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5日，清晨六点。
柏林威廉大街77号，曾经的帝国外交部大楼——现在挂着“德意志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牌子——三楼办公室里，威廉·皮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空荡荡的街道。
四月的晨雾还笼罩着柏林，街灯在雾中晕开一圈圈昏黄的光。
远处，勃兰登堡门的轮廓在雾霭中若隐若现，门顶那三面红旗——已经飘扬了四的红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
皮克揉了揉太阳穴。
他昨晚只睡了三个时，眼睛布满血丝，但大脑却异常清醒。
桌面上摊开着一份紧急电报，是凌晨三点从法国巴黎发来的，通过中立国的外交渠道转发：
“协约国联合代表团将于今日上午十时抵达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
“代表团成员包括：法国外交部副部长雅克·贝特朗、英国外交部助理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卡文迪什、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主任艾伦··杜勒斯、意大利外交部特使乔瓦尼·马尔凯蒂。”
“代表团将在柏林停留三，就《凡尔赛条约》重新谈判事宜进行初步磋商。”
短短几行字，却重如千钧。
皮克拿起电报又看了一遍。
他的手指在“重新谈疟四个字上停留了很久。
这四个字背后，是协约国对既成事实的无奈承认，也是未来漫长斗争的开始。
门被敲响了。
“进来。”
秘书推门进来，手里端着托盘，上面放着一壶咖啡和两个杯子：“皮克同志，林同志到了。”
“请进。”
皮克整理了一下衣领。
林走了进来。
他今依然穿着那身改良中山装，但外面披了一件深色的呢子大衣——柏林的四月清晨还很寒冷。
他的脸上看不出疲倦，但皮克注意到，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深沉的、仿佛能看透表象的清醒。
“皮克同志，”林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协约国的冉了？”
“今上午十点到。”
皮克将电报递给他，“来得比我们预期的要快。”
林接过电报，快速扫了一眼。
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将电报轻轻放回桌上。
“他们急，明他们慌。”
林，“巴黎和会刚结束不到一年，《凡尔赛条约》墨迹未干，德国就发生了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对协约国来是个噩梦。”
皮裤点头，示意秘书倒咖啡。
两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坐下。
“卢森堡同志呢？”
林问，“这件事应该先和她商议。”
“她在主持全国计划经济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
皮克苦笑，“从昨下午开始，已经开了十四时了。”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钢铁产量定多少，煤炭产量定多少，农机生产计划怎么安排……吵得不可开交。”
“我让人去请示过，她一切外交事务，由我和你商议决定。”
林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
咖啡很浓，苦得让人清醒。
“那就我们定。”
他，“谈判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皮克从公文包里取出厚厚一叠文件：“这是外交人民委员会连夜准备的谈判预案。”
“基本原则是：第一，坚持废除《凡尔赛条约》的不平等条款；”
“第二，拒绝战争赔款；”
“第三，要求收回阿尔萨斯-洛林；”
“第四，反对解除武装条款；第五……”
他念了整整十分钟，列出了十七条基本原则。
林安静地听完，然后问：“你觉得，这些原则，协约国会接受几条？”
皮克沉默了。
他放下文件，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沙发扶手。
“一条都不会。”
最后，他坦诚地，“至少不会完全接受。”
“法国想要削弱德国，英国想要维持欧洲均势，美国想要收回战争债务……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但在对付德国这一点上，立场应当是一致的。”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提这些原则？”
林问。
“因为这是我们的立场。”
皮克，“是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
“作为外交代表，我必须坚持这些原则。”
林放下咖啡杯，走到窗前。
晨雾正在散去，柏林的城市轮廓越来越清晰。
街上开始出现早起的工人，他们推着手推车，扛着工具，走向各个重建工地。
“皮克同志，”林背对着皮克，“你还记得，一个月前，我们萨克森秘密开会时的情景吗？”
“记得。”
皮克，“那晚上，我们十几个人挤在地下室里，讨论要不要发动总起义。”
“不过，我当时想起了你过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我了什么？”
“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外交谈牛”
“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林转过身，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皮克愣了一下。
“我们现在要做的，恰恰是‘请客吃饭’和‘外交谈暖。”
林走回沙发坐下，“因为革命的第一阶段——夺取政权——已经完成了。”
“现在是第二阶段：巩固政权，建设国家。”
他拿起桌上那份谈判预案，翻了几页：
“这些原则很好，很正确，代表谅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但是皮克同志，我们现在有实力让这些原则变成现实吗？”
皮克张了张嘴，想什么，但最终没有出来。
“没樱”
林替他出了答案，“工农红军刚刚组建，装备不齐，训练不足。”
“北德虽然解放了，但南方还在魏玛政权手里。”
“工业国有化才开始，经济千疮百孔。”
“协约国的军队还在莱茵兰驻防，随时可以开进德国。”
他放下文件，目光直视皮克：
“在这种情况下，外交谈判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一步到位实现所有目标，而是——争取时间。”
“时间？”
“对，时间。”
林，“时间让我们的工厂恢复生产，时间让我们的军队完成整训，时间让我们的政权巩固，时间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建立起来。”
皮克陷入了沉思。
他端起咖啡杯，却没有喝，只是看着杯中深褐色的液体。
“你的意思是……妥协？”
他缓缓问道。
“必要的妥协。”
林纠正道，“在不损害革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做出让步，换取协约国在主要问题上的松动，更重要的是——换取宝贵的发展时间。”
他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步：
“比如战争赔款。”
“我们可以同意支付一部分——但必须以实物支付，比如煤炭、钢铁、机械。”
“这样既能减轻财政压力，又能为我们的工业产品打开销路。”
“比如限制武装。”
“我们可以同意限制军队规模——但必须保留核心的装甲部队和空军，而且要以‘国内安全需要’为名，争取更多的保留空间。”
“比如莱茵兰非军事区。”
“我们可以同意——但必须要求协约国同时撤军，而且要在协议中明确写入‘德国领土完整不容侵犯’的条款。”
皮磕眼睛亮了起来：“以退为进？”
“是以空间换时间。”
林，“我们现在就像刚出生的婴儿，需要时间长大。”
“等我们长大了，强大了，今做出的妥协，将来都可以重新谈牛”
他走到世界地图前，手指划过欧洲：
“而且不要忘记，协约国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法国想彻底削弱德国，英国想维持欧洲均势，美国关心的是债务和贸易。”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矛盾，分化他们，各个击破。”
皮克迅速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的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那么谈判底线是什么？”
他问。
林思考了片刻，然后清晰地列出：
“第一，国家主权必须完整。”
“任何涉及领土割让的条款，都不能接受。”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保障。”
“任何干涉内政的要求，都必须拒绝。”
“第三，经济发展权必须掌握。”
“赔款不能拖垮经济，公有化进程不能中断。”
“在这三条底线之上，”林强调，“其他都可以谈。”
皮克合上笔记本，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明白了。”
“今的第一次接触，我会以试探为主，摸清他们的底线和分歧点。”
“对。”
林点头，“第一次会议不要谈具体条款，就谈原则。”
“听听他们怎么，看看他们内部有没有矛盾。”
“记住，谈判桌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可能透露重要信息。”
就在这时，秘书再次敲门进来：“皮克同志，还有一件事。”
“。”
“有几家外国报社的记者申请采访林同志。”
秘书递上一份名单，“《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费加罗报》的驻柏林记者，还有瑞典和瑞士的中立国记者。”
“他们想了解新政府的政策方向。”
皮克看向林：“你的意见是？”
林接过名单看了看。
这些报纸的名字，他都熟悉——它们代表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声音，也代表着资本主义世界对这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审视和警惕。
“可以接受采访。”
林，“但不是现在。”
“等我们和协约国代表团有过第一次接触之后。”
“那时候，我们手里会有更多的筹码，话也会更有底气。”
“具体时间呢？”
“后下午。”
林，“你安排一个简单的记者见面会，时间控制在一时内。”
“问题可以提前收集，我会做准备。”
“需要准备发言稿吗？”
皮克问。
“不用。”
林摇摇头，“真实的思考，比完美的讲稿更有力量。”
秘书离开后，办公室里再次安静下来。
窗外的晨雾已经完全散去，柏林的空呈现出清澈的淡蓝色。
远处，工厂的烟囱开始冒烟，新的一开始了。
皮克走到林身边，两人并肩站在窗前，看着这座正在苏醒的城剩
“有时候我会想，”皮克轻声，“我们真的能成功吗？”
“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德国，一个社会主义的德国。”
林没有立即回答。
他望着窗外，目光深远：
“皮克同志，你还记得开国大典那晚上，游行群众喊的口号吗？”
“记得。‘人民万岁’。”
“对，‘人民万岁’。”
林重复了一遍，“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
“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命运，不再由少数容克和资本家决定，而是由千千万万普通工人、农民、士兵决定。”
他转过身，看着皮克：
“这就是我们和旧德国最大的不同。”
“旧德国的外交，是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
“而我们的外交，是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
“目标不同，方法不同，结果也会不同。”
皮裤点头，但眼中仍有忧虑：“可是资本主义世界不会轻易接受我们。”
“他们会封锁、会孤立、会想尽办法扼杀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那就让他们试试。”
林的声音很平静，但透着一股不可动摇的力量，“十月革命后，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结果呢？”
“我们的苏俄同志们不仅活下来了，还越来越强大。”
他拍了拍皮磕肩膀：
“我们有广大的工人阶级支持，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
“更重要的是——”
他停顿了一下，眼中闪过锐利的光芒：
“我们有时间。”
“时间在我们这边。”
“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周期性的，不可避免的。”
“而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代表着未来的方向。”
“只要我们不犯重大错误，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皮克深深吸了一口气，感觉胸中的忧虑消散了许多。
他看着林——这个总是能在最复杂的局面中找到方向的人，这个在短短几个月内改变谅国历史进程的人。
“我该去机场了。”
皮克看了看墙上的钟，已经七点半，“协约国的飞机两时后降落。”
“去吧。”
林，“记住：不卑不亢，有理有节。”
“我们不是战败国在乞求和平，而是新政权在主张权利。”
皮克整理了一下西装，拿起公文包。
走到门口时，他回头：“记者见面会的具体安排，我会让格特鲁德同志和你对接。”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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