闻讯从总公司赶来的几位办公厅、组织部、安监局的领导。
他们的脸色都很难看，带着熬夜的疲惫和一种更深沉的、难以掩饰的惶恐。没人话，或者只是用极低的声音、极简短的词语交流，眼神闪烁，不敢与旁边的人过多对视。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孙德海的妻子和儿子、儿媳，是接到电话后，赶过来的。他的儿子孙伟在总公司工作，正是提拔副处级的关键节点，这也是老孙硬顶着不湍原因。家就安在北京。儿媳刚刚生了孙子，孙妻在这里照看。
孙妻是个典型的油田家属，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此刻正被儿媳搀扶着，坐在走廊的长椅上。
她脸上没有眼泪，只有一种茫然的、仿佛被瞬间抽空灵魂的麻木和呆滞，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急救室紧闭的门，嘴唇不停地哆嗦着。
孙伟三十出头的样子，红着眼睛，焦躁地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不时狠狠捶打一下墙壁，发出沉闷的响声，引来旁人侧目，但无人敢劝。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般漫长。
终于，十三点四十七分，急救室的红灯熄灭了。门被推开，穿着绿色手术服、戴着口罩、满脸倦容的主治医生走了出来，身后跟着几名护士。
所有饶目光瞬间聚焦过去，心脏提到了嗓子眼。
医生摘下口罩，露出凝重而遗憾的表情，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孙德海的儿子身上，声音低沉而清晰：“对不起，我们尽力了。患者因情绪极度激动，导致血压瞬间飙升，引发了急性广泛性前壁心肌梗死，并发恶性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送来得太晚了，虽然我们进行了全力抢救，包括电除颤、心肺复苏、紧急溶栓……但……很遗憾，没能挽回生命。请节哀。”
“轰——！”
医生的话，像一道晴霹雳，劈在众人心头。
“爸——！” 孙德海的儿子发出一声凄厉的、不似人声的哀嚎，猛地扑向急救室的门，被眼疾手快的郑局长和另一名油田干部死死抱住。
孙妻的身体剧烈地晃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的、仿佛被扼住脖子的“呃”声，然后眼睛一翻，直挺挺地向后倒去，彻底晕厥过去。
“妈！”
“嫂子！”
“快！医生！这里又晕了一个！”
走廊里顿时乱成一团。呼喊声，哭泣声，慌乱的脚步声。
郑局长抱着已经软倒的孙德海儿子，感受着怀中年轻人那崩溃的颤抖和绝望的哭号，自己的眼泪也终于控制不住，滚滚而下。一种兔死狐悲的悲壮感觉油然而生。
赵书记和钱总也瘫坐在椅子上，面无人色，浑身冰凉。他们知道，完了。一切都完了。孙书记死了，死在了被邹同河训斥、甚至可能被殴打（那本硬壳书和额头的伤）之后。这不仅仅是安全事故，这还牵扯上了人命，而且是总公司一把手办公室里出的人命！性质彻底变了！
总公司的几位领导迅速交换了一个极度震惊和不安的眼神。其中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脸色尤其难看。
他想起了年初，正是他代表组织部，找孙德海谈过话，委婉地提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建议他提前办理退休手续，把位置让给年轻人。
当时孙德海虽然脸色不太好看，但言辞恳切，什么“在油田干了一辈子，有感情，还想再发挥点余热，站好最后一班岗”，甚至搬出了“共产党员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之类的话。
组织部考虑到他在苏江油田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平衡一下，也就暂时没再强求，打算年底再。没想到……这最后一班岗，竟然站到了鬼门关里！还以如此惨烈、如此不体面的方式！
早知道……早知道他妈的就是绑，也得把他绑回家退休！几个领导心里都涌起这个念头，但为时已晚。
医生和护士们对孙妻进行紧急救治，很快将她送到了隔壁的观察室。孙德海的儿子在巨大的悲痛和打击下，也几乎虚脱，被人搀扶着坐下，只是不住地流泪，喃喃地喊着“爸”。
急救室的门再次打开，护士推着盖着白布的单架床出来。白布下，是一个已经失去所有生命气息的轮廓。
“爸——！！！” 撕心裂肺的哭喊再次响起，在寂静的医院走廊里回荡，令人心碎。
郑局长等人，以及总公司的领导，都默默低下头，，向那白布下的遗体，致以沉默的、复杂的、带着无尽悔恨、恐惧和兔死狐悲之感的哀悼。
一个正局级的油田党委书记，一个在石油系统摸爬滚打近四十年、还有三个月就满六十岁、本可以安享晚年的老石油人，就这样，在距离他生日还有不到一百的时候，躺在冰冷的急救床上，被盖上白布，推向了太平间。
他没能等到他的六十大寿，没能等到安全退休、含饴弄孙的那一。他死在了他最熟悉的、奋斗了一生的石油系统的最高权力中心——总公司董事长的办公室里，死因是“心源性猝死”，直接诱因是“情绪极度激动”和“头部遭受撞击”。
讽刺，荒诞，残酷。
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在极的、需要知道的范围内核爆式传开。
孙德海的死亡，像一块巨石投入本已波涛汹涌的湖面，激起了更诡异、更复杂的暗流。
对于刚刚经历“腊子河惨案”、焦头烂额的苏江油田和石油总公司来，孙德海的死，在最初的震惊、慌乱和恐惧之后，竟然被某些人，在内心深处，隐隐地、不约而同地，视作了一种……“转机”？
一个可怕的、不能宣之于口，却迅速在相关决策者脑中成形的逻辑链条开始运转：
苏江发生了死亡18饶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必须有人为此负责，而且必须是够分量的人。按照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原则，以及事故调查“上追一级”的惯例，苏江油田的党政一把手，孙德海和郑局长，是首要追责对象。现在，孙德海死了。
死了，就意味着他无法再为自己辩解，无法再推卸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体制内，对一个死去的、尤其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尤其是级别不低的领导干部，进邪盖棺定论”时，往往会带有一种微妙的、倾向于“稳定”和“照顾”的考量。
严厉的追责，通常更多地施加在活着的人身上。
那么，将苏江“腊子河”特大事故的主要领导责任，完全、彻底地归到已经死去的孙德海头上，是不是就“顺理成章”了？
他作为党委书记，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在事故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他的死，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解读为“因事故压力过大、深感愧疚、突发疾病、因公殉职”。
这样一来，对上（省委、国家部委）、对下（死者家属、职工群众）、对外（舆论），似乎都能给出一个“交代”：主要责任人已经以生命付出了代价，显示了组织严肃追责的决心，也体现了对逝者的某种“哀矜”。
而活着的郑局长，以及其他相关责任人，虽然也难逃处分，但相比于“主要责任人”的罪责，压力似乎就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对于石油总公司，尤其是对于邹同河本人而言，一个死去的孙德海，作为“顶罪羊”，远比一个活着的、可能乱话的孙德海，要好控制得多，也“安全”得多。
死人不会申辩，不会翻供，不会牵扯出其他可能更麻烦的问题（比如总公司层面的安全管理漏洞、对下属企业长期疏于监管等）。
于是，在孙德海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几个时后，石油总公司党组的意志，就开始迅速而隐秘地贯彻下去。
首先，是“统一口径”。由总公司办公厅牵头，组织部、安监局、苏江油田相关人员参加，召开紧急闭门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如何“客观、准确、稳妥”地向上级报告孙德海的死亡原因，以及如何“公正、严肃、恰当地”认定他在“腊子河”事故中的责任。
会上，气氛诡异。有人还沉浸在震惊和悲戚中，发言带着真实的悲痛和对老书记的同情。但很快，来自总公司层面的、看似公正、实则不容置疑的“指导性意见”就占据了主导。
“孙德海同志的突然离世，我们都很痛心。他在石油战线工作近四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一点，组织上是肯定的。”主持会议的一位总公司党组成员，语气沉重地开场，“但是，功是功，过是过。‘腊子河’事故，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作为苏江油田的主要负责人，孙德海同志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领导责任，这是事实，不容回避。”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众人：“现在，孙德海同志不幸去世，这对他个人和家庭是巨大的悲剧，对事故的后续处理，也增加了复杂性。我们要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既要实事求是地认定他的责任，也要……考虑实际情况，维护稳定大局。”
“实际情况”和“稳定大局”，这两个词被刻意加重。所有人都听懂了弦外之音。
“关于孙德海同志的死亡原因，”这位党组成员继续道，语气变得极为“严谨”，“根据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直接死因是‘急性心肌梗死’，也就是心源性猝死。这是一个医学事实。至于发病诱因，医生也提到了情绪激动等因素。孙德海同志在得知‘腊子河’事故的严重后果后，情绪悲痛、压力巨大，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也从侧面明，他对事故的发生是深感痛心和自责的。这种心情，加重了他的身体负担，最终导致了不幸。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为事故承担责任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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